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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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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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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徐汧为乙酉年知识分子死难群体的一位代表，可参考陈子龙这样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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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者，吴郡徐詹事勿斋是也。乙酉之夏，三吴之间尚忍言哉？拥旄者弃甲，绾纶者解印。荐绅之伦，蛇行鱼贯，胁肩循墙，匍匐于狼纛之下，褫冠带、杂厮侲，箕踞魋结，割肉而奉觞，几于蛾化蛤变忘其初服矣。先是，徐公独遁荒于野，既而听闻日异，扼吭仰天而叹曰：“国家养士三百年，临难然，若此三纲绝矣，我必死之。”遂返棹乎虎邱之阴，夜半揽衣而起，两仆觉而挟持之。公曰：“我志决矣，毋苦我，我且拜若。”两仆感其意而止。公遂从彭咸之所居，时闰六月十有二日也。自是而后，吴士之仗节者若冢宰徐公（徐石麒）、纳言侯公（侯峒曾）、考功夏公（夏允彝）、进士黄公（黄淳耀）若而（同“若干”）人，然公死最先，若为之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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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之倡”，就是起到倡导、表率作用，换言之，东南士林那一口不屈之气，由徐汧开其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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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后，先下河北，继破江南。前者望风而降、几无反抗，后者却义帜遍树、投袂奋起。我们对这判然之别，都有深刻印象。然而陈子龙却说，江南最初也并非如此，面对满清虎狼之师，怯懦之状令人不忍言。正当此状，徐汧眼见“听闻日异”，遂以责任自命，挺身郑重一死。虽然我们不必以为，后来诸多的踵继者，都出乎他的示范，然而以他素来名望之重，和颇为沉稳、真慎的死亡方式，确应产生陈子龙所称的那种登高一呼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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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回溯他的行动经过。闰六月十二日，不是徐汧唯一一次采取行动。《南疆逸史》（他记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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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六月四日，闻郡城不守，夜自缢，仆救之而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矣，我何家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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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友人提醒于他是很大的触动，让他觉得，死，不能仅是其本身，而草草了事。于是，暂时按捺痛不欲生的心情，去做充分、郑重的准备和谋划。徐枋在为杨补（即前之劝杨文骢解徐汧之难者）六十寿辰所撰贺文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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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破，先文靖死志已决，独操小舠出阊门，就先生邓尉山居，谋死所，周旋日夕，慷慨流连，惟先生是共，则先生与先文靖之所以周旋于死生之间者为何如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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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死所”，和杨补严肃地探讨如何死、应死何处，“周旋日夕，慷慨流连，惟先生是共”，两人显然走了很多地方，考察、确定最后献身地。据此推知，后来自沉于虎丘新塘桥，应该是事先曾经考察过的一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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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闰六月十二日这个死亡日期，或不在计划之中。因为事情有些突然，首先是薙发令突然下达，令徐汧感到再也不能淹留，“语人曰：‘留此不屈膝不薙发之身，以见先帝先人于地下。”[20]其次还有一事，满清某贝勒王将至，众缙绅闻风而动，相约迎迓，即陈子龙所述“荐绅之伦，蛇行鱼贯，胁肩循墙，匍匐于狼纛之下，褫冠带、杂厮侲，箕踞魋结，割肉而奉觞，几于蛾化蛤变忘其初服矣”，面此局面，徐汧一则义不受辱，二来不能再忍，他要立即行动，舍己之命，楬橥其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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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之郡中传贝勒且至，缙绅约郊外奉迎。汧怒曰：“刃可受，我膝不可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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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贝勒王至郡，绅士郊迎。汧谓其从孙某曰：“刃可加，膝不可屈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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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徐汧之举全过程，我们认为基于充分的理智，并非某种片面情绪裹挟下的冲动。它的指向是，“士”阶层之于国家、社会或历史，担有何种责任。古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农民奉天下以食，工匠以技力事营造，商贾则货殖输通，都以物或实际劳作而益社会。自兹而言，士阶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乎“不劳而获”，历来极易有此印象，而实则不然。这阶层的存在，其之所“获”，自有其“劳”。他们的“劳”，平时体现于对社会的管理，危难时则要挺身而出，做天下的脊梁，承担令国家民族精神不垮、魂魄不灭的责任。这便是“国家养士”的本义，是他们取俸禄而可无愧的根由。古人虽无“为人民服务”之谈，却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信条，其于自己职守的认识，绝非后世批判家想象的那么肤浅。他们知道，国逢大难，人民无死的义务，士却独不可逃此责任。所以徐汧说：“国家养士三百年，临难然，若此三纲绝矣，我必死之。”此语明确指出，身为一“士”，所获与所劳该当为何。他的死，不单单是死君王，也是死社稷、死俸禄、死于素来供己衣食的人民。他有这样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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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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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看待徐汧的行为，我内心又并非没有犹豫。我不赞成自杀。在西方，自杀者据说不得教士的超度，因为自杀和杀人一样，犯了杀生之诫。佛教亦以杀生为严戒。不杀生的理念，本质上基于防恶，以阻遏人类天性中野蛮暴虐的一面。它确认生命最为尊贵，无论以何理由都不当妄行剥夺。一个能够对生命奉以善意的社会和文化，才合乎根本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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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代，对生命缺乏尊重，确是突出而严重的现象。舆论狂热鼓吹死，二千多年，尚死之风无逾明代。这当中，纲常的愚化与施虐无可否认。多年前，因读《贤博编》一事，我写短文《有妾曰淑芹》，其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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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方复，有妾曰淑芹，杭州人，颇有姿，年未笄事复。复老，与诸子异居，俄卒。家人怜其少，欲移之去。不可。强之至再三。淑芹知不免，诡曰，俟殡即惟命。将发引，淑芹乃沐浴更衣，缝其衽，缢于其所，时年二十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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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淑芹，《贤博编》是当作人杰记下的（所谓“贤博”），还发了一通议论，赞她“以色事人，主又垂老，乃能矢志不移”，进而感慨：“何异孤远小臣，未蒙宠录，一朝临难有奇节者哉！彼二三其德者，可以愧矣！”淑芹尚未及笄而为人妾，自杀时年仅二十六，前后十年稍多的光景，那方复居然已经老死了，彼此年龄悬殊可想而知。对她的命运，连方家都过意不去，“怜其少”，要放她条路开始新生活，奇怪的是，她居然不领情。所以，我也忍不住发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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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已将奴隶做稳了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还未做成的人。现在，由淑芹的例子，我们发现至少还有第三种人：曾做稳了奴隶而一旦不让他做，寻死觅活还非做不可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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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舆论压迫的“死节”，是明代的招牌式特色，然而这当时所以为的“厚德”表现，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一种罪恶。崇祯殉国后，这种舆论更是甚嚣尘上。每个身在北京而未从死的官员，皆属有罪；而侥幸置身其外的臣子，争先恐后板起卫道的面孔，斥责那些在北而居然不死者。其间，跳得最高、言辞最烈的，居然是马、阮一伙，个中的绝大伪善可想而知。对此，史可法一针见血，指出若依礼义，不单在北者宜死、在南者岂独例外？然而，这种持平能恕的声音，既寥且微；普遍的舆论是，死与不死，是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龚鼎孳就这样而遗臭万年——他和徐汧一样，死过一次，被人救起，唯未死第二次——于是，从马士英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皇帝，都把他当作颜偷生的绝好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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