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79582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1706278862]
1706279583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 ——无名氏”
1706279584
1706279585
成百成百地被抛入万人坑的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可用供识别身份的物件，然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被匆忙丢入匆匆挖好的坟墓的浮肿尸体；死于痢疾或伤寒继而被埋在战地医院旁的无名受害者；被炮弹炸成碎片的人们；被树林与沟壑隐藏起来任凭野猪、野狼或时间破坏的躯体——对这些内战死难者的处理，致使人们无法准确记述他们的信息。在那数量巨大的阵亡者没有得到埋葬与记录的情况下，数十万人（40%以上的北方死难者，以及比这一比例高得多的南部邦联人）没有留下名字便死去了。能够用以标识他们的，只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1]
1706279586
1706279587
对一个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亿美元用来寻找和甄别二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约88000名失踪者。对每位为国效劳的士兵负责，并将他们送回故乡，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这毋庸置疑是国家的职责。但这些想法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战争经历了许多次变革。对待死者与失踪者的态度的变化，虽不如军事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变革来得那么猛烈，但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做法与人们的战争体验——无论对士兵还是平民都一样。直至朝鲜战争，美国才首次建立起甄别并运归每位死去士兵遗骸的政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们才首次佩戴了用以识别身份的正式徽章，这种徽章后来被称为“狗牌”。直至内战，美国政府才首次创立国家公墓系统，并正式承担起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职责。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言，正是内战使“无名氏”的称谓变得“意味深长”。[2]
1706279588
1706279589
美墨战争的死难者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的关注，直至这场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850年。在这一年，联邦政府找到了750具士兵遗骸，并将它们重葬在新墨西哥城的一座美国公墓之中。这些尸体只约占这场战争阵亡士兵总数的6%，且没有任何一具遗体被甄别出来。然而，在内战期间，个人与公众的信念与行为逐渐改变了。这是一场由广大平民的军队而非职业正规军参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对国家的责任以甘愿献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场战争对奴隶制的进攻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对自我与身份拥有权的维护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无论对死人还是活人来说，这种信仰都隐含着另外的涵义。[3]
1706279590
1706279591
19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变化的核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获知一名士兵是生是死并为亲人提供这些消息，或以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来为丧亲者提供令人安慰的确定性。但在1861年，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南部邦联政府，都没有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北方与南方都采取了一些记录死难士兵信息的措施，要求部队医院填写表格，并将表格一式数份寄至华盛顿或里士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份表格、也没有任何其他官方信息是注明要寄给死者家人的。即便是想要实现将死者记录寄回首都的计划，也遭遇了令人生畏的阻碍。1862年，南部邦联军队军医总监塞缪尔·P.穆尔（Samuel P. Moore）感觉自己不得不发布一份通告，来谴责他的下属医官在记录死者信息问题上的“冷漠”态度。但他的训诫显然收效甚微。1864年1月，《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刊登了一篇总结上一年
1706279592
1706279593
伤亡情况的文章。该报在文后总结道：“这些报告表明，军官们与军医们极其忽视报告士兵的死亡情况。”在北方，战地指挥官认为报告要求只适用于后方，因此陆军部在1862年4月颁布“通令”第33号，规定在战斗区域指挥官也应进行死者甄别工作。但正如我们所见，该命令运用了“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语言使这则通令看起来更像是热望而非命令，而事实上指挥官们也是这么看待它的。“通令”第33号并没有为落实它的目标作出规定，也没有派遣专门部队来履行登记坟墓的职责。同早前的命令一样，它没有规定政府与军队为后方亲人报告死亡消息的责任。[4]
