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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170627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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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章 打造新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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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秋——“五月花号”扬帆起航16年之前——一群法兰西人即将成为对抗新英格兰寒冬的第一批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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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这次航行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浩大事业。79人乘坐两艘满载预制构件的大船横渡大西洋，这些构件将用来建造教堂、锻造厂、磨坊、营房以及两艘海岸勘察船。他们仔细地勘察了有朝一日将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以及缅因东部的这些地区的海岸，为法兰西的第一个美洲基地寻找理想的创建地点。他们选择在现在缅因州最东边圣克罗伊河中央的一座小岛上修建自己的防御工事。这个地点似乎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这座小岛易于抵御欧洲的竞争对手，大陆海岸有充足的木材、水源以及可耕种的土地。最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有很多印第安人，因为这条河是印第安人贸易的主干路。法兰西人的领导人决定，同印第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实施法兰西北美计划的关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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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探险是由两个完全不搭的人率领的。蒙斯爵士皮埃尔·迪加（Pierre Dugua，Sieur de Mons）是一位法兰西贵族，从小在高墙大院的城堡中长大，担任过国王亨利四世的私人顾问。萨米埃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是其助手，时年34岁，据说出身平民，是小镇商人之子。但不知怎么地，无论何时只要愿意他总是能够获得国王本人的直接接见。同样难以解释的是，他一直从国王那里获得王室抚恤金和特别宠爱（现在很多学者相信他是亨利四世众多私生子中的一员）。在法兰西，蒙斯爵士和尚普兰一直都是邻居，两人都生活在圣通日（Saintonge），相离几英里。圣通日是法兰西西部的一个临海地区，以其异乎寻常的混合种群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态度而闻名于世。两人都参加过法国的宗教战争，亲身经历了盲从引发的种种暴行，希望今后不要再看到这些暴行。两人都渴望在北美荒野中建立一个兼容并包、乌托邦式的社会。他们的这一共同憧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新法兰西的文化、政治及法规，也影响了21世纪加拿大的文化、政治及法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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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斯爵士构想了一个比法兰西农村更加完善的封建社会。这一封建社会将建立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之上，由伯爵、子爵和男爵统治着平民和自己的仆人。民主和平等并未出现在此画面之中。这里没有代表大会，没有镇政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普通人会按照上级和国王的吩咐行事——正如他们一如既往的那样。不过，这个封建社会也有不同于法兰西之处。虽然官方宗教是天主教，但新法兰西将向法国新教徒敞开大门，他们可以自由地信奉自己的信仰。平民可以狩猎和打鱼——这在法兰西是闻所未闻的权利，因为在法兰西娱乐专属于贵族。平民还可以租赁农田，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将是一个保守且明显的君主政体社会，却是一个比法兰西更加包容、提供更多进步机会的社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计划将遭到殖民地普通民众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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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普兰关于新法兰西的憧憬比蒙斯爵士更加激进，也更加影响深远。虽然和蒙斯爵士一样致力于在北美创建一个封建的君主制社会，但尚普兰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建立在同美洲土著民族相互友好、相互尊重的同盟关系之上。这一社会将深深地扎根于美洲土著民族的领土之中。新法兰西将会接纳这些印第安人，而不是像西班牙人那样征服、奴役这些印第安人，或是像英格兰人那样驱逐他们。他们故意靠近印第安人定居，了解印第安人的习俗，在诚实守信、公平交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印第安人结盟和贸易。尚普兰希望将基督教及其他法兰西文明带到土著民中，但是希望通过循循善诱以及以身作则来达到这一目的。尚普兰认为印第安人和他自己的同胞一样聪明伶俐、富有人情味，并且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婚姻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值得拥有的。