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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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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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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黄宗羲对那些职衔好像并不当回事。今存他的一幅亲笔手迹《自题》，里面将自己一生划为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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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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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指老、中、青三个阶段。青少年，因阉党迫害其父黄尊素而受牵连，故曰“锢之为党人”；晚年潜心著书立说，真正成为学者；中年，便是投身抗清活动这一段，他很奇怪地用了“游侠”来形容。考诸《史记》，司马迁对其首创的“游侠”一词有此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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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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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正义”，并非今天作为“邪恶”反义词的意思，而主要指“合法”、“正途”、“正统”。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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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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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游侠”特征是以布衣取义，这也正是当初黄宗羲请“以布衣参军事”的注脚。从一开始请“以布衣参军事”，到晚年自认为“游侠”，黄宗羲对于他在反清斗争中的姿态，一直在坚持着什么。这究竟包含何意，答案其实就藏在“不轨于正义”几个字里，读者可先留意，原委以后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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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且把黄宗羲的十年反清活动，做极简的交待。极简，并非悭吝篇幅，而是事迹本身实在不算丰厚。虽然浙东起义者们的热血和勇毅，很可感佩，但客观上力量极孱弱，方方面面情势都占不到任何便宜，内部组织又十分的涣散，确实是乏善可陈。顺便说一下，自满清在南京得手以后，明朝残余力量的反抗相较而言以粤、桂、滇等地略显可观，福建因为郑成功亦稍有声色，浙东的情形却基本只是给人以卵击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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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兵后，黄宗羲的战斗经历实际仅一次。那是第二年（1646）初夏，黄宗羲的西进之策获支持，于是得到总共三千的兵力，另有朱大定、陈潜夫等的小股部队“数百人附之”，计划“渡江，劄（通“札”，驻扎之意）谭山，将取海宁”。这三千主力，好不容易方才凑得，“两督师（指孙嘉绩、熊汝霖）所将皆奇零残卒，不能成军”。[23]但抵抗力量对此次行动却颇寄厚望，“嘉绩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义兴伯郑遵谦夹攻杭城”[24]，一旦得手，就要夺取杭州。这显然不切实际。行动刚一开始，未能渡江便大败，“以江上兵溃而返”——说来也是天不作美，是岁，正赶上大旱，“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步往返”。清军北人，本来恐水，此时大胆放马试之，“不及于腹”，于是挥兵过江。这边义师则被冲得七零八落，“走死不暇”，苦苦聚集的三千人马登时烟消云散，连监国朱以海也从绍兴仓皇出逃，“上由江门出海”，直接漂泊海上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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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失去和朱以海的联系，以所剩五百人逃入四明山，“结寨自固”，暂所栖身，然非长久之计。稍作喘息，黄宗羲决定乔装打扮自己下山，去访朱以海下落。他“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贫，不可就之求粮”。可话虽如此，部队也并非不明白这道理，终不能白白饿死。黄宗羲走后不久，“部下粮绝，不得已取之山民。”而山民看来也无甚政治觉悟，不因你是抗清武装就甘心被抢，“以语逻卒，导之焚寨”，向满清的侦探告发了这支武装的存在，且为之当向导，“夜半火起”，黄宗羲手下汪涵、茅瀚二将“出战死之”，余者或死或逃。而黄宗羲查访空手而回，回来则“无所归”，山寨早已荡为平地，只好潜回黄竹浦，“而迹捕之檄累下”，从此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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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躲避的地点，是化安山。在那人迹罕见之地，他用研究历法和数学打发时间。我们往往只知他是人文学者，其实，黄宗羲算得上近世重要的科学家。清代历算之学以梅文鼎成就最高，全祖望却说：“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27]称梅氏先驱实为黄宗羲。而其自云：“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8]一是认为中国数学衰落已久了，言下之意，到他这儿才重续旧脉。其次，似乎他的历法与数学得之“西人”，当然，以他看来西方这类学问源出中国，他不过使之回了娘家而已，但由此看出，他是中国近世较早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物之一，具体经过我们并不清楚，有人推测可能从前在北京游历时与汤若望等有过交往。避祸二三年间，他总共写了十几种历法、数学著作，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等，惜多佚，仅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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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两年后，1649年（即顺治六年，为尊重此时黄宗羲的立场，我们不书清朝年号）他终和鲁王重新接上头。这时，鲁王经过一段萍漂，落脚于宁海以南、台州以东的健跳所（所，为明朝的军事防卫单位）。黄宗羲赶去从亡。朱以海之所以落脚健跳，是因地处海边，敌退我驻，敌来我跑，可随时遁入大海。这种日子，实在无聊得很。黄宗羲述之：“诸臣无所事事，则相征逐而为诗……愁苦之极，景物相触，信笔成什。”