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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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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通志》卷一九称：“国初，诸王、勋戚及八旗臣工，俸糈之外，既赐园地。复按所属壮丁，拨给晌亩。”终清之世，土地收入始终是皇室贵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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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入关以前，满洲贵族已把设立农奴制庄园，作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天命六年（1621）初，努尔哈赤命在明人所弃铁岭、范河一带设立八贝勒庄地。攻陷辽、沈地区以后，又在海州等地增授诸贝勒各三庄。[66]庄有专门的管庄人，庄丁是掳掠来的人口，“奴婢耕作，以输其主”。[67]皇太极时代，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和掳掠人口的增加，农庄的数量不断膨胀。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没收大贝勒阿敏及其子洪科退财产时，留给阿敏本人庄6所，园2所，洪科退庄2所，园2所。[68]阿敏是因“十六大罪”而被黜幽禁的，留给他的庄园只能是原先财产的很少一部分。天聪九年，大贝勒代善子瓦克达被籍没时，有庄园23处。[69]皇太极的庄园为数最多，崇德初年隶属他的户部官庄（包括粮、棉、盐庄）多达78所，其中旧庄69所，新庄9所。按规定，旧粮庄每年应纳粮100仓石（仓石3石6斗合1斤石），新粮庄应纳粮50仓石，65个粮庄应征额粮6005仓石；棉庄每年应纳棉100斤，10个棉庄应征棉1万斤；盐庄每年应煮盐1.5万斤，3个盐庄应征盐4.5万斤。除此额征外，庄丁还必须负担各种杂项，仅一个旧官庄每年交纳的杂项就有：猪20头、鹅10只、鸡40只、鸡蛋200个、马蹄莲1斤、席子2块、菁麻20斤、粗绳2根、葫芦瓢10个、笤帚10把。[70]官庄的产品实际上满足了皇族基本的生活需要。但由于剥削严重，庄丁普遍没有积极性。对不能完成额赋的庄头按数鞭笞，庄丁因不堪其苦多有逃逸，致使多数官庄不能完成额粮。崇德二年（1637），在皇太极的65个粮庄庄头中，因未完额征而被笞杖的竟多达54人。清朝入关后，将农奴制庄园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办法移植到畿辅一带，并加以充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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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伊始，下令清查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迁来的王公勋臣和八旗官兵。后下令，不论有主无主土地，悉行圈占。到康熙八年（1669），清朝在近京方圆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旗地16.7万顷。[71]所圈旗地，除70%以上（14万顷）分拨给“从龙入关”的30余万八旗人丁使用外，其余2.6万余顷归皇帝和他的宗室近族无偿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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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帝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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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所有土地上设立的为皇庄，是皇室私产。由内务府直接管辖的皇庄，主要分布于京畿和直隶地区。据昭梿说法，畿辅皇庄有地1.3万余顷。[72]从实际统计结果看，要高出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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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皇庄，依建立时的具体情况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皇室的不同需求，在经营管理上是有所区别的：有以交纳大粮为主的粮庄；有专纳银钱的钱粮庄；有供应皇室干鲜果品的果园；有进献珍禽野味和毛皮的各种打牲户；有负责日常菜蔬的瓜果园；以及为皇室牲畜供应豆、草的豆秸庄和豆粮庄。关外也有少数这样的庄，如果园和各种打捕户。即使是属于同一类的皇庄，也因不同情况而有差异：如大粮庄区分为“老圈庄”和“承领官地庄”；钱粮庄区分为“投充庄”和“承领官地庄”；果园则分为“陈人（老圈）园”、“新人（投充）园”和“承领官地园”三种。此外还有未立庄、园而直接归属内务府的各种户、丁、军，情况更为复杂。下面就畿辅、盛京、口外、热河、打牲乌拉等处皇庄（园）及相关情况作一概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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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辅粮庄又叫大粮庄，最初是由上三旗在圈占旗地上设立的，因为设立最早，故又称为“老圈”。康熙八年（1669），按各庄贫富程度编为一至四等。初设粮庄，土地参差不齐，康熙二十四年（1685）题准，新设粮庄，每庄给地300垧（每垧6亩，合18顷）。至乾隆十年（1745），又提出，庄地均以18顷为一分，9顷为半分；余地足18顷、9顷者，增设大庄、半庄。[73]雍正年间，关内有粮庄322个，定为一等57庄，二等16庄，三等38庄，四等210庄。