这一想法非同寻常，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恰如其分地将这一想法戏称为“尚普兰的梦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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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法国人的理想社会开始得并不顺利，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新英格兰的寒冬。10月初，圣克罗伊岛就飘起了第一场雪。12月，河水结冰，芬迪湾的强大潮汐冲碎了冰层，将水道变成了一片无法通行的锯齿状浮冰。移民们被困在小岛上，很快就用光了柴火、肉类、鱼以及饮用水。他们谁都没有料到会这么冷。“在这个冬天，除了西班牙生产的葡萄酒之外，我们所有的酒都结了冰，”尚普兰回忆称，“苹果酒是按磅配给的……我们不得不使用非常糟糕的水，喝融化的雪水。”移民们完全依靠腌制的咸肉维持生活，不久之后便有人开始死于坏血病，死亡原因是细胞组织因缺乏维生素C而分解。要是这些殖民者没有同帕萨马科迪（Passamaquoddy）部落建立友好的关系，那么他们有可能挨不过这个冬天。帕萨马科迪部落的印第安人在破冰期紧急为他们提供了新鲜的肉类。即便如此，那年冬天仍有将近一半的殖民者丧生，殖民地的墓地堆满了饱受疾病摧残的尸体。（19世纪，在河水开始侵蚀墓区时，当地人开始称这个地方为骨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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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人从他们自己的悲惨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春天，蒙斯爵士搬到了芬迪湾对面一个宽敞的港口，就是现在的新斯科舍省安纳波利斯皇家酒店所在地。他们的新定居点罗亚尔港将成为未来新法兰西定居点的典范。这一新的定居点就像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几乎所有移民都来自此地。农民们开垦出大片田地，种植小麦和水果。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工们为士绅们修建了水力谷物磨坊和舒适的小屋。这些士绅表演戏剧，创作诗歌，到田野野餐。尽管社区很小——增援力量从法兰西抵达后，将所有人计算在内也不到100人——但这些士绅很少注意到自己的下属。在那浩如烟海的记录自己经历的书面叙述中，他们几乎从来不会提及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冬季，这些士绅组建了一个名为“欢乐勋章”的餐饮俱乐部，竞相使用当地的野味和海鲜烹制出最美味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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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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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詹姆斯敦的早期移民们拒绝品尝陌生的食物而去吃那些饿死的邻居，但是罗亚尔港的士绅们却大口大口地享用着“鸭子、大鸨、灰白鹅、鹧鸪、百灵鸟……驼鹿、驯鹿、海狸、水獭、熊、兔子、野猫（或豹子）、浣熊以及野人捕获的其他动物等”。平民们不会受邀参加这些宴会，只能靠葡萄酒和“从法兰西带来的普通口粮”勉强度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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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些士绅对印第安人却一视同仁，邀请他们参加宴会和戏剧。“他们坐在桌边，像我们一样吃喝，”尚普兰提到过印第安人的首领，“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们。他们的缺席却让我们很忧伤。有三四次，他们去了他们熟悉的狩猎地而未能赴宴。”反过来，法兰西人也受邀参加米克马克人（Mi’kmaq）的节日活动。米克马克节的主要特色就是演讲、抽烟和跳舞。尚普兰及其同事很快便接受了这些社会习俗。蒙斯爵士觉得有必要带个翻译到新大陆。这个翻译叫马蒂厄·德科斯塔（Mathieu de Costa），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非洲仆人或奴隶，此前到过米克马克人的领地，并且了解他们的语言。起初，他们需要这个翻译在场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法兰西的士绅也自学了米克马克语，安排自己家中三个十几岁的少年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让他们学习后者的风俗、技术和语言。这三个年轻人学会了用桦树皮做独木舟，用雪鞋跟踪驼鹿，以及悄无声息地穿越森林。这三个人都将成为新法兰西未来的阿卡迪亚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讲，阿卡迪亚跨越现在加拿大的大部分滨海诸省。两人将担任阿卡迪亚的总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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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型的文化模式在魁北克重现（1608年尚普兰创建了魁北克）。只要新法兰西依然是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模式就将在整个新法兰西得以执行。尚普兰访问了当地村庄的各个部落，加入各部落的议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些部落反抗强大的易洛魁人（Iroquois）的战斗中与他们并肩作战。为了了解这些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尚普兰派了几个年轻人同休伦人（Huron）、尼皮辛人（Nipissing）、蒙塔格奈人（Montagnais）以及阿尔贡金人（Algonquin）一起生活。同样，一抵达新法兰西，新来的耶稣会教士团的上级就把属下送到当地人中间，让他们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以便更好地说服当地人皈依基督教。1628年，蒙塔格奈人做出回应，将三个十几岁的女孩托付给法兰西人。这样一来，这些女孩同法兰西人一起生活在未来的魁北克城，“能像法兰西女孩那样接受教育”，也许有可能嫁入魁北克城。尚普兰支持种族通婚，告诉蒙塔格奈人的酋长：“我们的年轻小伙将娶你的女儿们，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以尚普兰为榜样，魁北克的法兰西移民们对一些非同寻常的印第安人习惯表现了极大的容忍，比如“一句话不说，一声招呼不打”就进入房间和建筑。