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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二 给所有人以深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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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城镇创业者，一方面过早地修建堂皇的旅馆，一方面大量创办他们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表面看来那些院校全都是高等学府，各人创办起自己的新雅典、新罗马或新牛津。但这些院校要具有宏伟规模，尚有待于未来，而这种未来又往往始终未能降临。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按人们的期望以倒转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次序颠倒的奇特发展至今仍可见其痕迹，它一方面创造了出乎意外的大量机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在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美国，这种现象往往会随之改变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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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成为美国的一种新宗教，那么大学就是它的大教堂，正如后来中学成为它的教区教堂一样。美国的大学纷纷采用欧洲大教堂式的建筑决非偶然。“学院哥特式”很自然就成为有条件建造这类校舍的院校的标准形式。正如大教堂超越教区教堂一样，大学也高踞于中学之上。而在这种类型的美式教会中，学术界的教区教堂还没有建起来之前倒先建起了学术界的大教堂了。美国教育的特点是：还没有合乎规格的基层就先有上层结构。美国不同于西欧那些比较定型的国家，美国的教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形。创办“高等”院校是要向全国人民提供学习最先进、最困难学科的场所，这些院校象雨后春笋般地空前发展，但这时国家却还没有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广泛而大众化的合适机构。高等教育已经遍及全国，大量使用公款建立雄心勃勃、炫耀门面的学府，而这时，甚至各地法院对于征税开办公立中学是否合法，仍抱怀疑态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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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院校为何以这种方式发展，没法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其发展顺序并非事前计划好的。那些主张“给所有人以深造机会”的美国热心人士，为了保证这些新的高等学府有足够学生，不得不对高教内容重新下定义。要不然的话，“大学”又怎能为每个男女公民的智力或体力所接受得了呢？如果说，突然兴旺起来的一个西部城镇的“歌剧院”可以设法搞出一些节目来证明其并非徒有虚名，那为什么一所“大学”不能同样搞到自己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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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由社区兴办的这类新兴学院成百地建立起来，又成百地消失。南北战争前建立的这类高等院校，到二十世纪中叶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大学和学院，垮掉的却并不多。这些高等院校中有相当多获得公款的优厚资助，谁不同意给它们资助，谁就会在政治上完蛋；至于那些靠大量私人捐款和个人赠予而开办和维持的高等院校，则更获得人们真诚的对待，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抗拒改革，即使在它们 对社会时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民主”要求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时，情况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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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已有的体系而言），到二十世纪晚期时也仍然会是颠倒的。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达到了优异水平，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就整体来说，它们掌握的资源多到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可是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的中小学校却是资源不足，一度是它们靠山的地方管理机构已开始把它们搞得每况愈下，就象五十年前大学碰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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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国所有高等学府罗列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其发展的速度也同样是任何地方部比不上的。一八七○年时，美国的高等院校不过五百六十三所。到了一九一○年，数目已接近一千所，在校学生约三十余万人。当时，法国十六所大学的学生总数约四万人，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数目就几乎有这么多。一九三五年，美国的高等院校增至一千五百所左右，学生则超过一百万名，一九六○年，又增至二千所，学生超过三百万名；到了一九七○年，高等院校数目接近二千五百所，学生总数超过七百万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提供条件把某些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材。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九五九年指出：“欧洲各国大学设立的院系主要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医生、律师、神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专业学者先在特殊的中学接受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十岁或十一岁的儿童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这类特殊中学，这个年龄组的小学生能获选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进入这种中学也就是进入了大学预备学校……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学生到十四岁就完成了正规教育，接着便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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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入高等学府学生的比数对比是会造成误解的。科南特接着还指出：“不错，我国的青年约有三分之一‘上高等院校’.而欧洲国家则只有十五至二十分之一的男女青年是大学生。