1706279594
1706279595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后方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填补官方信息的空白。在每场重大战役结束后的几天中，联邦与南部邦联的报纸都整版整版地刊登那些人们急切等待的伤亡报告。南卡罗来纳人萨拉·帕尔默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所写的信，反映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的巨大痛苦：“我太急切地想见到报纸并得到K连的伤亡名单，然而我又害怕看见它。”尽管平民为等待消息而将报社与铁路枢纽挤得水泄不通，但众所周知，伤亡名单总是既不准确又不完整。[5]
1706279596
1706279597
1706279598
1706279599
1706279600
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
1706279601
1706279602
这些公布的名单消息来源不一。有时，报纸会在某团死伤报告前加上一位牧师的声明，指出是他搜集了这些信息。的确，这在某些部队中是牧师的正式职责，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履行这一职责。在纳什维尔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十分愤慨的护士抱怨道，那里的牧师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玩“掷套环”。而许多团（南部邦联的半数以上，联邦军队的五分之二）压根儿就没有随军牧师。[6]
1706279603
1706279604
伤亡名单常常是由军官出具的。在有些时候，代表慈善组织的平民承担起了搜集伤亡信息的职责。他们意识到，军官们太忙于解决活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无法将搜集死者信息作为首要任务。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救济机构的代表W.P.普赖斯试图建立一个正式制度。1864年6月，他从亚特兰大报告说，他已安排卡罗来纳诸团的上校定期向他提供伤亡报告，“我希望我能以此提供准确的名单”。但他继续说道，他的计划似乎无法实现了，因为“我得抱歉地说，有几封从战地寄来的（带有信息的）重要信件……未能送达”。[7]
1706279605
1706279606
伤亡名单常常附以一些声明,承认名单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1863年，南部邦联一份报纸报道说：“I连在战斗中损失了38人。其中的31人被敌人俘获。”这篇文章推测：“其余7人，一定是阵亡了。”被列在“轻伤”名单上的儿子或兄弟，结果常常是已经死去了；而一些被报告为“在战斗中伤亡”的丈夫，却在后来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有时，在收到亲属受重伤的报告后，家人会极其痛苦地焦虑数天。而事实上，他们的亲属未非如此，这样的例子我已听说了许多。”在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位焦急母亲的信中，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写道。密西西比州第19团的马修·杰克·戴维斯令他的亲人为他担忧了四年。“据报道，我在被捕那天就被杀害了，”他讲述道，“我读到了我自己的讣告。”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后，纽约州的约瑟夫·威利特急忙给他的妹妹写信证实自己的情况：“在读到这封信之前，你可能听说我已经遇难或受伤，但让我来澄清这一消息。”1863年，在听到弟弟的死讯后，《纽约时报》的创办者、报人亨利·雷蒙德便匆忙赶到弗吉尼亚州。他雇请了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但却没有找到他弟弟的尸体。因此，他前往部队指挥部打听消息。一位副官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询问，而是将他那不仅还活着而且状态还不错的弟弟带到他面前。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在北方列兵亨利·斯特鲁布尔曾停下来帮助过的一名士兵手中，人们发现了斯特鲁布尔的军用水壶。在那之后，斯特鲁布尔不仅被列入伤亡名单，而且被分配给了一个坟墓。内战结束后，在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斯特鲁布尔都会用鲜花装饰他自己的坟墓，来纪念这座坟墓中的无名士兵，抑或是来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里躺着的，或许便是他自己。收到坏消息的亲友复述着、珍视着这样的故事，希望另一个有着幸福结局的故事能够发生，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否认死亡的现实与定局。[8]
1706279607
1706279608
比伤亡名单更可靠、当然也更令亲人安慰的，是私人信件。依照传统，这种信件通常由死者最亲密的朋友或上一级部队长官写给其亲属。但战场上的士兵通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腾出时间、找到适当环境，或恢复体力来写这封信。此外，这种通信也与邮政服务的状况密切相关。在南部邦联，随着时间推移，邮政服务变得愈发不可靠了。南方人抱怨说，截至1864年，里士满有太多邮政工作人员都被征到军队里去了，以至于弗吉尼亚战场同后方的邮政服务已彻底中断。[9]