[7] 其他法国人走得更远，他们搬到森林里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魁北克地区妇女极其匮乏，这个举动也受到了这一现实的鼓舞。所有人都采用印第安人的技术——制造独木舟、雪鞋，生产玉米的技术。同重型船只、马匹和小麦相比，这些东西更适合新法兰西地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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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卡迪亚，60个法兰西农民家庭世世代代幸福地生活在芬迪湾滩头，同当地的米克马克人通婚。通婚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耶稣会传教士预言，这两个族群会变得“如此混杂……以致不可能把他们区分开来”。同耶稣会教士共事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一样，米克马克人皈依了基督教，但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且不认为这两种宗教是相互排斥的。人们认为耶稣会教士有一种药物，而传统的萨满巫师则有另外一种药物。这一混合的信仰体系同阿卡迪亚农民所信奉的世俗天主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农民被灌输了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某些传统，时至今日这些传统依然存在于他们在路易斯安那的卡津人后裔中间。在官方权威和监督薄弱的阿卡迪亚，法兰西文化和米克马克文化相互融合为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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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兰西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让印第安人融入他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封建的生活方式，但是最终法兰西人自己反而融入了米克马克人、帕萨马科迪人和蒙塔格奈人的生活方式、技术以及价值观之中。事实上，新法兰西既有土著文化也有法兰西文化，并且最终将这一特征传递给加拿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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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人努力要把封建主义移植到北美大陆，但最终失败了。印第安人的影响也是这一努力失败的原因之一。自1663年起，路易十四的奴仆们就一直试图让新法兰西日益强大的土著社会屈服于国王的意志。这位太阳王想要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土地被贵族们瓜分；普通百姓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在田间劳作，服从上级的命令。政府官僚机构试图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应该如何同彼此打招呼，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应该穿什么衣服、装备什么武器，可以同什么人结婚，可以读什么书，以及可以从事何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曾有规定禁止单身汉狩猎、捕鱼，甚至禁止他们踏进森林（为了防止他们“入乡随俗”），也有规定惩罚女儿16岁还未出嫁或者儿子20岁尚未娶妻的父亲（为了促进殖民地的发展）。在圣劳伦斯山谷，为了使那些出身高贵的士绅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或者领主，几乎所有未留给教堂的可耕地都分给了他们。新教徒不再受欢迎，因为正如拉瓦勒的弗朗索瓦·格扎维埃主教（Bishop François Xavier de Laval）所说，“增加加拿大新教徒的数量将为革命的爆发提供时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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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还向新法兰西派遣了数千名移民。这些移民的费用由国王承担，其中包括774个国王的女儿——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女性为了换取一点点嫁妆而同意嫁给魁北克的殖民者。[9] 凡尔赛宫的官员们雇招聘人员来招募契约用人，这些契约用人将以低廉的价格被卖给有远大抱负的领主，给他们当三年的奴隶。17世纪，虽然足足有30%的移民来自圣通日和比斯开湾中部的三个相邻省份，但大多数被运送到加拿大的移民都来自诺曼底（20%）、邻近的海峡地区（6%）或巴黎周边地区（13%）。这些来源地的遗产仍然可以在魁北克城周围的诺曼风格的田野石屋中看到，也可以在保留了法兰西西北部早期现代语言古老特征的魁北克方言中听到。（在养育了大多数移民的比斯开海岸的阿卡迪亚，人们讲一种反映了这一遗产的不同方言。）来自法兰西东部和南部的移民很少，因为这些地区远离那些对北美至关重要的港口。在17世纪60年代移民高峰期，大多数殖民者来到北美时无依无靠，三分之二是男性，大多数殖民者要么非常年轻，要么非常年老，几乎没有什么农业生产经验。1667年，形势如此严峻，魁北克的高级经济官员让·塔隆（Jean Talon）请求凡尔赛宫不要再往这里输送孩子、40岁以上的人，或者“傻瓜、瘸子、慢性疾病患者以及被捕的任性年轻人”，因为“他们将成为这片土地上的负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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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身如何，大多数殖民者发现在领主的土地上劳作是沉重的负担。一旦缔结了契约，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自己被分配的温顺农民的角色。由于条件恶劣、同易洛魁人冲突不断以及法兰西新娘匮乏，三分之二的男仆不顾政府的劝阻返回了法兰西。那些留在新法兰西的殖民者常常逃离牧场，到荒野中谋生，在那里同印第安人交换毛皮，或者干脆“入乡随俗”。很多殖民者同土著酋长的女儿缔结婚约以巩固联盟。正如加拿大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约翰·罗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法兰西人“攀上了高枝”。