形容“寄命舟楫波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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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犹在其次，穷途末路才是挥之不去的感受；说是有了落脚点，实际上大多时间漂于海上，鲁王君臣的光景，即令俄底修斯见了也自叹弗如。“每日朝于水殿”[30]，“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31]。古代城墙、宫墙绕以护河，称“金汤”；眼下，朱以海的“金汤”便是海水。“水殿”云云，说来好听，其实就是破船而已。黄宗羲这些笔墨，似幽默而实苦涩，苦中作乐况味跃然纸上。还有更具体的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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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金銮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其形容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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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处于棺中”，他日后坚持祼葬，或与这段压抑记忆有关抑未可知。他感慨：“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倘把如上情景绘于宫墙，那些为君的就明白绝不可做亡国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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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日子在他并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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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从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诏下，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公闻而叹曰：“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乃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归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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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国，不是战胜国，相反，恰系亡国。姜伯约，即姜维，伯约是其表字，他在诸葛亮死后辅佐后主北复中原事业。陈情，指因奉孝之故提出辞职请求，晋武帝时李密写了千古传诵的《陈情表》，后遂以“陈情”指此类事。当时，满清为扑灭抵抗运动，下令对所有参与者的家属予以登记，其实就是以株连相威胁。黄宗羲说，为了母亲不受牵累，他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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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辞去，直接理由是满清这道政令，而我以为，也只是一个理由罢了。其他从亡者，故里自然也各有亲眷，所受威胁是相同的，却并未都就此辞去。不过，黄宗羲找了个借口离开，又不等于当反清运动的逃兵。其实，从很早以前，对于黄宗羲我们就应该有将“反清”与“复明”区分来看的意识。在很多别的抵抗者那里，两者可能勾连并立，在黄宗羲却并非如此。这几乎是理解黄宗羲时最最关键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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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能为姜伯约”，潜台词是对追随鲁王抗清，已不认为还有希望。前面引用他对健跳情形的描写，那种笔触，墨渖之间，充满乏竭空虚，待在这里，徒自凄苦而已。他不愿做这样无谓的事，或通过与鲁王不离不弃来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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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离开健跳，回黄竹浦了。然而不数月，他又回来——此时鲁王已移驾舟山。为什么呢？因为鲁王召他充当副使，去日本长崎乞师。显然，只要有事可做，只要实实在在有益于抗清事业，他还是不辞驱策的。关于出使日本，黄宗羲后在《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中未有一语提及自己，那是出于避讳，而事情本身是确实的。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监国由健跳至翁洲（即舟山），复召公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34]其后人黄炳垕所撰《黄宗羲年谱》亦载：“十月，监国由健跳至舟山，复召公偕冯侍郎跻仲京第、副澄波将军阮美，乞师日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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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师，便是向日本借兵，请日本援华打满清，“诉中国丧乱，愿借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最早是乙酉年（1645）秋，由一个名叫周鹤芝的日本通首先联络。据说“大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财，足以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只待“中国使臣之至”，经正式外交途径确认。其后，戊子年（1648），御史冯京第与黄斌卿之弟黄孝卿到了长崎，但正赶上西方天主教徒扰日，日本对外戒严，冯京第不得登岸，“于舟中朝服拜哭而已”，后遇日本某“如中国巡方御史”的官员，“京第因致其血书”，日王见后，“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我国，我国之耻也。’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拟以日本列岛狱中犯人组成军队，盖以此令其立功赎罪也。冯京第得到答复后先回，留黄孝卿留日作为联络人。日本打算援华，并非虚言，因为冯京第回国时，日方赠款“洪武钱数十万”令其携回，当时，日本还不掌握铸钱技术，故“但用中国古钱”，洪武年间所铸之钱，中国都已少见了，“舟山之用洪武钱，由此也”。应该说援华行动已经开始，问题是，留日代表中国的黄孝卿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如今，日本AV发达，其实其声色之盛，自古而然，黄孝卿在长崎即为此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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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幔分为私室。每月夜，每悬琉璃灯，诸妓各赛琵琶，中国之所未有。孝卿乐之，忘其为乞师而来者，见轻于其国，其国出师意亦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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