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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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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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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据战争的需要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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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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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开头写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国军装，就会像佐治亚州那些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众所周知，那简直就是地狱。”信中继续说道，在两天的行进过程中，“军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李营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到遍布黑人的南部，如此长距离的行进中，我们仅靠一顿饭维持体力”。在密西西比州的医院病房中，二等兵诺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过着同样痛苦的日子，他写信抱怨道：“医生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白人不仅殴打和咒骂黑人士兵，有时还无缘无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另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是作为人来到部队的，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是像狗一样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们感觉像是被国家抛弃了。”他恳求总统：“既然我们发誓报效国家，那么请稍微考虑到这一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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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质上表达了同样的不满：美国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并不平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时间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前两封信出自二战时期的士兵之手，而后两封信则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士兵所写。诺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参加的战争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就美国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这个国家看起来被卡在了时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军官在1943年所说，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对过去的令人失望的重复，这一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内战中就已经被消灭的区域性习俗和传统”。他坚决认为军队“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为战后塑造有用的公民，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总结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军人在面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一理念时，都会无动于衷，甚至是失望。”[2]认为负责为国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学校或社区，而是军队的这一观点，透露出20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待军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1941年后，美国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军事营销的轰炸，这也巩固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这重关系。但是，战争宣传形式多样，美国虽然也会通过讲述扛起步枪、制造坦克或医治伤员的事情来诱导公众，但却远不限于此，它还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德国移民的问题上经历冲突，又因此对美国主义进行反思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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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只要美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美国的国家信条就会受到损害，这一说法显得尤为合理。罗斯福总统也警告，战争中的美国“必须对任何丑陋形式的种族歧视保持高度警惕，希特勒还会继续在美国人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不过，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怀疑就很难归咎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了。[3]尤其让黑人对整个状况感到愤怒的是，战时美国的公众形象和他们私下遭受的迫害是相互矛盾的。二战时期一幅非常著名、影响力持久的宣传海报（图56）声称“美国将永远为自由而战”，恐怕很多黑人士兵都会怀疑，他们究竟是为谁的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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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美国人将永远为自由而战》，这幅海报由美国战争资讯局制作。直到今天（也许尤其是在今天）这幅海报仍然被大量复制，人们可以从亚马逊网站上购买到它。这幅海报将二战士兵和独立战争中的先辈放在一起，以情感诉求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热情根植于人们美国军事起源的敬意和支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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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为谁而战这一问题上，罗斯福的两次著名宣言阐明了官方立场的两个核心，这两次宣言都是在美国正在支持盟军但尚未参战时发表的。第一个核心是罗斯福把美国描述为“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个核心出自他对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品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大核心含义都建立在民族责任感的基础上，这种责任感让美国人感受到历史的重任，也将美国人放置在了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历史脉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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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宣称：“在华盛顿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创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在林肯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国家免遭内部分裂。如今，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建制，使它免受外部瓦解。”罗斯福敦促美国人思考他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提醒他们美国的“精神”和它的“生命力已经被写在了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宪法》和葛底斯堡演说中”。[4]罗斯福传达的讯息在一些巡回展览和爱国刊物中得到加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在一个已被专制独裁所摧毁的世界中，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范例，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1941年11月，一副象征着四大自由和“民主的兵工厂”的巨幅海报在华盛顿特区的广场上揭幕，之后又进行了全国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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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大自由的视觉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艺术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设计的。他的画作由四幅代表小镇生活的家庭场景图组成，每幅图代表一种自由：一场市民会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祈祷；一顿感恩节晚餐；父母在床边陪伴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图57）。这幅画也被战时新闻局制作成宣传海报广为传播。乍看起来，这幅画表意明晰，实际上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含义。本质上，罗克韦尔表达四大自由时突出的是个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他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相对保守和内敛的理想化阐释。尽管这幅画广受欢迎，但是在罗斯福所说的“逐渐缩小的世界”中，它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步调却不怎么一致。当然，这也正是它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罗克韦尔展示的不仅仅是和平年代的理想图景，更是一种不会因为冲突而遭受挑战、被迫改变的生活。他刻画的美国是一片丰饶之地，而不是一个兵工厂，更不是什么民主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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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我们为……而战》（诺曼·罗克韦尔，1943年）。这四张图片最初刊登在1943年的《周六晚间邮报》上，同时还配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自由的“美国性”至关重要。这些图片一经刊登就广受欢迎，也成为“四种自由”巡回展览上最重要的作品。这些展览意在鼓励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由诺曼·罗克韦尔家族公司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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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画中那个和平、温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不仅不符合这幅画创作时期的现实情况，而且也丝毫反映不出许多对现实不满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渴望。归根结底，对于那些在美国社会中试图实现——同时也要求国家意识到——他们完整平等的公民权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把二战视为在国内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的人来讲，事实都证明“为自由而战”这一更加公开和激烈的说法非常有效。1938年，作家、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发表了诗歌《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强烈呼吁人们照此方向努力。这首动人的诗歌中，休斯将“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的呼吁和“美国从来都不是我的美国”这句话反复并列在一起，不仅突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排他性，也强调了美国改变现状的潜力。他在结尾写道：“我们，人民，必须救赎/土地、矿藏、植被、河流/山脉和无际的原野/所有，在诸州所有充满生机的伟大土地上/再造真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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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的诗歌被收录进1942年出版的《美国袖珍书》（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这本书试图囊括美国的精粹。它收录了各种关于美国的短篇小说、戏剧、历史文献、诗歌、事实与数据，还在结尾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如何悬挂和折叠美国国旗，以及如何向国旗敬礼。这本书毫不掩饰它的爱国主义目的；这本在冲突的大背景下编纂而成的书不仅想要反复渲染国家主义情绪，更想去引导人们的国家主义情绪。书导言部分的开头便写道：“在巨大危机的时代，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重新发现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它继续写道，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信仰”上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的奇迹”。它还断言，分辨美国人可以基于他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一旦失去了共同传统和共通观念的连接，这个国家将陷入比欧洲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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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的主编、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书中提及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但真正为全书奠定基调的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篇19世纪中期的道德寓言讲述了菲利普·诺兰的惨痛命运，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该死的美国！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听到美国这个词！”事实证明，这样讲是不妥的。诺兰因对国家不忠而付出代价，他被驱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只上度过余生。那艘船上还有一位船长和一名船员。他们在诺兰面前从不提及美国。埃弗里特写道：“五十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要对这样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施以重罚，而是强调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对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故事的结尾，诺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对于祖国的热爱。[6]事后来看，虽然这绝不是斯特恩的错，但他收录的这篇小说是不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有一群美国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爱国的举动，却尝到了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种什么滋味。在二战中，有很多事情让美国引以为豪，但其中并不包括它对待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图58）。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总统行政令，这也许是美国对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少数族裔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日裔美国人。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官方说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财产被扣押，就连日裔美国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暂时被国家强制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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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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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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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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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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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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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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