1706279609
1706279610
在部队军官与政府官员无力为士兵亲人提供关于他们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志愿组织便努力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在内战中，北方诞生了两大慈善团体——基督教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它们服务的范围覆盖全联邦，并将与士兵家人的沟通视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基督教委员会分发给前线士兵的信纸顶端，印着这个委员会的承诺：“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将这张纸视作士兵与故乡间的信使。让它赶快飞向那等待音讯的人吧。”据基督教委员会报道，仅在1864年春季的三个月中，它已为波托马克军团提供了24000刀信纸与信封；在重大战役结束后的日子里，它将数百封信从军事医院与营地运往了附近的邮局。在谢尔曼的军队于1864年12月抵达萨凡纳之后，跟随他部队的基督教委员会代表租
1706279611
1706279612
1706279613
1706279614
1706279615
“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办公室，摄于1865年”。国会图书馆。
1706279616
1706279617
下了一些房间，并安放了50张写字台。在这里，士兵们将每天完成300封信。[10]
1706279618
1706279619
基督教委员会的代表们承担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在士兵重病在身或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这些代表们便代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或“替处于弥留之际的士兵”执笔，或为死者撰写信函，来“传递‘临终遗言’”。如基督教委员会所描述，“不遗余力为那些”在故乡“等待着的人们提供即时、准确的信息”，这是该委员会5000名代表的一项基本职责。据基督教委员会估计，截至战争结束，他们已为士兵写了超过92000封信。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努力甄别死者，以便将死者信息寄给他们的家人；而作为基督教委员会区域主管的战地总代表们，则负责报告他们的积极努力。在查塔努加战役之后，一位负责人满意地叙述道：“在那天晚上，我们根据垂死者的口述与既死者身上的书信和日记，整理出了关于他们的信息备忘录。我们便依据这些备忘录写了许多家书。通常来说，除非尸体被劫掠过，在军上衣内侧的贴身衣兜里，总会装有一封朋友来信，或一张照片，或一本基督教委员会发放的《新约全书》或一册赞美诗集，上面写着该士兵的姓名、所在团与家庭地址。”[11]
1706279620
1706279621
在1864年，基督教委员会组建了“个人救济部”，旨在答复那些关于个体士兵命运的询问。“要想答复这些信件，得进行漫长而艰难的搜索。首先去士兵所在团，然后去战地医院，再然后去其他医院或军营。”1868年，基督教委员会家庭事务负责人莱缪尔·莫斯（Lemuel Moss）牧师回忆道。但信息的确常常是能够找到的。为打听父亲的下落，安娜·H. ——“一个小女孩儿”——给基督教委员写了封信。在“连续四周什么消息也没得到”后，她的妈妈已焦虑得“几乎发疯”。“这是我们寄出的第三封信，”她写道。她同时祈求说：“有哪个人能告诉我们，我亲爱的爸爸是死是活……即便我们无法报答您，上帝也将会这样做的。请发发慈悲，答复这封信吧。”基督教委员会悲伤地告知她，她的父亲已经被埋葬。[12]
1706279622
1706279623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搜集士兵伤亡信息，基督教委员会的一个做法便是向其战地上的代表发放印制好的笔记本。用这些笔记本，代表们可以记下他们所帮助过的士兵的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很方便地传送给救济部总部。基督教委员会1864年的一本弗吉尼亚州“死亡登记簿”，包含姓名栏、所在部队栏、死亡日期栏，以及通常记录对死者宗教状态的评价与死者尸体处理细节的“详情”与“评语”栏。基督教委员会同士兵家人联络的动力之一，是尽可能使他们确信这些士兵中的许多已死于“善终”：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不仅是亲人替代者与信息记录者，他们也充当了福音传教士。根据这本登记簿的记载，S.B.史密斯是个“基督徒，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塞缪尔·格林的宗教状态却“不详”；而乔治·尤因则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基督徒”。一名士兵的亲人将无法获知关于他的消息，因为委员会“没有发现其亲属的地址”；这位濒死者只能“用摇头或点头对所提问题给出否定或肯定的答复”。约瑟夫·克雷默的“朋友信息不详”，因此委员会也没能为他写信。乔治·贝西“看起来是个好孩子，他温和地谈起他的朋友，表达了一些宗教感受，并似乎欢迎我们同他一起祈祷的想法，有几次他还以显而易见的热情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的枕边放有他母亲与妹妹的肖像”。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以溢于言表的满意之情记下了这一善终的例子。在同一位代表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后，马库斯·弗拉姆伯里坚称：“我相信上帝。”这位同弗拉姆伯里谈话的代表，当然会将这一令人鼓舞的救赎标志报告给他的家人。但一位自己饱受烦恼又极其令他人烦恼的士兵，则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无药可救了：据登记簿记载，他朝自己开枪，“杀死了自己”。这本“登记簿”的较早记录列出了一座医院公墓中的坟墓排数与编号；后来的记录则变得更为扼要，因为它们已开始记录战场上的而非医院中的死亡，并以粗略得多的方式描述士兵的埋葬情况。[13]
