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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八章 打造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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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中最具美国人特征的民族是最后创建的。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内陆地区就一直是一个包容、文化多元、多语种的文明社会。生活在这里的家庭——其中许多家庭信奉宗教——经济条件一般，大多希望政府和领导人能够让他们自己和平相处。在过去三百年中，内陆文化从费城及其周边核心地区向西推进，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横跨广阔的美国心脏地带，却保留了这些基本特征。这便是内陆美国人（Middle America），美洲大陆最主流的民族文化。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陆美国人一直都是国家政治竞赛中的造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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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内陆地区的起源非同寻常。同新英格兰一样，内陆地区原本也意在成为一个模范社会，一个在非正统宗教教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可能是由这一时期最具争议的宗教团体创建的。这个宗教团体被指责破坏“和平与秩序”，“播种立即毁灭……宗教、教会秩序……还有……国家……的种子”。虽然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贵格会教徒是一支激进、危险的力量，17世纪晚期的他们相当于嬉皮士运动与科学教会的交集。贵格会教徒拒不接受当时的社会习俗，拒绝向社会高层鞠躬或脱帽致敬，也拒绝参加任何形式庄重的宗教仪式。贵格会教徒反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权威，认为在精神层面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质疑奴隶制的合法性。贵格会教徒的领袖赤身裸体地在城市街道上大踏步前进，或者用粪便涂抹全身，大踏步走进英国圣公会教堂，努力做出一副谦卑的模样。一位贵格会教徒赤身裸体骑着驴子在圣枝主日进入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以一种不得人心的方式再现了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的情形。在欣喜若狂之后，这些贵格会教徒会剧烈痉挛或者“颤抖”，吓坏了那些不信奉贵格会的民众。许多贵格会教徒欣然接受殉道的思想，不断闯进充满敌意的社区或新英格兰城镇绿地，去传教或挑战牧师，陶醉于随之而来的监禁、鞭打、舌头钻孔以及处决。殉道者玛丽·戴尔（Mary Dyer）在一位新英格兰总督宣判她死刑后对这位总督说道：“上帝的旨意已经完成了。是的，我要高兴地走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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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性行为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贵格会教徒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束“内心之光”（Inner Light），他或她心里面住着一位圣灵。为了获得救赎，这些贵格会教徒并不研究和恪守《圣经》，而是通过个人神秘体验发现上帝——这意味着牧师、主教和教堂是多余的存在。本质上，所有人都被看作善良的，会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彼此。不论教派、种族或性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世俗权威终将丧失合法性。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富有或更贫穷，但这并没有赋予富人任何特殊的权利来对邻居的生活指手画脚。到17世纪90年代，也就是贵格会成立仅仅半个世纪之后，贵格会便对暴力和战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全神贯注致力于和平主义，以至于贵格会丧失了对内陆地区的控制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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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如此不受欢迎的宗教组织是如何获得创建自己殖民地的许可——尤其是获得钟情于权威、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查理二世的许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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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许多多奇怪的实验一样，宾夕法尼亚得以创建是一位富有的、受人尊敬的人士积德行善的结果。后来，这些善行得到了回报，让一位桀骜不驯、离经叛道的年轻人获益。在这一特殊情况下，礼物是主人死后才获得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海军上将白手起家，在政治上顺风顺水，先是在英国内战中为议会而战，然后拥护君主复辟。克伦威尔赠送给他没收的爱尔兰地产，他大发横财，但佩恩上将后来借给国王查理16000英镑。他把自己的儿子威廉培养成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送他去牛津求学。但是，年轻的威廉因为批评牛津圣公会仪式而被学校开除。1667年，时年26岁的威廉加入了贵格会，吓坏了所有人。威廉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头——殴打，鞭打，放逐，为他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宫廷里谋求一个不错的职位，转而让他打理在爱尔兰的家族财产——但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努力能奏效很长一段时间。据佩恩家的朋友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称，威廉从法国回来时“虚荣心极强，穿着法式服装，说话和走路的方式也受到法国影响”。不过，他依然宣称效忠贵格会或上帝之友（贵格会教徒当时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他出版了数十本宣扬贵格会教义的充满挑衅意味的小册子，曾经四次被捕，并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他利用父亲在宫廷的人脉来释放贵格会信徒，并作为一名贵格会传教士，利用自己的津贴在德意志和尼德兰传教。他和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关系密切，帮助后者确定上帝之友的一些习俗。