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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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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大概可予阮氏其人一个总的了断：迄今那种主导性的，将他一言以蔽，视为奸恶、小人和“坏种”的见解，值得商榷。一言以蔽，不如分而论之来得客观。亦即，前后有两个阮大铖；一个是弘光前的，一个是弘光中及以后。前者我们无由鄙之，后者才是四百年来众口所谈的阮大铖。倘若就弘光前阮大铖——包括其遭际——做一鉴定，我们推荐夏完淳《续幸存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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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以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媚事阉党）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十”字衍，应为“七年合算”）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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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之阿珰，原为枉案”，“持论太苛，酿成奇祸”，所论极平，至为公允，弘光以前应如此作结。弘光之后，性质全变。阮大铖怙权为恶，意无旁顾，其间“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表面上是冤怨相报，而揆诸现实，大敌当前、国势危殆，“清兵之事，置之蔑闻。当清之初入也（指清兵入关时），我一旅北征，山东、河南人心响应，岁币之供，清可去也。士英漠然不问，但与大铖等章（通“彰”）贿赂、树彼此而已。”[64]故而我们对阮大铖所为，不能仅以倾东林-复社视之，必须指出，他是实实在在地损国家、害社稷，不管有何种前因旧缘，均不可释其恶。至于“以铨部为奇货”、滥鬻官爵、疯贪狂黩，更是祸国铁证，绝无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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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曾精细地说，马士英是“贪庸误国”，阮大铖是“贪奸误国”。[65]一字之差，点出异同。我们借此谈另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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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就是从“庸”、“奸”之别引出。平时，我们一见到“奸”，反应都在“丑”和“恶”上。可是若论丑恶，马、阮彼此彼此，谁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李清特以“庸”、“奸”论之，意思并非他们恶有大小，而是说，丑恶的特色各异、原因有别。马士英误国，一以贪，一以庸；贪，乃私欲所致，庸，则是水平和能力。我看过很多对马士英的评论，对他的人品，没有不认为低劣的，但普遍来说，不觉得他具很大危害性。夏完淳讲过这么一句话，值得体会：“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66]这可不是表扬马士英，而是说他实属樗栎之材，才力所囿，坏虽坏，坏的能量究竟有限。阮大铖截然不同，李清置马士英于“庸”，而以“奸”字赠阮大铖，包含才具的评价。换言之，只有丑恶不足为“奸”，才、恶相济，方可达“奸”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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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有不少实例。古代视为头号权奸的曹操，大家都知道他是荦荦大才。在明代，严嵩的“奸名”无出其右，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他同时是大才子，学问文章均属一流，聪明过人，与心思极细的嘉靖皇帝周旋十几年，而滴水不漏。在我们当代，也有一位此等人物康生，此人阴狡之至而博雅多识、灵慧机巧，别的不论，单说书法他就能左右开弓且都达很高造诣，似脱常人左右半脑掣其一端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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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的人到处都是，丑恶而配伍奇才的人辄百不一遇，而非后者不足以言“奸”。阮大铖、马士英之间，区别就在这里。两人皆贪，是他们的共同点和携手的基础，但仅此成不了搭档、组合，还取决于另一条件，即才智上彼此借重、依存。倘使马士英聪明劲儿不减阮大铖，阮大铖多半要另选合作者；反过来，如果阮大铖乃是庸才，马士英亦将嫌其多余。惟因一“庸”一“奸”，配置合理，才一拍即合。我们知道，马士英脱颖而出，源自周延儒对阮大铖建议曲线谋复时阮大铖的推荐，这推荐，一定考虑了后者便于操控。不仅如此，马士英后来以定策而攫得首辅之位，也都出自阮大铖幕后出谋划策。可以说，马士英之有今天，全拜阮大铖所赐，虽然南京陷落后，马士英对过度依赖阮大铖感到懊悔：“士英亦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其恶，意固不平，由是渐相矛盾。”[67]但他忘记了，没有阮大铖，他或者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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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扁平人物、面具化问题，这是重点。如果写来写去，末了阮大铖仍只能被“看扁”，则本文之作亦可休矣。一直以来，奸臣话语都是我们扁平化思维的突出代表，其源盖出于用单一、极端的道德褒贬将历史叙事彻底覆盖。历史叙事肯定不能排除道德批判，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只剩下道德批判，其余一切剔除得一干二净。旧戏里面，曹操、严嵩涂着大白脸，犹未登场，格调已定。电影《桃花扇》虽是当代作品，却也还是把阮大铖搞成獐头鼠目、胁肩谄笑的模样，生怕不如此观众不晓得他是甚等样人。在中国，不但早已习惯奸臣如此这般，乃至一闻奸臣二字，大家能自动在脑海中画出这副形容。其实多半相反，“奸”不是普通坏蛋的层次，丑恶而至于奸，这种人往往既有千夫所指的一面，又有正常情形下大家所欣赏、以为出类拔萃、愿意在自己身上也看到的东西。单论禀赋，历史上很多奸臣该算人中之杰，只是心性所致，没走正道。人类的所长与所短，被他们揽于一身；他们的复杂性其实是超过一般人的，人性在他们身上遭遇更多的矛盾冲突，自我分离、自我撕裂的情形往往更为严重。这样的人，明明更适宜性格和心理的多面考察，怎么反倒是扁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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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起来，都在于太功利。中国的许多不好，小至产品粗制滥造，大至道德上心粗气浮，都是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对道德，历来重实用不重认识，急于拿出简简单单的标准，树立好坏典型，来垂范、戒告社会。至于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则置之不论；不单不论，还恨不得摈于视听之外，倘若有人谈起，往往斥为给丑类“涂脂抹粉”。以阮大铖为例，他的奸臣身份确定以后，大家就好像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皆大欢喜，从此这个人就打入另册、束之高阁，有关他的探问几乎绝迹。