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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十七章 大阿巴拉契亚向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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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历史学家很早就将大阿巴拉契亚人和边疆地区关联起来。边民们最早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边民们就进入了北美原住民的领地。早在大陆会议着手设置西北领地或征服居住在西北领地的印第安人之前，边民们就建立了像特兰西瓦尼亚和富兰克林国这样的反叛政府。新英格兰人以及内陆地区人通常等到联邦军队打败了土著印第安人之后才搬入这些印第安人的领地；边民们则经常自己进行征服。新英格兰人仍然在纽约北部进行殖民活动时，大阿巴拉契亚人则乘坐竹筏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明确宣称对印第安纳南部及伊利诺伊享有主权。在内陆地区人抵达俄亥俄时，边民们在田纳西中部和切罗基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因为愿意——甚至渴望——生活在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区，所以边民们经常处于欧美扩张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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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大阿巴拉契亚的文化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19世纪上半叶，受到更加肥沃、价格低廉且经过适当勘测的土地以及更容易进入的市场（通过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吸引，几十万人逃离了弗吉尼亚。这使得老自治领（Old Dominion）不再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场始于弗吉尼亚以及其他东部州的大规模运动被称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大阿巴拉契亚运动。到1800年，边民们已经殖民了现在的肯塔基、田纳西中北部以及伊利诺伊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三十年后——新英格兰人尚未到达伊利诺伊或者威斯康星——边民们已经控制了亚拉巴马北部、田纳西剩下的大部分地区、阿肯色的欧扎克，以及伊利诺伊和密苏里南部的密西西比河谷。1850年，边民们带着阿尔斯特以及英格兰边界地区的言语模式，穿越得克萨斯北部来到自己位于牧场上的家。这些文化动荡、高度流动的边民遭到了南方腹地种植园主的抵制，并在到达西部边陲树木稀少、气候干旱的大草原之后曾短暂停止继续西进。边民们所创建的文化——据称是“真正的美利坚”文化——与邻近地区的文化大不相同。邻近地区的很多人认为这种文化杂乱无章、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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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边民的人数如此众多，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能够控制国家事务，入主白宫，并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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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无疑是一个乡村民族。边民们不是移植整个社区，而是作为个体或者小的群体向肯塔基以及中西部南部扩张的。边民们遍布在森林以及空旷的地方，创建了城镇（这几乎是一种事后的想法），并拒绝就公共资源进行投资。在整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地方税赋很低，学校、图书馆很少，市政府也很少，而且相去甚远。1850年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肯塔基学生比例大约是缅因州的六分之一，而其图书馆的人均图书数量不到缅因州的一半。缅因州是新英格兰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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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文盲率曾使历史学家追踪其人民前进步伐的努力复杂化。大多数关于中西部边民的描述都来自他们的新英格兰邻居，以及参观这一地区的游客们的长篇大论。这些新英格兰邻居以及参观这一地区的游客普遍对边民们的贫穷状况感到震惊。费城医生理查德·李·梅森（Richard Lee Mason）曾于1819年的冬天横穿印第安纳南部。梅森描述说自己偶然见到了“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悲惨的小屋之一”：一堆石板堆放在一个猪圈上。猪圈里有一个妇女和“两个颤抖的差点饿死的孩子”。这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都光头赤脚，孩子父亲则“外出找寻面包”。一个农民报告称：“南伊利诺伊一直是蓄奴州的穷人避难所。去年，我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在吃土，他们太饿了。”中西部的新英格兰人开始称边民们为“灰胡桃”——指他们粗制滥造的土布衣服的颜色。“Hoosier”是南方的俚语，意为边疆乡巴佬，被阿巴拉契亚的印第安人用作荣誉徽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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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巴拉契亚的农业称得上是一起即兴的破坏性事件。边民们主要是牧民社会。他们寻找林区，然后焚烧或者砍伐那里的树木。