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066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87]

1706379067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一章 高地风尚与苏格兰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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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1 到20世纪晚期，海外视野下的苏格兰几乎是一个高地国家。“山峰与洪流之地”的宣传语出现在无数旅游海报上，而定义了苏格兰文化特色的著名符号，比如长裙、花格布与风笛也都来自高地。然而，这一奇特的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古怪且令人费解的。首先，这种苏格兰印象与苏格兰作为近代世界城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的状况并不相符：早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先驱，近现代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工作，并居住在低地中部。当时苏格兰大部分乡村地带的人口都在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迁往福斯河与克莱德河流域的大城市。但讽刺的是，最终为整个苏格兰的文化身份奠定基调的恰恰是高地，这个苏格兰最为贫穷、最为落后的地区。换言之，苏格兰社会有着高度城镇化的内在实质，却表露出一副充满乡土气息的外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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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3 如果与18世纪晚期低地苏格兰政界、宗教界与社会总体关于高地的主流观点相对照，高地苏格兰在近代的高调形象无疑更令人惊讶。虽然苏格兰南部与北部地理差异极大，“高地”一词直到1400年却未见于书面记载。即便在“高地”于中世纪正式进入苏格兰的词典之后，使用这一词语的目的仍在于指称一个与苏格兰其他地区彼此孤立，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充满异质性的区域。将“高地”与整个苏格兰区分开来的一大关键在于语言：随着盖尔语在中世纪从低地苏格兰退出，“高地”成为王国境内在文化上更为独特、在语言上更为孤立的一个空间。与此同时，苏格兰王国政府也开始将高地视为难治之地。在近代早期，高地苏格兰的动荡局面被视为阻碍国家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宗教改革以后，高地苏格兰没有完全接受新教的洗礼，并在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信者、天主教徒与异教徒之地。对1700年以前的苏格兰政治精英与长老会来说，高地辽远而桀骜，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对当地施加管制，并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改良”。苏格兰上流社会的共识是，因为高地社会落后且充满威胁，高地人必须接受苏格兰其他地方主流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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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5 在大众层面，低地人对高地人的态度同样很不友好。在低地苏格兰的诗歌与歌谣传统中，嘲讽高地人的题材经久不衰，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与理查德·霍兰爵士（Sir Richard Holland）等低地诗人在作品里将说盖尔语的高地人讽刺为愚蠢粗暴、品行恶劣、仪表邋遢的丑角。一首写于1560年前后的短诗还曾以“上帝用一坨马粪捏出世上第一个高地人之传说”为题。高地人居住的地理空间被认为是蛮荒且丑陋的；在低地人眼中，直到审美趣味在18世纪晚期发生转变之前，苏格兰北部的高地地带都有着危险且充满敌意的色彩。迟至1800年，即便时人的高地观已开始发生转变，当时刊行于伦敦的《简明地理学概念指南》（The General Gazetteer or Compendious Geographical Directory）第11版仍记载“苏格兰北部大体上由广阔的荒山地带组成”。[1]在1773年到访苏格兰西部群岛的那场著名的旅行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曾对“广大且毫无希望的贫瘠”感到惊讶乃至嫌恶。[2]英格兰的陆军军官爱德华·伯特（Edward Burt）则在描述自己于1730年在因弗内斯附近看到的高地群山时说，他看到的是“一片阴郁凄凉的棕色……到处开着野花的荒野是这景象当中最令人不快的一幕”。对他来说，被荒野覆盖的山岭既没有浪漫气息也缺乏吸引力（后世之人将如此看待这个地方），反而是一片丑恶的景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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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7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高地氏族对历次詹姆斯党叛乱提供的支持令低地苏格兰的新教徒辉格党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泰河以南地区政经精英阶层的主力）对高地盖尔语社会越发猜忌。在1745年叛乱中，高地人已不再是可笑的族群歧视对象，而是有可能威胁到新教徒王位继承制度之存续的可怕力量，这在低地上层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反扑。一个化名“苏格托-不列颠尼库斯”（Scoto-Britannicus）的人曾将高地居民描述为活在文明教化之外的蛮族。小王位觊觎者曾在苏格兰王国的边远地区登陆，“置身于不受法纪约束的野蛮盗匪之窠臼”与“见利忘义之恶徒、蛮族和叛贼之中”。