嘉庆年间，关内粮庄增至503个，且按土地多少编为四等：一等庄63个，地36顷；二等庄10个，地32顷；三等庄，215个，地28顷；四等庄250个，地18顷。另外，还有半分庄219个，每庄地9顷。[74]按此标准，总计有地1.4万余顷。有清一代，畿辅皇庄土地有所增加，据此可见一斑。关内大粮庄主要分布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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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粮庄主要交纳实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一等庄，岁纳粮250石；二等庄220石；三等庄190石；四等庄120石。均每石折米5斗。半分庄，岁纳粮60石，谷草千束，秫秸140束。此外，还要交纳猪只、秫秸，或红、白黏谷。乾隆年间，粮庄所纳杂项陆续改交折色。至嘉庆十七年（1812），连粮食也改折色，全部交纳银两了。其时503个大庄和219个半分庄合计应纳银15.1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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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郊南苑、畅春园、房山、朝阳门外等处，还设有几处粮庄、稻田庄，专门供奉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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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银庄，又称钱粮庄。顺治初年，近京百姓带地投充愿充纳银庄头者，各按其地亩设庄，为纳银庄头；后有愿领入官地亩，设庄纳银者，亦为纳银庄头。对于一部分带地较少或“以身来投”未带地的投充户，清廷各给一绳地（42亩为一绳），称绳地人，均交纳银两。还有一些纳蜜、纳苇、纳棉、纳靛者，为蜜户、苇户、棉靛户，也按亩征银。乾隆二十四年（1759），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所属银两庄头141名，应征银21211两；投充户315名，投充地3640顷，应征银10920两；蜜户39名，地297顷余，应征银1489两；苇户7名，地149顷余，应征银209两。以上共应征银41091两，本色草12.21万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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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类皇庄为果、菜、瓜园。果园主要来源于圈占和投充。来自圈占的果园又称“陈人园”。陈人园和投充新人园在征银方法上有所不同，前者为计丁纳银，后者是计地纳银。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七，顺治初年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所属州县，设三旗果园（即陈人园）136所，共旧丁705名，给养赡家口地271顷；又京外附近携地来投新园（新人园）121所，共地870顷47亩有奇。以上共果园257所，应征银6400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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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在京郊还设有菜园、瓜园。每菜园头1名，给畦地19垧；每瓜园头1名，给地30垧。乾隆年间准菜园头等所交差务折银，即旱地园头35名共应交银5670两；畦地园头25名，除丰泽园占用1名，其余24名共应交银3888两。以上共应交银9558两，于年终如数交纳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存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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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内务府的还有各类户、丁。其中，鹰户、鸭户、鹌鹑户、蜜户、狐皮户、网户、雀户等各种打牲壮丁，归属都虞司。灰、煤、炭丁（军），归属营造司。他们所领有的差地同样是皇庄的一个组成部分。壮丁有新、旧之别。前者指顺治初年近畿地区当牲丁差的投充人，其中有带地投充者，也有不带地者。后者则指“从龙入关”的老牲丁。牲丁的任务是为皇室打捕各种猎物、网鱼，再按一定标准折银计算。如带地投充打牲新丁1370丁，每丁有地自5垧至900垧不等，共地25119垧，1507顷余。内水地每垧征银1两5分，旱地每垧征银3钱5分，每年共征银8837两，有交纳猎物者，照例折银抵销地亩钱粮。[77]雍正年间，打牲新丁交鹿1只，折银2两；狍1只，折银1两3钱；鹌鹑1只，折银2分。以后京郊猎物逐渐稀少，牲丁们只好种地纳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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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灰、煤丁（军）及草子匠，主要是大兴、宛平、昌平等州、县的投充壮丁。清初，此三州、县投充旗下壮丁，每丁给地6至7垧，分别征收石灰、煤、炭等项，折算地亩钱粮。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一四，灰军、煤军、炭军各以其地35亩，草子匠各以其地42亩，编为一丁；灰军531丁，草子匠8丁，共地189顷21亩，应征银946两5分，岁交青白石灰、包金土灰1万斤抵银11两2钱5分，土1000斤抵银3两，余银交广储司；煤军535丁，草子匠3丁，共地188顷51亩，应征银565两5钱3分，岁交煤草，煤l万斤抵银16两5钱，余银征交广储司；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851束（束重7斤），交会计司分发各厩；炭军528丁，共地184顷80亩，应征银554两4钱；折交黑白炭、白炭1000斤抵银10两5钱，黑炭1000斤抵银3两2钱7分5厘；每地6亩，交草7束，共征草18480束。