他们在树桩之间种植玉米，玉米成熟之后用来饲养猪、牛，或制成玉米面包、玉米粥以及威士忌。很多家庭在搬家前通常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住上几年，搬家有时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占用别人的土地，然后土地的真正主人出现了，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一地区开始变得过分拥挤。正如一位学者所解释的那样：“邻居们相距5英里时，他们就会感到拥挤不堪。”此后，学者们发现，60%～80%的边民在抵达后10年之内就会迁移一次，最穷的边民迁移得最为频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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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把边民们贫穷的原因归咎于他们自身。梅森医生认为，南印第安纳人的“轻率及懒惰史无前例”。俄亥俄州的一名记者同意这种看法：“新英格兰人的干劲和进取精神并没有成为边民性格的一部分。”出生于新英格兰的州参议员杰森·斯特里维尔（Jason Strevell）在该州国会大厦内告诉自己的同僚：“伊利诺伊南部资源有限的原因仅仅是当地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发这些资源。”“懒惰和独立是他们性格中突出的特点。”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牧师在谈及西弗吉尼亚人时说道。同时，这位牧师声称懒惰和独立分别是“他们的主要享受”和“主要抱负”。另外一位牧师描述说，“灰胡桃”（边民）是一种“又长又瘦又无知的动物。在这一野蛮的地区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人愿意和这么一大群营养不良、衣衫褴褛、无所事事、无知愚昧的孩子住在同一间小木屋里”。伊利诺伊的一家报纸对笼罩在大阿巴拉契亚人聚居区的“知识、道德和政治黑暗”深表遗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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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也谈到了该地区民众的不安定的本性。印第安纳州是一个由大阿巴拉契亚人主导的州。据报道，居住在印第安纳的人“普遍渴望移民”。这是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阶层，等待机会卖光东西，并等着进一步采取行动”。《新英格兰农民报》（New England Farmer ）的一位记者担心，这些人永远不会“安定于新英格兰那样的道德和宗教社会中”。1839年，马萨诸塞的一个农民曾预言，要想该地区的居民“被同化并融入同一个群体”，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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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同化，新英格兰曾向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派遣传教士，但宗教和文化差异挫败了新英格兰人的努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新英格兰人一本正经地向自己的听众宣读精心准备的书面布道词。然而，这些听众早已习惯了巡回传教士们热情的即兴演讲。“他们一般不读书，但会思考、讨论，”一位来自伊利诺伊的传教士说道，“他们习惯于盯着活生生的眼睛，习惯于接受活生生的声音的劝导和说服。”其他人则抱怨边民们过于随意的行为举止：男人们进教堂时不摘帽子，小孩子可以在长椅上随意地跑来跑去，大人们则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习惯了让传教士们以农民或工匠的身份从事诚实的日常劳作，边民们拒绝向新英格兰牧师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新英格兰人仅仅因为其身份就得不到边民们的信任。正如一个边民所说：“新英格兰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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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人也很难理解大阿巴拉契亚人的方言和词汇。在印第安纳，人们注意到这两种文化中的成员在描述失控的马群时的方式是多么不同。新英格兰人会说：“马队跑进灌木丛里，跨过树丛，冲过了小溪。”他的印第安纳邻居们会这样解释这些话：“马儿们被树苗缠住了，弄断了舌头、双树（双腿）和木偶杆。”当年轻的边民称自己的配偶为“老女人”或“老男人”时，新英格兰人感到困惑不解。边民们用“yon”来表示“that”，“reckon”来表示“guess”，“heap”来表示“a lot of”和“powerful”（新英格兰人会用“very”来表示这两个词），这让新英格兰人感到十分好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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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其他差异。中西部新英格兰人在路边安家，食用土豆以摄取淀粉，修建水果园，建造谷仓和直板栅栏，把马套在马车上以参加比赛，协商书面合同，将逝者葬在镇上的墓园里。中西部的大阿巴拉契亚人在土地中心附近建造自己的房子（出于隐私的考虑），更喜欢食用玉米以摄取淀粉，拒绝修建果园。如果想要保护自己的牲畜，这些边民会建造开放的棚屋。他们用分体式栅栏围起牧场，骑着马参加比赛，协商口头的、受荣誉约束的协议，将亲属安葬在家族墓地或单独坟墓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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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们对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领主们的傲慢深恶痛绝。同时，他们也对新英格兰人的屈尊俯就愤慨不已。奥兰多·菲克林（Orlando Ficklin）是一个出生于肯塔基的伊利诺伊人。