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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八章 语言、知识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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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再是静止不动的固体；它已经液化了。它正在社会本身的各条川流里活跃地游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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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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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们美国人与英国语言断绝关系时，英国语言就会象是被淹没在一片音乐喜剧的声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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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利·彼得·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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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并不容易。多数人在这方面始终是在愚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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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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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试行过，从来没有这样让它对一种全民语言树立学术标准，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重下定义，以及对其艺术概念重新加以改造。由于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衡量一切文化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和捉摸不定了。你们使用的语言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你们的讲话是流畅还是粗俗呢？你们所得到的是真知还是谬论？你们正在受到教育还是被宣传所左右？是在享受还是实际上受骗上当？你们的专业有什么明确的界线，教员与学生各自起着什么作用？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无知？哪种知识是“无益的”？哪种知识又是“有益的”？艺术必须是“美”吗？不然的活，艺术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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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的判断方式和衡量方式进行民主化的改造，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人民”信任，相信他们在不受权威或传统所左右时，内心有着与生俱来的智慧。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一语已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中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格言。即使这种民主信念从未普及全球，而且世界上只有少数人 敢于明确表态，但在美国，这种信念却已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民主已使社会成为一面镜子，人们从中可以观察事物，并且也使它成为一种尺度，以衡量事物理应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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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 语法的没落：口语征服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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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科技把众所公认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了。在普遍使用电话之后，人们说话的声音所能到达的范围已自然而然不再受说话者肺部力量的限制。留声机的发明使后代的人不仅可以读到前人所写的文字，也可以真实地听到他的声音。能将声音重复放送的新技术实际上已使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一样，既能长期保存又容易广泛传播。同时，旨在消除学究式和贵族式思想方法的一种新的语言学，则重视口头语言甚于书面语言，给质朴的公民造成新的问题，自从殖民时期以来，美国人由于对语法和拼写颇有把握，因而心安理得，缓和了他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不稳定状态。一方面，美国的口语比英国的口语更加整齐划一，也不具阶级特色，美国土语活泼生动，有创造性，富于预想和夸张；而另一方面，语言教学的目的却是灌输“正确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规则。诺亚·韦伯斯特和其他人所主张的美国语言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净化了的”英语，具有自成一体的规范，韦伯斯特本人指出，民主制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赋予人们以“标准”——“语言本身的规则”。这标准比贵族语言更加整齐划一。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的民主准则进入课堂，改变了关于一个民主社会可能以什么标准（如果有的话）施加于其语言的概念。这就是新的语言学的成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关于语言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一直与神学、哲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纠缠在一起。后来当一种描述性的现代语言学兴起时，欧洲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所谓印欧语系各种语言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从假设的原始形式演变至今的情况。为了使这种研究更具“科学性”，便把它与心理学的某些新理论联系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欧洲学者已经开始考察语言实际运用的情况。不朽的巨著《新英语同典（根据历史原则）》（通称《牛津英语词典》，一八八八至一九二八年出版，共十二卷）以及欧洲大陆学者的其它一些著作，为推广普及的新时代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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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美国语言学派利用了美国特有的机会。该学派的两位创始人爱德华·萨皮尔和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都在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找到了他们的出发点。萨皮尔的父亲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曾任教堂歌咏队的指挥。萨皮尔本人五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曾参加“纽约市最聪明的孩子”奖学金竞赛获胜。他年轻时就对语言的本质感觉兴趣，曾赴华盛顿州研究维什兰部族印第安人的语言，于一九二一年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语言：言语研究导论》。布卢姆菲尔德研究过梅诺米尼部族印第安人及大草原克里部族印第安人的语言，后来于一九三三年完成了他那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语言》。欧洲较早期的学者集中研究印欧语言，这些语言有大量文件记载，它们相互间在结构上基本相似。萨皮尔和布卢姆菲尔德从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出发，见到了语言领域的新天地。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口语是居主导地位的语言形式，有时还是唯一的语言形式；他们的大多数语言都没有文字书写形式；有文字的也常常没有语法，没有现成的文本。要研究这些语言，必然要根据口头说话的实际声音来重建语意模式。对于“原始”口语的这种研究表明，实际情况与某种自以为是的滥调相反，这种论调坚持认为，凡是没有精美文学的人民，其语言词汇不过数百而已。但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民的任何一种语言，其词汇数量均超过两万。举例而言，人类学家A.L.克罗伯就发现阿兹特克语系的纳瓦特尔语支的口语词汇达二万七千之多。