1981年，黄裳先生作《咏怀堂诗》一文，是几十年来寥寥无几的一篇有关阮大铖的文章，但它结尾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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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的手段。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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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粉，是一种理解。复杂性，是另一种理解。笔者主张后者。我因而想到在西方似乎从没有哪个人物由于是坏人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相反越是这种人，大家探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一般犯罪者还是独夫巨奸，往往引得作家反复书写。那是因为，里面有一种人性信念，认为坏人的意义不在于坏，而在于人性不知何故在他们那里被强烈扭曲和压抑。知道一个人的坏，何须吹灰之力，了解他们为什么坏才最重要、对社会最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却是相反的。我们满足于判定一个人的坏，然后把他扫入历史垃圾箱。我们不想真正认识人性，认真取得教益。由此受影响的，恐怕不仅是文学深度，更在于民族思维和心智是成熟或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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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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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不作翻案文章，却打算还一个真实的阮大铖。所谓真实，不是说以往主流叙事和评价呈现的阮大铖有假，而是指它们以扁平化、面具化，遮蔽掉他奸臣以外的许多东西，致迄今广为人知的阮大铖，并不完整，有不少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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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复原完整的阮大铖，又谈何容易。奸臣下场，不光令其面目扁平，也让相关材料流失惨重。以剧作论，全部十一种今仅存世四种；诗歌方面，“清代藏书家于其诗率少著录”，《明史》“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朱彝尊《明诗综》不载大铖姓字，附论于李忠毅诗前，曰：‘佥壬反复，真同鬼蜮，虽有《咏怀堂诗》，吾不屑录之。’”[69]“终满清二百八十年之际，除《燕子笺》《春灯谜》两传奇外，殆无人能举《咏怀堂诗》之名者矣。”[70]即便如此，现有材料所能补充于我们的认识，也将大大有异于只是一介小丑的阮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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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移出政治，我们将面对一个全才人物，以致可以说他凡所涉足，不处顶尖、即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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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本书说起。目前所知“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造园艺术的专书”[71]、日本人尊为“世界最古之造园书籍”[72]的计成（表字无否）《园冶》，便是阮氏出品。据阚铎《园冶识语》对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刻本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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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末页之印记，一圆形楷书“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十四字，一方形篆书“扈冶堂图书记”六字，知为安庆阮氏所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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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阮氏出品似成规模和品牌，常遭盗版。而《园冶》这样的书由他出版，又同时说明很多问题。比如对园林艺术的造诣、见识和感情。这种书，不同于冯梦龙所刻印的小说、传记，也不是复社学阀垄断下的科举选文，那些书，都可大量印行，很有赚头，《园冶》却是冷门的专业书籍。古时印书，一页一雕，赀用甚高。阮大铖出此书，明摆着无钱可挣，又非因巴结讨好（作者计成完全是个穷艺术家），而只出于对造园的懂与爱。说到“懂”，阮大铖于造园不止于鉴赏，也是实践家。其为《园冶》所写叙中，谈到曾亲试造园：“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74]若非如此，造园高手计成也不会引他为知己。《咏怀堂诗集》《咏怀堂诗外集》中，以园为题的篇什甚多。举一例，《改筑集园诗六章》，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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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无刺促，小阁领清芬。月涌千灯墖，霞敷千赍文。坞深花失曙，林迥叶留曛。不识羊求侣（王莽时“归隐”典故），谁来就白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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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者格调以外，对园艺细微之妙的把握，更可体会，如“坞深花失曙，林迥叶留曛”一句。他曾专门为计成写过一首诗，刻画这位造园家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园林艺术的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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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寤（寤即梦），独创烟霞格。缩地自瀛壶（瀛洲），移情就寒碧。精卫服麾呼，祖龙（嬴政因是“始皇”，后世称之祖龙）逊鞭策。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弄琴复冲觞，悠然林月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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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叹计成作为天才园艺家，如其造设一样，自己也是挺秀东南的幽石。形容高超的园艺，能唤醒江山于梦中，将从来只是幻想的瀛洲化为现实，浓缩于方寸之地，而鬼斧神工，连填海之精卫、求仙之帝王也愿供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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