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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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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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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还有其他选择。我们可以抛弃官方《明史》死死抱定的对乱臣贼子的憎恨，也可以丢开东林-复社的党派热情。我们既不指责，也不护短；我们的兴趣，只是去看一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然后为此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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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讲到他诸多自相矛盾、自我背反的情形，其实还有最突出的一点我们按下未表。那就是，左良玉整个军旅生涯都可用一句话概括：既为官军，又是土匪。我们要将它作为重点，单独提出来。因为此一情形，在明末的“政府军”中是极普遍的，而左良玉尤其可以做它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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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队岂止是像土匪，乃至为害甚于土匪。这习气应该很早就有了，可以追溯到当年在辽东偷猎和伏道剪径，说明从一开始他意识里对越货行抢之类便没有禁忌。在他领导下部队的群体性肆虐，《明史》第一笔记载，见于从河南入皖作战期间：“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应，放兵掠妇女。”十二年二月，奉诏入援京师，经过灞头、吴桥，“大掠”。左军纪律之坏，路人皆知，以致敌人都久仰大名。张献忠劝他放自己一马时，就以“公所部多杀掠”为告诫，提醒他大家彼此彼此，应该同病相怜，把别人斩尽杀绝，同样命运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他的匪气，尤当不利、落败时，更要发作，似乎非烧抢一番，不足以补偿或平衡内心的抑郁、失意和恐惧。他被李自成追击的时候，就是这样受着刺激，从襄阳到武昌，一路扫荡，“良玉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践踏武昌大半个月，“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过矣！’”[38]他“剿寇”十几年，从来是一边“剿寇”，一边去填补被剿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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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明史》所载，另据《明季北略》：“左良玉自朱仙镇南溃，久居襄阳，诸降卒附之，有众二十万，其饩（泛指粮食）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俱打粮村落，襄人不聊生。”[39]“左良玉大造战舰于樊，将避贼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纵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贾舟，载军资妇女其中，而身率诸军营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贼。”[40]“闻左兵数万从汉口抢船渡江，汉口居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见纷纷逃难者如蚁，皆南走，舟中携老稚妇女啼号徙窜者，络绎皆是。相传左兵所过，奸淫剽掠，鸡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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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任其督师的袁继咸所著《浔阳记事》：“壬午冬……左师则以襄、郢摧败避闯锐，窜踞池、皖间，上下数百里，江帆中断。或劝余改辕浙省，余曰：‘某不东，左乱未有底也。’径趋小孤，属浔将某差人赍书左帅，责以大义。左帅意悔悟，江路稍通。余念此兵不措饷，虽暂辑，剽掠终未可止。度总宪李公旦暮至，留书具言其故。李公言诸浔道，府移川黔饷十四万两之兵。自是不复出掠矣，然犹翱翔江上，先帝遣中使宣谕，不肯动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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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最大的一次，是崇祯十六年正月，左良玉名曰就食、实避李自成，舳舻蔽江，“声言诸将寄帑南京”，“破建德，劫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南京大恐，“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陈师江上为守御，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43]其中除左兵为乱，也颇有其他部队及土寇趁火打劫：“良玉既避贼东下，沿江纵掠，降将叛兵，所在蜂拥，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诸军尽列沿江两岸，不问为兵为贼，皆击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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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无法洗掉的污点。对此，王士禛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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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为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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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掠甚于流贼”、“讳其为贼”，是我所见有关左良玉其人其事以及社会心态，最捣要害之论。而当代有为柳敬亭作传者，却“爱乌及屋”，为柳敬亭而维护左良玉，称王士禛“诋毁左良玉”，乃至暗示他因讨好满清有此“新贵谰言”。[46]是非颠倒，何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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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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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指出左良玉既为官军、又是土匪，并非目的。假如到头来本文所论仅关乎左氏及左军品质如何，在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我写左良玉，兴趣其实不来自他本人。他值得我们讲述与认识之处，是藏在他背后的某些东西。基本上，这可以浓缩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左良玉？这类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因此，以下我们不谈左良玉，谈他的原因和由来。有远有近，而从近处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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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军军纪败坏虽有传统，但客观地看，是逐步加重的。山西时期似乎还没有记录，河南时期的早期，开始出现，但既不多也不特别突出。问题变得严重，以至常态化，与三点相随。一是军力越来越强，二是部队成分大变，三是兵饷缺口加大。军力愈强，骄兵悍将之心益无忌惮，而勇于为恶，这是心理上总的趋势。相比之下，后二点产生的问题更加实际。“朱仙镇之战，左精锐已尽，其后归者多乌合，厮役扈养之人居大半”[47]。为不隳实力，左良玉每战必招降纳叛，泥沙俱下，久之，实际左良玉已不能制，“亲军爱将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约束，良玉亦渐衰多病”[48]，军中暴行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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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将画楚疆为各镇，自惠登相（即从前江湖上称“满天星”者）驻汉阳外，诸将咸有分地，楚人多苦之。王之纲者，在武昌县尤残忍，好以人为粮，裸而悬于柢，灌沸汤以荡尽其肠腑，而后烹之。之纲别号扛子，百姓闻其名，皆夺魂魄。楚绅士之不能去者，出子女财帛，所以奉镇将者百端，冀得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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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投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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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正月，左良玉名曰就食、实避李自成，舳舻蔽江，“声言诸将寄帑南京”，南京大恐，“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遂由侯朝宗以其父名义，致书左良玉阻之。《桃花扇》本折演柳敬亭携侯朝宗书信，赴行辕面见左良玉。堂上坐者，即左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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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昌军政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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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详细标识了武昌各官署分布， 顶端注明“ 北至河南一千三百五十里”，这是左良玉躲避农民军一路溃逃的来路，也是沿途掳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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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在武昌县尤残忍”记为王之纲，应误。王之纲是高杰的部下，“十三总兵”之一。不过，人名虽然搞错，事情应非妄传。无度扩张，除导致左军成分复杂、乌合之众，另一可怕危机就是兵饷奇匮。前引《明季北略》称其有兵二十万，而仅二万五千人在额有饷；《宁南侯传》则说“兵以三十万称盛，然止四万在额受粮”，总之缺口都在九成左右，换言之，绝大多数士兵粮饷都要自行解决，不事抢掠何以致之？开封之围，侯恂受命督师前奏对，所谈中心问题就是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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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使臣得驰赴其军，宣谕将士，鼓以忠义，用三楚之粮，养全镇之兵，臣不就度支关饷，陛下亦不必下军令状责取战期，机有可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