他感谢“上帝在创造新英格兰之前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新英格兰人会干扰上帝的事业，破坏我们生活的美丽世界”。据报道，肯塔基人出于宗教热情会将新英格兰人视为“耶稣会教徒的一个分支”，而在伊利诺伊，“被新英格兰”（yankeed）一词与“上当受骗”（cheated）是同义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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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们的政治偏好和自己的新英格兰邻居大不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同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富人、贵族种植园主以及低地奴隶主斗争的过程中，边民们普遍支持“诚实的农民及机械工人”。一位印第安纳社论家敦促自己的同胞投票给“懂得在汗水中吃面包是什么滋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知道如何代表你的利益”。否则，“为了支持一个终将颠覆我们自己自由的贵族阶层，我们的劳动成果将会被窃取”。大阿巴拉契亚人不信任任何政党，认为政党是强大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投票给随便哪个看似支持普通个人的政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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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西部的大阿巴拉契亚人来说，那些爱管闲事的新英格兰人是个人自由思想的最大威胁。因此，在整个19世纪直至民权运动时期，边民主导的地区一直坚决支持南方腹地领导的民主党。正如凯文·菲利普斯所观察到的那样，“灰胡桃民主党人并不太在意奴隶制，但他们无法容忍新英格兰人”。边民们的政治代表强烈反对新英格兰人企图利用联邦政府将新英格兰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做法。俄亥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伐兰狄甘（Clement Vallandigham）在指责新英格兰通过反对扩大奴隶制来危害美利坚联邦之前指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圆颅党以及弗吉尼亚的骑士党——憎恨奴隶制（尽管有时贩卖奴隶），他们是波士顿的圣徒以及萨凡纳的蓄奴罪人……所有人都在神圣的兄弟情谊中携手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对禁酒只字不提，却禁止进行宗教测试、建立宗教场所，并且规定要引渡在逃奴隶。”在谈及新英格兰人时伐兰狄甘说：“新英格兰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因为新英格兰已经废黜了耶和华，并确立了自己新的反奴隶制的神。”在国家层面上，民主党人通过强调需要保护个人自由——包括拥有奴隶的自由——从而利用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热情。边民们定居的各县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普遍支持杰斐逊而不支持亚当斯，在1828年和1832年的总统选举中普遍支持安德鲁·杰克逊而不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普遍支持道格拉斯而不支持林肯。与此同时，边民们选择民主党在国会山（Capitol Hill）代表他们的利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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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遥远的南方，迁徙中的边民们不是同新英格兰，而是同一个日益欧化的强大民族进行激烈的竞争。18世纪40年代，切罗基印第安人控制了我们所认为的大阿巴拉契亚核心地带：现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西弗吉尼亚州的三分之一，以及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最西端的一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切罗基人一直保护自己的农业村庄和狩猎用地免遭易洛魁人、克里克人以及肖尼人的入侵。18世纪50年代，边民们开始入侵他们的土地时，切罗基印第安人进行了反击。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切罗基印第安人精准地判断出帝国权力是唯一能控制饥肠辘辘的、来自穷乡僻壤的居民的东西，所以站在了英国人一边。“伟大的自然之神将我们置于不同的境地，”切罗基族老人科恩·塔塞尔（Corn Tassel）在独立战争期间召开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对谈判代表说，“他确实赋予了你诸多优越的条件，但他创造我们并不是让我们来做你们的奴隶的。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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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独立的民族。尽管切罗基人与边民们发生过冲突，但大量的文化和基因交流仍在继续。一些大阿巴拉契亚人“入乡随俗”，嫁入切罗基人的村庄；更多的大阿巴拉契亚人与切罗基族妇女调情。到18世纪末，混血的切罗基上层阶级已然出现。这一上层阶级的成员讲英语，皈依基督教，并充当文化对话者。作为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敦促切罗基人“继续学习如何开垦地球”，并承诺“终有一日你们会和我们一样”。切罗基族的混血精英们将这个建议牢记于心，并鼓励自己的族人效仿杰斐逊所在的弗吉尼亚的沿海低地生活方式。科恩·塔塞尔的混血侄子塞阔雅（Sequoyah）创建了很快便被族人接受的切罗基族书写体系。《圣经》被翻译成了切罗基语。1828年，《切罗基凤凰报》（Cherokee Phoenix ）开始在其首府新埃科塔印刊发行。切罗基领导人通过了一部仿照美国宪法的成文法典，而治疗师、药剂师和魔术师也首次记录了本民族历史悠久的习俗以及知识。