1670年父亲去世时，威廉·佩恩是英格兰最著名的贵格会教徒之一，并且非常非常富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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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喜欢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被没收的庄园、昂贵的服饰、芬芳的美酒、成群的仆从——但扶持贵格会是他的当务之急。佩恩认为，贵格会教徒需要有自己的国家，一个贵格会教徒可以进行“神圣实验”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所有民族的榜样”，激发“全人类都到这里来”。1680年，为了换取位于巴尔的摩勋爵的马里兰和约克公爵的纽约之间一块45000平方英里的不动产，他免除了查理国王欠他已故父亲的所有债务。这一地区（和英格兰一样大）以已故海军上将的名字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威廉·佩恩有权在那里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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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设想的是这样一个地区：在这里，不同信仰和种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因为佩恩的信仰使他相信人类本质上是善良的，所以他的殖民地将没有武装力量，能够同当地印第安人和平共处，花钱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尊重印第安人的利益。当美洲其他殖民地都严格限制普通人的政治权利时，宾夕法尼亚却将投票范围扩大至几乎所有人。贵格会信仰在殖民地政府中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上帝之友们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胁迫来激励他人。政府权力将受到限制，未得到民选议会的年度批准就不能征税。宾夕法尼亚本身围绕着特拉华河上一个新的集中规划的首府创建，这里有网格状的街道、系统化的街道名称和统一的建筑距离。（事实上，费城这座友爱之城后来将成为美国整个内陆地区城镇的典范。）但是，佩恩创造的文明将远远跨越宾夕法尼亚边界，将由贵格会控制的西新泽西殖民地（现在的新泽西州南部），沿着特拉华湾下游分散的荷兰、瑞典和芬兰定居点（现在的特拉华州），以及马里兰西北部（佩恩错误地认为这是自己王室补助的一部分）囊括在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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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的殖民努力组织得有条不紊。他不仅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而且在尼德兰和现在德国的大片地区印刷小册子，以积极宣传宾夕法尼亚这块提供政治和宗教自由及廉价土地的殖民地。他向大约600名投资者预售了75万英亩的农田，从而筹集到了为第一波殖民者提供担保、建立费城，以及使殖民地政府在不征税的情况下维持几年运作所需的资金。1682年，佩恩派出23艘载着2000名殖民者以及工具、给养和牲畜的船只驶往宾夕法尼亚。四年后，生活在费城及其周围的人数超过8000人。沿海低地达到这一人口水平需要25年时间，而新法兰西则需要70年时间。大多数人是技术娴熟的工匠和家境一般的农民，他们拖家带口来到这里，立刻给内陆地区创造了一种安定、文明的氛围。有了充足的食物、同印第安人良好的关系，以及贵格会多数派教徒，“神圣实验”便充满希望地开启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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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的市场营销活动非常成功，很快就吸引来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内陆地区具有多元化和绝对的非英国特征，对未来美利坚的精神和身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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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移民由讲德语的农民和来自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的工匠组成。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躲避饥荒、宗教迫害以及战争的难民，几代人都曾遭受骇人听闻的帝国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创伤。这些冲突使得他们位于德意志南部的家园成为屠宰场。这些移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教徒，他们拖家带口，甚至整个村庄一块移民到这里。他们的到来加强了内陆地区已经存在的中产阶级风气。一些移民来自希望像阿米什人、门诺派或基督徒弟兄会一样，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式规范自己生活的教派。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是主流的路德宗教徒和德国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只想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创建欣欣向荣的家庭式农场。佩恩让移民在属于自己的社区定居，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种族认同，并信奉任何适合自己的基督教派别。最后证明这个计划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20世纪，宾夕法尼亚德语——一种德语的巴拉丁方言——在日耳曼敦和其他“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定居地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使用；阿米什人和门诺派教徒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1683～1726年，总共约有5000名讲德语的移民来到了内陆地区，一早就在该地区打上了自己的文化价值烙印。1727～1755年，又有57000名移民涌入，使得宾夕法尼亚成为英国创建的殖民地中唯一的一个英国人没有占多数的殖民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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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很容易便适应了贵格会教徒对这个新社会的规划。他们一般都满足于让贵格会教徒管理各类事务，支持贵格会候选人参加选举，支持贵格会的各种政策。德意志人的小规模耕作技术成为传奇；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土壤质量最好的农田，如何通过轮作来保护农田，以及如何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良家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旁人总是对他们那整洁、繁荣的农场赞不绝口，常常出于一番好意将这些农场同非德意志邻居的农场比较一番。1753年，一个出生于威尔士的测量员说：“我在我们的定居点后面看到像宫殿一样大的谷仓，真是太美了。