交会计司分发各厩。共计灰、煤、炭军1605丁，地562顷52亩，应征银2065两余，草37331束（26万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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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上述不完全统计，畿辅一带皇庄土地已逾2万余顷，岁征银21.8万余两，外加各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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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口外的庄虽多称官庄，实际上也是属于皇帝的，不过有些是分别由各所在地的不同机构代为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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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盛京一带隶属内务府的一至四等粮庄76个，共应征银1245两，粮22427石；棉花庄45个，交本色棉花1.2万斤，折色棉花银800两；靛庄11个，交本色靛1950斤，折色靛银200两；盐庄3个，交本色盐1.2万斤，折色盐银66两。[78]锦州一至四等粮庄269个，又纳粮庄27个，承种入官地亩庄（纳租庄）4个，纳银庄1个，共应报粮69130石，折银29497两。[79]盛京、广宁旧园丁1173名，岁征银3519两。[80]盛京、牛庄等处还有隶属内务府的大批网户、鹰手、捕狐户、蜜户、牲丁、捕水獭户、鹳户、细鳞鱼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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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内务府系统外，盛京所属户部官庄也有粮、盐、棉庄，其收入专供永、福、昭三陵祭祀之用。礼部官庄则以祭品供给陵寝、寺庙。工部官庄则供给宫殿、坛庙、陵寝等一切营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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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陵所属官庄系供给三陵祀典所用果谷菜蔬而设的祭田。大半是在入关以前由带地投充地中拨给的一部分所构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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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室在古北口、喜峰口外也拥有大片地产。嘉庆六年总管内务府大臣丰伸济伦题称：口外有大小粮庄134个，应报粮35352石，其中杂粮一项折收银两。清室特设热河总管负责当地粮庄事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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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打牲乌拉、内蒙古的归化城等处，均设有内务府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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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每一年的收入如数收上，清皇室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康熙年间定：凡收粮毕时，各庄头将所收粮数报明，于定额外多纳1石者，赏银4钱；缺1石者，责2鞭，其鞭责不过100下。[84]承催不利的官员也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鞭责、罚俸、降职、斥革的处分。[85]拖欠严重的庄头，则革去庄头，退为庄丁，鞭责外再枷号数十日以至数月。[86]捕牲壮丁若完不成定额或工作中发生意外，同样难逃责打。康熙二十一年（1682），都虞司将24只新捕到的鹰交给石匣儿等地鹰户驯养，其中7只笼养后或死或野性未除，内务府总管噶鲁为此题称，10只鹰原有病残，驯鹰人拟免鞭责。玄烨却以“这几年笼养甚坏”为理由，下令“严议具奏”。遂经复议，嗣后好鹰经笼养死亡，窝铺长拟50鞭，掌笼人拟80鞭；若调教得不好，窝铺长拟30鞭，掌笼人拟50鞭；残疾之鹰若死亡，窝铺长拟27鞭，掌笼人拟30鞭。[87]处罚壮丁、庄头的事例在清代档案中俯拾即是。庄丁是皇室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他们承担的杂泛差派非常繁重，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颁定一系列刑法，对广大壮丁施以心理的震慑和暴力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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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公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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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顺治年间的王公庄园，主要来源于分领圈地和逼民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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