1706279624
1706279625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基督教委员会代表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保存死者身份资料，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家人提供其信息。1864年12月纳什维尔战役的那天晚上，基督教委员会派驻坎伯兰军团的战地总负责人描述道，委员会代表遍寻战场，“将死者聚集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战友确认他们的身份，并用小卡片为他们做标记”。委员会代理也志愿承担起了登记坟墓的工作。在1865年春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开始在彼得斯堡与里士满周边的战场与公墓上搜寻。在那里，他们寻找着、登记着并保护着士兵们的坟墓。最后，基督教委员会将埋葬名单与南部邦联几所监狱中的死者记录公之于众，“免费发放给死者的朋友”。这些记录总共包含了8000个死难者姓名。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基督教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它的牧师职责，它对“精神安抚”的关注，以及它为基督徒灵魂的奉献，也包含着对基督徒的肉体的责任，以及对那不朽自我的个体身份的责任。他们履行这一职责，既是为了宽慰幸存者，也是为了展示对死者应有的尊重。要知道，这些死者中的每一位都是神圣救赎的候选人。[14]
1706279626
1706279627
卫生委员会则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着手确认死者姓名，这与那些将这两家机构区别开来的更多一般差异是一致的。基督教委员会从事这一工作是源于人道主义同情与宗教仁慈，而卫生委员会则认为他们太多愁善感了，缺乏冷静的头脑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代与现代战争所需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有着一套由领薪员工所构成的体制，它嘲笑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工作所固有的业余性。美国卫生委员会试图以科学与效率的冷静原则来应对内战这一国家危机；救济工作尽管很必要，但却似乎不如确立军事组织的规章制度那么重要，因为后者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的爆发，并有效抑制战伤的恶化。卫生委员会的“关键数据局”以及卫生委员会对军营与士兵的视察，是这个组织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天然科学实验的重要表现。在关于委员会内战期间活动的官方报告中，查尔斯·斯蒂雷写道：“我们国家军队的巨大规模……为我们提供了不会再来一次的便利……如果这个可用来研究大规模人群的卫生与生理关系的机会未被利用便白白流失，这将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卫生委员会的领导者由家境殷实且人脉丰富的社会精英组成，它因而能获得巨大的规模、强大的财力，以及远非基督教委员会所能及的公众影响力与覆盖面。[15]
1706279628
1706279629
战争的需要，迫使基督教委员会将工作重心由死后转移到今生；而卫生委员会也同样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当前的迫切需要缠身。对于那些置身战场惨境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这样的感受则更为强烈。在处理身份无法确定的伤亡士兵问题上，秩序与人道主义的问题汇合在了一起。卫生委员会意识到，在人们所期待的科学革命与疾病预防革命发生之前，“大量痛苦将接踵而至”，这便需要卫生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因此，早在内战之初，卫生委员会便建立了一个“特殊救济服务”办公室，从事发放多余衣物、为病号寻找特殊食物、帮助复员士兵找到回家的路、发放读物，以及答复关于失踪士兵的问询等活动。像基督教委员会一样，卫生委员会也逐渐将自己视作“人民与军队之间伟大的沟通桥梁”。很快，它就被寻找士兵信息的问询淹没了。[16]
1706279630
1706279631
卫生委员会致力于确立秩序与制度。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官僚体制。在1862年底，卫生委员会编纂了“医院人名录”，希望以此汇总每位入住联邦军事医院的士兵姓名与状况，从而“提供人们虽急需但又十分缺少的信息”。在卫生委员会设于华盛顿闹市区的办公楼三楼，三名全职雇员将数十所医院每日报告上的士兵信息转录在大登记簿上。为了让公众得知它的新服务，“人名录”开始在媒体上刊登广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开始搜集失踪士兵的信息，”密歇根州的约翰·赫里克表示，“因此，我向你们写信打听我哥哥的下落。自打去年8月，我们便一直没有收过他的来信了。”赫里克猜测，他的哥哥可能是“在布尔河战役或安蒂特姆战役中负了伤”，并恳请“人名录”进行调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