但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绝大部分不能叫做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是培养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所以，如果由于欧洲的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而美国则普及到多数人因而加以称赞，是不对的，但如果由于美国大学没有提供欧洲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条件因而加以贬斥，也同样是不对的。甚至到二十世纪中期，欧洲的大学仍然主要是对那些准备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教材的教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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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院校的特点是：与其说它是教育场所不如说它是崇拜场所一一对个人成长的崇拜。大学里课程内容不明确，选择的机会很多，体育与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都界限不清，发生这类现象毫不足奇，因为“成长”这个概念就很难下定义，当然每个美国人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公民如果不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不公平地被剥夺了获得最大限度成长的机会。要想对高等教育的任何其它定义获得一致认识，看来是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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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批评者责备美国人沉迷于“整齐划一”这种陈规旧套，而一些头脑简单、不明情况的美国人也为此而自责；其实这是不相干的。当然，美国也有某种正统观念，那就是重视人的成长和个人的成就。如果一般说来，美国的高等学府是“心灵的旅馆”，给每一个美国社区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大众能运用的许多方便条件，而一般的旅馆则是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条件，那么，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承认。美国的高等学府趋向于公开、大众化的民主。但是这种共同信念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标准，所产生的是狂热地追求适合各人的独特东西，并因此形成了不比寻常的、千差万别的多样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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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欧洲继承的传统，是把大学视作高等学术的贮藏所，高等学术当然意味着最先进的、最难懂的、最深奥的学科内容，它们是学问阶梯的最上层，但美国人却认为学问阶梯这一概念不符合他们的情况。民主难容阶级制的存在，当然也不能容忍教育搞等级，如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人的成长，那么每个人对自己本人就是个梯子，约翰·杜威的新“事实民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学科民主”。旧大学让人在文学士和理学士两者之间作选择是不够的。必须设立适合各种口味的科目并给人人以学位。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高等学府提供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学位，举例而言：B.Did.（教学法学士）、B.L.S（人文学士）、B.F.（财政学士）、B.N.（护理学士）、B.P.S.M.（公立学校音乐学士）B.S.H.E.（卫生教育理学士）.B.S.L.A.（园林建筑学士）、B.N.S.（海军学士）、B.PhiL.（哲学士）.B.B.S（商学士）.B.c.5.（化学学士）.A.B.inL.S.（图书馆学文学士）、A.B，inEd.（教育学文学士）、ABinSocW.（社会工作文学士）、B.S.in P.A.L.（实用艺术文学理学士）、B.VOC.E.（职业教育学士、）B.R.ED（宗教教育学士）B.V.A（职业农业学士）、B.S.in H.Ec（家政学理学士）、B、O（讲演学士、等等，既然大学里什么都教，仅仅按照大学里教什么来给高等教育下个定义是无济于事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就表现在高级和低级、实践和理论、一般性和专业性之间界线的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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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式的高等教育是很多美国特殊条件的产物。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大陆的空无所有的状态，这种发展才有可能出现，出乎人们预料，这种状态竞成了建立新高等院校并支持新高等院校的主要泉源。土地为联邦政府所有而为全体美国人民所用，这种制度使大量兴办高等院校成为可能，因为土地是由政府拨赠的。这样的高等学府虽然只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类型；但却发挥了决定性的新影响。因此，新式高等教育的福音来自西部而非来自东部大城市，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当时的东部城市还笼罩在旧世界学术影响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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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鲍德温·特纳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原打算让他留下操持家业，因他的哥哥艾沙已进了“那鲁”，准备培养成为传教士。一八二七年艾沙从纽黑文步行二百四十英里回家，说服父亲让乔纳森也上“那鲁”，当时乔纳森已经二十四岁，年纪很大了。乔纳森在“那鲁”学的主要是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参杂一些论述古代主题的当代课本。在纽黑文他转而支持禁酒运动，井享有十分虔诚的声名。这时他哥哥艾沙志愿参加了七个人组成的。‘那鲁帮”，前往美国西部荒漠地带推动那里的“宗教和教育”事业。一八三三年艾沙回到东部招募人员去进行“殖民和开化”工作。他让乔纳森参加，“那鲁”校长乃豁免乔纳森参加结业考试，以便他立即前往杰克逊维尔参加伊利诺伊学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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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三年五月，乔纳森·特纳到达伊利诺伊的杰克逊维尔，他发现这所学院只有五个教师，住在一间四十英尺见方的“宽广的砖房子”里。特纳被聘为长期教授，担任修辞及纯文学课程的教学。可是到了一八四七年，由于他直截了当的反奴隶制观点，以及他对正统的命定论学说所持的不同观点，最终使他不得不辞职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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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伊利诺伊进行“殖民和开化”，就意味着要吸引农民前往该区。但是西部草原不见树木，也就是说没有木头来修筑栅栏，而没有栅栏就不可能有家境富裕的农家。