所以，应该说口头语言已被证实具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丰富内容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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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结构语言学主要就是从研究这些异族的非书写语言而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构语言学家以其学说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快速教学法，专门培训审俘军官和占领军人员学习欧洲以外的各种语言，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法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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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只有少数美国人听说过这种新的语言学，但在二十年之内，这种科学却成为对学校中教授美国语言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语言学家马里奥·裴解释说，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对口语极其重视，但对书写语言如果不是轻视也是相应地比较忽视，甚至在书写语言的形式存在并对追溯语言性质、历史和语源具有价值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对语言的语音部分极其注意，而对其同义部分则相应地比较忽视；倾向于接受由多数未受过教育的本族口语使用者通用的语言形式作为该语言的标准形式，而不采用被传统尊奉为‘正确用法’的语言形式。”如果说结构语言学在当时是新的，只传授给少数人，它的概念却是与民主制所强调的人民智慧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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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学者们在精研他们严肃的新科学之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以预言者那种锐利而自信的口吻发表意见了。巴尔的摩市出生的新闻记者H.L.门肯在《美国信使》（一九二四至三三年出版）上写文章攻击美国的“蠢材统治”。他的读者十分广泛。他那富于口语化的文体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使他成为美国语言的先驱学者。一九一○年他已在收集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两者差别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竟敢于表示怀疑，打败德国和绞死德皇是否就能使这个世界安享民主。他于是埋头于语言的研究，结果是写成了一本巨著《美国语言》（共三卷，一九一九至四八年出版）。该书是一个知识宝库，鼓舞着为大众化的美国语而奋斗的人士。门肯为醇厚的口语呼吁，反对女教师使用的那种精粹的语言。门肯著作的第一卷就预言说：美国语言如此迅速地与英国语言分道扬镳，以至在不久的将来，说两者中一种语言的人将难以和说两者中另一种语言的人互相沟通。二十年后他又评论说，英国语言正在成为只不过是美国语言的一种地方话。门肯这一巨著，和他在《美国信使》上宣扬大众愚蠢的论调相反，他在这里称颂美国语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是美国的拉伯雷，对蒙昧主义和浮华辞藻横加嘲笑，其机智有力的程度，不下于他对知识多方维护的程度，他的《美国语言》一书销售量很大，虽则阅读的人并不那么多。这本书尽管部头很大，却可以说是一本很生动的美国家世小说：主人公就是各种各样忙忙碌碌的美国人民，他们使用词语作为武器与崭新的现实作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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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肯本人因而成为自己举办的“美国语研究学会”的光杆司令，他怂恿研究“英语”的美国学者放弃英国文学中的陈词滥调，转而研究他们自己的口语。他协助筹划“美国语言分布图”，成为“美国语言学会”的创始人，并参与创办一本名为《美国语》季刊的富有生气的新杂志。另外一些人步门肯的后尘，树立了一座座学术的丰碑，诸如《美国英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W.A.克雷吉及詹姆斯·鲁特·赫尔伯特，共四卷，一九三八至四四年出版）和《美国用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米特福德·M.马修斯，共两卷，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出版，充分显示出美国语言可爱的特色，这里是没有学究式怀疑的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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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关于一般语言，特别是美国语言的新概念正在发展的时候，美国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学语言教师的任务也在改变。一九○○年时，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大约百分之十进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百分之四上高等院校。到了一九二○年，中学入学率翻了两番；到一九三○年，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孩子超过一半进了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青年进高等院校的也达到百分之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中学的平民化是美国二十世纪一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成就，这项成就使越来越多仅受过极少正规教育的家长得以把子女送进中学，语言学家小雷文·麦克戴维指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对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价值不加重视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根本不懂什么叫标准语言，他们甚至可以视标准语言为一种外国方言。为应付由这种新学生，特别是在中学和高等院校里就读的学生所造成的新形势，于是产生了语言分析的新理论；语法与惯用法的旧理论……不断地受到重新审查，这种审查往往是参照其它学科提供的新根据和新见解来进行的。”既然课堂破认为是起纠正作用的地方，对于地位不稳定而力求往上爬的教员来说，就越加倾向于对地位不稳定也想向上爬的学生施加“优秀英语规则”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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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存在平民化的倾向，讨好人们，肯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好的。教师努力消除新学生的自卑感，向他们表示，他们在家里听到的语言实际上也许并非“不正确”时代日益前进，这种倾向也变得日益有力。十九世纪尚未结束，有些仍自称语言“教师”的人已经认为，他们可以证明“黑人语言”正确，以此增强地位低下的黑人学生的自尊心并缓和其逼人的态度，从而免除其非要学习标准英语不可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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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种平民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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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城市学校的英语教师在语言问题上过分天真无知。造成了街上的暴力行动以及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对立情绪，美国在今后十年内是经受不起这种情况的，教师们必须开始抛弃下述这类有关语言的荒诞论调：南方人说话习惯懒洋洋；波士顿市的英语比布朗克斯区的英语更“纯”；说“ain”就意味着语言低级等等。英语教师必须承认：一个学生能拼写或打标点，能写能认复合的复杂句字，能写二百字语气连贯、意思统一的文章段落：把这些能力与他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能听懂别人的讲话，能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并把自己所相信、所思想和感觉的东西都写出来这些能力相比，那只是次要的，后者更为重要。这些潮流——新的语言科学、美国语言习惯的新资料、平民化情绪的趋势——形成一股洪流，把学校女教师的那一套整个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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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语言学家对那些爱卖弄学问的教师的学究气和浮华辞藻感到吃惊，已决心不再局限于充当超然的语言习惯分类者。在他们的词汇里，“语法”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一九五○年，他们发表了一份由小罗伯特·霍尔撰写的宣言，虽然名为《别干涉语言吧！》，他们却不能不干涉搞语法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些人发动了一次全面攻势，它改变着公众对既成事物的态度，其规模之广泛、效率之强大，也许是极权国家以外任何相应的运动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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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杰出的教授查尔斯·卡彭特·弗赖斯向学校英语教师们指出语言科学的意义。他写了两本影响颇为广泛的书，目的是从普通美国人实际上如何讲和如何写的角度而不是从语法家规则的角度，来揭示美国语言的“结构”。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国英语语法》，编写时间几乎长达二十年。这本著作是弗赖斯精心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属写给陆军部某一机构的三千封信之后得出的成果，弗赖斯在应允删去信中所有人名和地址的条件下终于获得官方同意，准他使用这些信件作为他的一套新术语的素材，用在“特别涉及社会差距或阶级专用语的今日美国英语语法结构”之中。为查核原写信人的社会阶级，弗赖斯使用了陆军部档案中军人宣誓所提到的家庭出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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