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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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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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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变，明遭重创。随后的事情，因为处置失机，致新君即位时朝权落于“小人”之手。此既有主事者（史可法等）能力和魄力的原因，也有为礼法、制度所阻碍和束缚的原因——福王朱由崧之立，是完全遵循礼法的结果。对此，有变革思想的人士，一面批评史可法，一面提出很激进的主张。例如黄宗羲当时就对老师刘宗周提出，不应拘泥礼法，而应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以贤愚为标准确定新君人选，刘宗周对此也表同情。[25]当时，持这叛逆认识的人本来不少，等马、阮集团当政的恶果充分显示出来，欢迎或暗中期待变局的心态更加普遍。实际上，到弘光朝最后一二个月，朝野都有一种等待革命和政变的情绪。尽管出于伦理禁忌，人们不会将这愿望公开表达，但从左良玉被寄望、被美化乃至理想化的情形看，他们内心实际上渴念这种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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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在南京登基，除了帝制伦序赋予他的优先权与合法性，还因为马士英（他背后的高参是阮大铖）联合四大军阀所提供的武力保障。反过来说，政治变革力量的困境，除了在于伦理，也因为实力上无法挑战马、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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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明朝武装，“四镇”以外便是左良玉，其军力或比“四镇”加起来还强，此其一。其二，左部没有参与拥戴福王的行动，加之因侯方域之父侯恂的关系，左良玉被认为亲东林。左良玉政治立场实际怎样以至究竟有无政治立场，笔者觉得并不能看清，我于他的印象，基本是标准的军阀，而东林、复社却有那样的理解或想象。当然，有些迹象易于使人抱此幻想。例如，弘光即位后左与南京一直龃龉不断，来自他身边的湖广巡按黄澍曾当廷笏击马士英。马、阮也加以打压、报复，尤其是克扣其军饷，断他命根子。但这恐怕是争权夺势，并非政治主张不同，而东林、复社却愿意解读为后者，把左良玉看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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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三月，左良玉借童妃、假太子案发难，以清君侧之名从武昌起兵东下。南中反马、阮一派视为重大转机，翘首以待。其时恰当清军渡河南下，马士英尽撤江北之防以应左患，虽然明军早已人心窳坏、朽木粪土，但清军所来一马平川之势，究竟与此不无关系。反过来，设若左良玉东进能将马、阮一举击溃，局面是否另有所变亦未可知。总之，左部之叛是弘光尾声的决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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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大变局中，柳敬亭被目作一个关键人物。他具体起到何种作用，我们试图从史料上详其经过、细节，并无所获。但东林、复社人士确信他对左良玉举事具有重大影响。钱谦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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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唇芒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沸江水。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秦灰烧残汉帜靡，呜呼宁南长已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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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一谓柳敬亭以唇舌说动左良玉扬帆顺流而来；二谓他对左激以忠心、晓以道义，有教化之功；三谓事变本可扭转明朝大局，可叹时运不济，正好被满清钻了空子（“秦”乃满清之喻，“汉”则明朝）。王猷定《柳敬亭为左宁南画像赞》，以“辩士舌，将军刀”并称，彰显柳敬亭在事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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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士舌，将军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辩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士气，吾知将军之所恨者当年未血之战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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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辟疆《赠柳敬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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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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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言辞看，东林、复社人物确对左良玉起事抱有极大幻想，故而都用了“呜呼”、“恨”、“哭”一类字眼，对于左变败乎垂成，表示痛惋。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认为左良玉断无成功可能，当时却归结于昊天不佑、纯属意外。因为左部未抵南京，左良玉本人就中途暴亡；四月初，他在军次九江时呕血而死，左兵遂群龙无首而不久降清。在东林、复社人物看来，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觉得若不出此意外，事尚可图，历史可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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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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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太富于戏剧性：设若左良玉不是死在半途，设若清军南下行动稍迟而非恰好几乎与左军兵变同时，设若左侯虽死而黄得功、刘良佐并未挡住叛军东来……旬日之内，南京可有大变，而一个微如芥豆的小人物，将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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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柳敬亭故事当时所以风魔天下的最终、最大的谜底。他在明清鼎革之际，被名公巨卿、才俊贤彦谈论不休，以至是活着的传奇，成为每个人争相一睹、倾心结纳的对象，根本是因他头上顶着这道奇特的光环。而当他顶着这光环载入历史后，他的一切——技艺、性格、言谈、经历，哪怕是脸上的麻子，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被渴求、猎奇、挖掘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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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亲聆他说书，给出“与市井之辈无异”的劣评。这令柳的拥趸忍无可忍，然而，人们大概没有注意，王士禛谈的主要不是好坏，是失望。在表示“与市井辈无异”之前，他有这样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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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为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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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他是在特殊心理准备下，得到了亲聆其说书的机会。这种等待或企盼，制造了太多的悬念，让王士禛对柳氏书艺的期待，保持在与他离奇的传说同样的高度。然而，现实降临，他发现高度突然消失，眼前这位说书家与素常所见没有本质区别（参考张岱记叙，事实或正如此）。于是，他深深失望了，并推其原因：柳氏神话，植根于士大夫的“左良玉情结”——一班“名卿遗老”，因心中对左氏事变的伫望想象、惋惜痛怅或不能释怀，而移情于曾亲历其事而此身独存的柳敬亭，借他为酒杯，浇自家块垒。王士禛称之为“爱及屋上之乌”；左良玉是“屋”，柳敬亭是那个“屋上之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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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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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左良玉事件后，柳敬亭的价值以至职业，便是向人讲述他的左营见闻：“故至今及左，辄泫然白其心迹。”[30]“军中轶事语如新，磊落宁南百战身。”[31]“柳生冻饿王郎死，话到勾阑亦怆情。好把琵琶付盲妇，裹头弹说旧西京。”[32]“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33]“飘零大树蔓寒烅，翁也追思一惘然。”[34]“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35]“乔姥于长堤卖茶，置大茶具……杜茶村尝谓人曰：‘吾于虹桥茶肆，与柳敬亭谈宁南故事，击节久之。’”[36]左良玉之为柳敬亭的不变谈资，与祥林嫂逢人便说儿子阿毛显然不同。在柳敬亭，这不断重复的诉说，与其说出于挥之不去的记忆，不如说构成了存身立命的资本，凭借乎此，他不仅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被永远需求着，最后本人也变成那传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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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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