到17世纪末，约有三分之一的契约用人逃进森林，并且越来越多有教养的人紧跟他们的步伐。“他们生活在丛林里，那里没有牧师约束他们，没有父亲、总督管制他们，”1685年，总督德农维尔的雅克-勒内·德布利赛（Jacques-René de Brisay de Denonville）向自己的上级解释道，“我不知道，先生，如何向你描述土著人的生活对我们年轻人的吸引力。这种生活就是什么也不做，不受任何约束，遵循土著人的所有习俗，把自己置身于无法纠正的境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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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讲，这些伐木工人——或者是非法皮毛贩子（coureurs de bois）——是土著社会的第一代移民，他们有所保留地接受了土著人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的众多孩子既可以说是米克马克人、蒙塔格奈人或休伦人，也可以说是法兰西人。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斯人（métis）。不同于新西班牙的梅斯蒂索人，无论是在土著社会，还是在欧洲移民点，梅蒂斯人都生活得非常惬意。这些皮毛贩子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自主独立和相对自由的半游牧、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我们是恺撒，没有人反对我们。”1664年，他们中最著名的皮埃尔-埃斯普里特·拉迪松（Pierre-Esprit Radisson）解释称。在这群新恺撒中，有一个叫让·文森特·达巴迪·德·圣卡斯坦（Jean Vincent d’Abbadie de Saint-Castin）的人。此人是法兰西男爵，曾经在阿卡迪亚的行政首都五角堡（现缅因州的卡斯廷）服役。1674年，荷兰海盗摧毁了这座堡垒。三年后，圣卡斯坦回到这里时并不打算费心重建这座堡垒。相反，他在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的一个印第安村庄的中心设立了一座贸易站，娶了佩诺布斯科特酋长马多卡万多（Madockawando）的女儿，并且按照佩诺布斯科特的方式养育了一个梅蒂斯家庭。在为了控制这一大陆而发动的血腥帝国战争中，他的儿子约瑟夫和伯纳德将领导佩诺布斯科特人突袭英格兰人。两人成了在新英格兰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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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部分劳动力选择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领主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贫穷状态。在磨坊工人被征召入伍之后，至少其中的一位领主被迫自己经营谷物磨坊。另外一位领主因自己年纪太大不能耕地，而把自己的土地捐赠给了女修道院。即使是圣乌尔（Saint-Our）和韦谢尔（Verchère）这样的大家族也被迫向路易十四祈求抚恤金、预支工资以及毛皮贸易许可证。“有必要通过给他们提供……生计来帮助他们，”德农维尔总督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生计，我们非常担心贵族子孙会因没有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盗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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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则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独立和对等级制度的蔑视。在蒙特利尔岛，移民们在领主们的保护区狩猎、捕鱼，毁坏他们的栅栏，威胁他们的监工。阿卡迪亚农民的一意孤行激怒了18世纪的一位殖民地官员。“我真的认为阿卡迪亚人疯了。他们认为我们想要成为他们的领主 吗？”他曾问道，“我们要像对待农民那样对待他们，这一事实似乎冒犯了他们。”在整个新法兰西，基本上的平等和自力更生战胜了旧世界的封建模式。法兰西人本想同化印第安人，但无意间创造了一个梅蒂斯社会，其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优先权中的美洲本土元素和法兰西元素一样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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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新法兰西也几乎完全依靠美洲土著民族来保护他们共同的社会免遭侵略者的侵害。即使在罗亚尔港建成后的一个半世纪，生活在魁北克和阿卡迪亚的法兰西人也只有62000人，生活在一望无垠的路易斯安那领地（Louisiana Territory）的法兰西人只有几千人。路易斯安那领地几乎囊括了北美大陆的腹地。然而，在南部，法兰西的宿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因为在切萨皮克的沿海低地和新英格兰，两个声势浩大、野心勃勃、获得公开承认的新教社会已经扎根。在如何看待种族、宗教和“野蛮人”的地位等问题上，这两个新教社会的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个社会共有750000多人，另有300000人生活在英格兰控制下的大西洋沿岸其他殖民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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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和阿卡迪亚的领导人只希望新英格兰和沿海低地能保持各自一开始的样子：宣称彼此为敌人。这两个民族除了来自欧洲同一岛屿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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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muel Eliot Morison，Samuel de Champlain：Father of New France ，Boston：Little，Brown & Co.，1972，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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