我们对德意志人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是他们把经济引入（这个）处于初创期的殖民地的。”德意志人也以手工艺闻名，完善了木屋的构造（从特拉华“低地”的瑞典人和芬兰人那里学来的设计），发明了著名的科内斯托加马车，该马车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大多数德意志人都属于纪律严明的宗教派别。这些宗教派别崇尚节俭和节制，巩固他们与贵格会邻居的亲密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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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和贵格会教徒也都强烈反对奴隶制，这一立场使内陆地区同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区分开来。作为家庭农场主，德意志人不太需要奴隶，但他们反感奴隶制似乎也是出于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一小部分德意志人定居在了南方腹地（如北卡罗来纳的新伯尔尼和得克萨斯的新布劳恩费尔斯），但是与同样身为小农场主的英法邻居相比，德意志人的奴隶拥有率明显低得多。事实上，在北美洲，反对奴隶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就是由宾夕法尼亚日耳曼敦的德意志贵格会教徒提出的。“我们要像对待我们自己一样对待所有的人，”1712年，抗议者宣称，“至于他们是哪一代人、什么血统或肤色，我们毫不介怀。”许多富有的贵格会教徒，包括佩恩本人，都是带着奴隶来到宾夕法尼亚的。但十年之内，上帝之友们就劝告彼此，蓄奴违反了黄金法则。1712年，贵格会教徒管理的立法机构甚至对进口奴隶征收禁止性关税，不过这一判决被王家法院撤销了。1773年，在德意志的支持下，贵格会教徒试图再次压制奴隶制，但又被王室否决。到那时，大多数贵格会奴隶主已经释放了自己的奴隶，有些奴隶主还试图补偿奴隶过去的劳动。这一道德立场后来将导致内陆地区同新英格兰一道反对南方邻居的野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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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宾夕法尼亚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贵格会教徒管理的政府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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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贵格会教徒的理想和成功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人都是基督的信徒，生性善良，因此他们认为，只需通过自律和运用黄金法则，公民便可以管理自己。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贵格会教徒本质上也常常在紧要关头挑战权威和习俗。每当政府陷入混乱时，社区领袖们常常因教义问题争吵不休，最终导致未能保留公共档案，或者通过对法院系统运转至关重要的法律。管理委员会无法定期召开会议，而殖民地在最初的十年里就曾六次更换总督。“下县”的荷兰人、瑞典人以及芬兰人迫切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政府，于是他们脱离原来的政府，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于1704年建立了小殖民地特拉华。佩恩在伦敦写道：“请停止那些让本地区蒙羞的卑鄙争吵。提到宾夕法尼亚时人们都是赞誉之语，提到宾夕法尼亚人时人们却是唏嘘一片。这些争吵阻止了数百位（定居者）的步伐，10000英镑离我而去，100000英镑与这个国家擦肩而过。”绝望透顶的佩恩最终任命一批外地人来管理这个地区，其中包括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约翰·布莱克韦尔，John Blackwell）、一个来自波士顿英国圣公会的成功商人（爱德华·希彭，Edward Shippen），以及一个傲慢自大的英格兰士绅（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这批人都未能成功地让贵格会领袖承担起为他们自己创建的社区应该承担的责任。费城的贵格会教徒更愿意关注各自的内心之光，而不倾向于承担管理殖民地的世俗责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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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期望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会接受上帝之友的世界观，最后证明这一期许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尽管德意志人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但从1717年开始，一批新的殖民者开始来到费城的码头。这批殖民者的价值观与贵格会教徒珍视的一切观念都背道而驰。这批殖民者是来自不列颠血腥边境地区的一个好战民族，蔑视印第安人，经常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信奉加尔文主义，认为人天生邪恶。这些边民逃离位于苏格兰和阿尔斯特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以惊人的数量涌入宾夕法尼亚：到1775年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0人。绝大多数边民径直来到宾夕法尼亚中部的丘陵地带，很快就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脊扩张，创建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强大区域文化。但是，当作为一个文化民族远离内陆地区时，数以万计的边民生活在被称为宾夕法尼亚的不规则长方形领土边界之内。这些边民将证明贵格会已经丧失了对该殖民地的控制权。“看来爱尔兰要把所有的居民都送到这里来，”一个忧心忡忡的殖民地官员报告称，“人们普遍担心，如果他们继续涌来，那么他们将成为本地区的所有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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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边民在没有支付任何钱财的情况下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对印第安村庄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且推动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的部落同新法兰西结盟。在18世纪的诸多帝国战争中，新法兰西为这些印第安人提供武器和弹药，以袭击自己的竞争对手英格兰。贵格会政府躲在德意志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定居地的同心环后面，高枕无忧，近似瘫痪，除了向印第安人赠送礼物和物资外没有任何作为。即使在法国雇佣兵驶入特拉华湾，开始洗劫距离费城几英里远的种植园时，政府也拒绝考虑做任何防御准备。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新英格兰人，出生在波士顿，后来又在费城安家，他责怪上帝之友们的傲慢自大。