用有刺铁丝网做栅栏还是很久以后的事（直到一八七四年，约瑟夫·格利登才获得这项发明的专利权）。特纳原以为，不管用什么材料给伊利诺伊创业者做栅栏，总得用伊利诺伊土地上生长的东西。他想象中理想的栅栏是一种能耐寒、长得浓密而有刺的树篱，这种树必须随便种在那儿都能生长，不需要修补替换，可以长到“马那么高、牛那么结实、猪也钻不出来”。为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植物，他试验过伏牛花、黄杨木、山植及其它类似的树和灌木，甚至还派人到国外去探求异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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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五年的一天，特纳从一位巡回传道者那儿得知有一种名为桑橙的有刺植物，生长于阿肯色境内的奥萨奇河两岸。他弄来一些这种植物及种子，发现这正是他所要的东西，伊利诺伊农民修筑栅栏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一八四七年特纳所写关于桑橙的宣传小册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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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植物原来生长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在任何普通草原能长草的土壤中都能生长。洪水泛滥对它下会造成损害，即使全部泡在水中，它也能活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它对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各种气候条件都可完全适应。草原火灾既不能把它完全烧毁，也不能经常对它有所损伤。这种植物每片叶下都有坚实的利刺。它那铁臂似的枝丫很快就纵横交错、紧密相连，任何家畜都休想穿过，甚至普通小鸟也飞不过去。它既有刺，液汁又苦涩辛辣，这就使任何牲口和昆虫都不会以它的枝叶为食。它的种子象橙的种子，根象山核桃的根。它绝不会蔓延到庄稼地里去。在农庄四周种上这种树篱，可以保护果园、水果堆放场、马廐、羊圈、牧场，使之不受盗贼、歹徒、狗及狼的侵犯。造一扇牢靠的门加上锁就能使整个农庄不受任何侵犯。这种植物还可通过整形而长得很高，既可以荫蔽牲口又能挡住草原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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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这位教授所说的神奇树篱称为“特纳的傻念头”，但他于的这门生意可真是兴旺了。他从阿肯色进口桑橙的树种；南北战 争结束后他又鼓励伊利诺伊农民种这树以取得种子，并以每蒲式耳五美元的价钱收购。十九世纪末他的一位邻居写道：“由于他的贡献，密西西比河谷才出现了四十英亩乃至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庄，不然的话，这一带便会全是大片种植园或甚至更大规模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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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引种桑橙成功，使他深感将来的农民需要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他把传教士的热情转而用到教育事业的平民化上去了。他帮助组成。‘伊利诺伊州教师联合会”，然后到全州各处进行活动，鼓吹使用税款开办公立学校。一八五一年，他正式宣布了“为产业阶级开办州立大学”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文明社会都“必然区分为两种明显的阶级，它们互相合作而不互相敌对”，“专业”阶级（包括医生、律师、文人、传道者）在全体人民中只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余的人都属于“产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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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校只教读书写字，所提供的不是教育本身，只是获得教育的手段，因此教育的实质部分——知识和技能——必须由高等学府来提供，可是直到那个时候，高等学府还一直被只占百分之五的专业人员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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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专门适用于任何一个产业阶级的大学、仪器设备、教授和书籍文献在哪里？能听到的答复只是空谷回声：“在哪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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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没有注意到旧世界的君主贵族们也曾为他们“隔了十五代的远房表兄弟”办学，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有教养的农民，或称之为农民的监工，我也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老式的专业院校也曾放过几把“迎火”……为的是使产业大众正兴起的思想火焰别燃烧得大厉害了。它们在自己的巨型专业教育轮船后面拖上一只独木舟，让本州所有的农民和技工跨上那独木舟去和它们一起航行；但难处在于大家不愿意上船。即使有这种好意我们也敬谢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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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宣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各产业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大学，至少每州一所。他注意到新近成立的史密森学会己开始研究对人民有用的专门知识，因而甚感满意，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新式的大学应该教农业、制造工艺、簿记；应该拥有试验农场、试验果园、试验牧群；应该对“一定年龄以上所有各阶级的学生开放，教学期则可长短不一。”开学典礼上不应该有拉丁语演说，而应该举办年度产品展览会，把本校试验农场的产品拿出来展览，和全州各地收集来的同样产品进行对比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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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鼓吹说，这对全社会的影响会和早期任何一次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以这种方式接受教育的人会有一种新的敬仰，尊重“自然法则，而不是浪荡公子制订的法规”。产业阶级将成为“会思考的劳动者”，而专业阶级则会变成“从事劳动的思索者”。劳动一一富有成果、富有民主精神的劳动一一将会得到从未有过的高尚荣誉。“如果本州每一个农民的儿子，每一个技工的儿子，都能在一年之中有机会去这样的学府一天，那就会唤醒并指引他的潜在精力，这对他的好处远远超过由此而付的全部代价，而且比参加多次半年一期的学习，去学那些他不需要和不想知道的东西，更不知要好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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