农场和村庄发展成了种植园和城镇。名门望族先是雇用白人来帮助自己管理不断增长的商业帝国，然后开始购买大量的非洲奴隶，让他们从事最困难的工作。到1825年，切罗基精英阶层拥有1277名奴隶，奴隶占切罗基人口总数的10%。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该代表团明确表示，切罗基人将不再交出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当时，切罗基人已经交出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北部三分之一的土地，以及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的邻近地区——“不会再多交出一英尺土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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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切罗基人来说不幸的是，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影响力使得首位边疆战士于1829年入主白宫。这位战士对法治缺乏耐心，对其他民族缺乏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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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杰克逊，我们的首位大阿巴拉契亚总统，出生于南北卡罗来纳交界处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家庭。为了符合边疆战士的道德标准，他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在1812年的战争中领导田纳西民兵对抗克里克人，并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击败英国人，成为民族英雄。杰克逊曾在转瞬而逝的富兰克林国以及后来的田纳西州居住生活，蓄养过奴隶，做过乡村律师，担任过参议员和情绪高涨的印第安战士。1818年，为了惩罚塞米诺印第安人庇护逃跑的奴隶，杰克逊主动请缨入侵西班牙属地佛罗里达。赢得总统宝座后，他亲自监督征用了数千万英亩美洲原住民的土地，鼓励南方腹地向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以及密西西比扩张。杰克逊后来对国会说，印第安人“既无甚聪明才干，又不辛勤劳作，也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他们自己也不愿对此做出任何改变，而这些对他们状况的有利改变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另外一个优越的民族中间站稳脚步，在不了解他们自身自卑的原因或不寻求控制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屈服于环境力量，并在不久后消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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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在大阿巴拉契亚、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的大力支持下赢得了总统大选，声称自己拥有大阿巴拉契亚以西以及梅森-迪克逊线以南地区的每一张选票。杰克逊的原则——极小程度的政府干涉，最大限度地给予个人自由，侵略性军事扩张，白人至上，每个美利坚的民族都有权在不受其他民族干涉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使他在内陆地区以及新英格兰的朋友少之又少。杰克逊两届政府任期的基调都是在就职典礼当天便确定的。为了“得到里面的点心、潘趣酒以及其他东西”，当时他的数千名支持者围攻了白宫，急匆匆地毁坏家具，打碎了价值数千美元的瓷器以及玻璃器皿。“总统府里嘈杂无序的暴民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关于杜伊勒里宫以及凡尔赛宫暴民的描述，”一个目击者写道，“我担心，如果这些人掌握了暴君的所有权力，那么他们将成为最凶残、最残忍、最专制的人。”杰克逊则肆无忌惮地将政府工作交给自己的朋友们，从而开启了他的一个盟友所谓的“敌人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规则”。至于切罗基人，他很快便表现出对自己刚刚宣誓维护的宪法的蔑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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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大阿巴拉契亚的切罗基人是杰克逊的头等大事。前几任总统曾支持切罗基部落对抗佐治亚政治精英们的背叛行为，这些政治精英希望通过武力窃取所有“野蛮部落”的土地。杰克逊允许佐治亚人为所欲为。佐治亚的立法机构单方面通过了一项将佐治亚的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适用于切罗基人的法案，杰克逊对此则保持沉默；在佐治亚，和南方其他“劣等种族”一样，切罗基人不被允许投票、拥有财产、指证白人、获得贷款或在法庭上上诉。几个月后，当在切罗基人的土地上发现黄金时，杰克逊命令受命前来保护印第安人的联邦军队离开这一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掠夺成性的佐治亚民兵。随后，杰克逊起草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Bill）。这项法案旨在对切罗基人及周边民族进行种族清洗，并将他们迁移到一千英里外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干旱的平原。这项法案在众议院仅以五票的优势被通过。其中，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反对，而南方腹地则强烈支持该法案。与此同时，最高法院裁定佐治亚吞并切罗基领土违反宪法，因为这违反了切罗基部落与联邦政府签订的条约。佐治亚和杰克逊政府完全无视这一裁定。切罗基人在佐治亚的土地通过抽奖的方式被分给了白人；切罗基人自己则被美国军队圈禁在拘留营之中，然后在恶劣的条件下被强行迁移到俄克拉何马。