“拒绝保卫自己或国家在人类中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我们的敌人］都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他在1747年写道，“直到他们凭借经验顺着我们的河流而上，夺取我们的船只，洗劫我们的种植园和村庄，然后带着战利品安然无恙地撤退。”贵格会教徒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策略，无视富兰克林的忠告，任由他自己筹集私人捐款以组织殖民地的防御力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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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伦尼莱纳佩（Lenni Lenape）印第安人对殖民地西部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定居点和德意志人定居点发动了全面进攻，摧毁了整个城镇，屠杀或俘虏了数百名移民，事情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数千名幸存者向东逃窜，一些幸存者一路跑到费城，在懦弱的议会前示威。生活在兰开斯特县和平环境中的德意志人定居点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交战区，却没有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由于首府挤满了难民，贵格会政治家拒绝批准军事拨款。贵格会领袖之一丹尼尔·斯坦顿（Daniel Stanton）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上帝之友在战斗中丧生，这表明上帝赞成他们不采取行动。非贵格会教徒中很少有人赞同斯坦顿的分析，指出上帝之友中无人员伤亡更多与他们蜷缩在本地区最安全的角落有关。就连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也大吃一惊。“你们应该保护人民，却阻止他们保护自己，”伦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上帝之友在一封给费城的一位上帝之友的信中写道，“抛洒的鲜血难道没有在你门前流淌吗？”被迫在保护社会和坚持宗教原则之间做出选择的贵格会主要官员递交了辞呈。上帝之友们再也无法垄断内陆地区的政治事务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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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被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党派体系取代，富兰克林及其盟友经常控制着局势。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内陆地区是一个对自身、领导人以及独立事业都不确定的文明社会。到那时，威廉·佩恩创建的乌托邦的大片土地被其他民族兼并。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人正涌向整个北部地区。为了使宾夕法尼亚的怀俄明山谷处于新英格兰的统治之下，如果需要的话，这些新英格兰人随时准备发动一场战争。在西部，一股新势力已经悄然形成，并向南方高地蔓延。这个边民文明并未控制单一的殖民地政府——事实上，在沿海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代表——但它将从根本上重塑所有美利坚的民族，以及那个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奇怪联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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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a Gardina Pestana，“The Quaker Executions as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0，No.2，September 1993，pp.441，460-461；Taylor（2001），pp.264-265；Theophilus Evans，The History of Modern Enthusiasm，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s ，London：W.Owen，1757，p.84；Boorstin（1958），pp.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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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igby Baltzell，Puritan Boston and Quaker Philadelphia ，New York：Free Press，1979，pp.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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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muel Pepys，journal entry of 30 August 1664；“Sir William Penn” and “William Penn，” in Hugh Chisholm，ed.，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Vol.21，New York：Encylopaedia Britannica Co.，1911，pp.99-104；Richard S.Dunn，“An Odd Couple：John Winthrop and William Penn，”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ies Vol.99，1987，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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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unn（198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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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nn（1987），pp.3-4；Fischer（1989），pp.453-455，461；Kornwolf and Kornwolf，Vol.2，pp.1175-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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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ylor（2001），p.267；Dunn（1987），pp.10-12；John Alexander Dickinson and Brian J.Young，A Short History of Quebec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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