在此过程中，4000名切罗基人丧生。几年后，当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吞并克里克人和奇克索人领地时，这些克里克人和奇克索人也沿着切罗基人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前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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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直接受益人的大阿拉巴契亚实际上在合并问题上出现了分裂。著名的田纳西人戴维·克罗克特在众议院斥责《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是“报复性的压迫”。虽然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可能并不完全支持总统的行为，但最南端的大阿巴拉契亚人现在面临着边民们的扩张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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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历史学家提及“南方高地”（Upland South）的文化时，就好像奴隶制独自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俄亥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俄亥俄河以北地区也有边民定居。事实上，无论是生活在没有奴隶的印第安纳，还是生活在对奴隶制友好的田纳西以及阿肯色，大阿巴拉契亚人都有着连续不断、统一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和个性特征。然而，与草原上的亲人相比，南方边民们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不确定、更加不稳定的生存环境。山区的生活更加无拘无束、与世隔绝、争强好斗。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遭遇盗匪、血腥复仇以及治安警戒都司空见惯。南方边境的暴力和放荡让19世纪游览此地的游客震惊不已。在这里，男人们会因一些小事或分歧而在公共场合大动干戈。他们会挖出对方的眼睛，咬掉对方的嘴唇和耳朵，扯掉对方的鼻子。在新英格兰或内陆地区被视为不光彩的暴力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却能为人们赢得荣誉和尊重。在这里，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是其坚韧和凶猛，而不是辛勤工作、正义感或物质财富。为了更容易地挖出对手的眼球，领头的斗殴者留着长长的指甲，在蜡烛的火焰中使指甲变硬，并用油润滑自己的指甲。胜利者在这一地区丰富多彩、自吹自擂的口头传说中永享盛名。这些民间传说赞扬他们的血腥暴力。正如一位拳击手所说：“我能跑，能跳，能射击，能吹牛，能喝酒，能取胜，没人拦得住我。任何一个从匹兹堡到新奥尔良再到圣路易斯的（密西西比河）两岸的男人，来吧你！白人技工，看看我有多强大。我已经两天没打过架了，我要去打架。雄起吧——嘟嘟——嘟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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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英格兰人一样，边民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经历了一波强烈的宗教皈依和实验浪潮，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边疆条件削弱了长老会的影响力以及权威。虽然新英格兰的拓荒者创造或相信了要重视多行善事、乌托邦社区，以及对正义行为的信仰，但是，强调个人救赎、与上帝保持双边关系以及来世回报的信仰对边民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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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英格兰的新教或源于英格兰南部的圣公会相比，边民的宗教传统更加感性、更加自发。边民们在苏格兰和阿尔斯特的先祖们参加过长老会的“圣会”。这是一场巨大的户外活动，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在那里哭泣、昏厥，或者与神秘力量互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集会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司空见惯。来自田纳西、肯塔基、西弗吉尼亚以及俄亥俄南部的20000名朝圣者于1801年8月在肯塔基的坎恩岭集会，大规模庆祝基督教复兴。“在上帝强大力量的感召之下，数百人就像在战斗中被杀掉一样伏在地上，”一名参加户外集会的目击者回忆称，“有时一千多人突然大声叫喊起来。周围几英里都能听到人们的叫喊声。”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出现了浸礼会以及卫理公会教堂。与北方教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个教会赞美奴隶制。由于这两个教会强调个人精神重生，强调每个人都能在没有书籍、牧师或教会等级制度的调解下直接与上帝联系，所以这两个教会都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得以迅速传播。如果这种感觉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话，穷困潦倒的传教士承诺帮助信徒们打开通往神圣道路的个人通道，甚至鼓励每一个人都去传教、祈祷，或者分享自己的情感。与边疆地区的条件和文化相协调，这些福音派信仰在1850年之前主导了大阿巴拉契亚，以牺牲更博学、更具文学性的长老会以及圣公会为代价，吸引了大批信徒。在此过程中，他们扩大了大阿巴拉契亚和新英格兰之间的文化鸿沟，并部分弥合了与南方日益强大的邻居之间的文化鸿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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