[4]在低地长老派基督徒看来，高地詹姆斯党人与天主教会的往来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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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9 低地新教徒将小王位觊觎者视为与敌基督者和天主教教宗一样的宿敌，小王位觊觎者的追随者也被认为拥有恶魔般的本性，因此并不意外的是，低地当局对高地叛乱的反制措施不但包括军事镇压与司法制裁，还包括在立法层面推动高地经济转型、扩大长老会的影响力，并消除高地与不列颠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以彻底改变高地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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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81 1746年的《解除武装法》标志着詹姆斯六世以来低地当局对高地社会进行同化的努力达到巅峰。除了禁止高地居民携带武器之外，《解除武装法》还禁止任何参军入伍的高地人穿着高地风格的服饰，甚至不允许他们穿戴“方格呢披肩、方格呢长裙、格子短裤、肩带……花格布或杂色方格呢服饰”。[5]一名政府大臣曾称这部法律的目的是“让那些蛮夷放下武器，脱去奇装异服”。[6]初次触犯《解除武装法》的人将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再犯者则将被流放七年，这项法律的效力最终维持了三十五年。《解除武装法》的实际影响或许存疑（尤其是在远在政府驻军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地方），而在1760年代早期，这项法律的实际执行力度总体上已在下降，直到1781年最终被废止。但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地的花格布与方格呢服饰开始在低地中上流阶层当中流行。这一奇特现象背后更广泛的背景在于，这一时期低地苏格兰的精英阶层开始肆意吸纳假想的乃至不存在的高地“传统”，以为一种新的苏格兰身份认同提供文化符号，这一过程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才告完成。所谓“高地风”（Highlandism）是一种几乎完全出自人为创造的文化传统。这一风尚的讽刺意味并不只来自18世纪之前低地苏格兰对古盖尔语文化的轻蔑态度，也源自其诞生时高地社会的历史体验。在“高地风”形成之时，苏格兰北部的传统社会格局正因商业化的地主经营策略、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居民清洗运动而蒙受毁灭性打击。事实上，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很多发扬了“高地风”这一传统主义时尚的主要人物本身就是早已从氏族酋长转型为改良派地主，对领地居民巧取豪夺的高地大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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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83 高地风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甚至更早的时期，但在组织层面，1778年伦敦高地协会（Highland Society）的成立构成了高地文化流行史上的一个更重要的节点。这一社团公开的成立目的在于保存高地社会的古老传统，呼吁在苏格兰废除高地服装禁令。随着1782年格雷厄姆侯爵（Marquis of Graham）在高地协会的敦促下向议会提交了废除禁令的立法动议并成功得到通过，后一个目的最终实现，高地花格布服饰在这之后得以迅速复兴，乃至一炮走红。当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酗酒与颓废中结束了晚年岁月，于1789年在罗马去世时，英王乔治三世的三个儿子——威尔士亲王，亦即后来的乔治四世，以及他的弟弟威廉·亨利与弗雷德里克——都穿上了全套高地服饰。在约翰·斯莫尔（John Small）[7]上校的指导下，他们穿戴了“方格呢披肩、长裙并配有高地挎包和其他饰物”，威尔士亲王还在伦敦的一次化装舞会上穿着高地长裙登场。而在这次有些怪异的亮相之前，花格布在不列颠各地的人们眼中已开始成为整个苏格兰的象征，而不只是盖尔人的标志。在艾伦·拉姆齐为赞美高地苏格兰的这种传统布料而作的诗歌《花格布颂》（Tartana）中，古喀里多尼亚的战士与牧民都被描述成身穿方格纹服饰的人。而在1773年，《麦克白》的主角第一次在戏台上穿起了花格布服饰，这一创新很快就成为这出莎翁戏的经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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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85 这一时期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陆军部队在历次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中的优异表现也为穿着花格布服饰的风尚带来了一种新的荣耀与武勇气息。来自高地的陆军部队得到了特别豁免，可免受1746年《解除武装法》对穿着高地传统服饰的限制，高地的花格布长裙从此便与苏格兰军人的勇敢行为密不可分。在对法战争期间，不列颠境内的爱国气氛大为高涨，来自苏格兰各地的一些志愿役部队与本土国防部队的士兵也在短暂的服役期间使用花格布服装与长裙作为他们的制服。到1803年底，已经有超过52000名苏格兰人在这些武装力量中服役，而加入联合王国陆军正规部队的人数还要更多。尚武传统一向是苏格兰文化认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那些穿着带有高地特有花纹配色的长裙的军人被奉为氏族勇士的直系传承者，他们的服饰也因此成为苏格兰武德的写照。而尤为关键的是，现在这些军人代表的已不再是苏格兰那个曾经备受蔑视的高地地区，而是整个苏格兰民族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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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87 随着英王乔治四世在1822年8月历史性地访问爱丁堡，这场文化变革迎来了顶峰。乔治四世是自1651年的查理二世以来第一个踏上苏格兰土地的执政君主，在他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驻跸的两个星期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主持举行了一系列带有凯尔特与高地风味的盛大仪式以为他提供娱乐。在这一盛事之后举行了所谓“方格呢大观”（plaided panorama），其陈设大多基于虚构的高地特色服饰和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各种风俗与传统。司各特本人认为乔治四世一定对高地人的文化最感兴趣，于是要求高地酋长带上各自的“随从”，穿着适当的服装来爱丁堡迎接国王。在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期间，麦格雷戈家、格伦加里的麦克唐奈家、萨瑟兰家与坎贝尔家等七支“氏族民”列队接受了检阅，国王本人则穿戴长裙、方格呢披肩、无边帽与花格布外套到场。随着一支以曾被判非法的格雷戈氏族为首的游行队伍在国王的检阅之下奉戴苏格兰王国诸宝器（王冠、权杖与王权宝剑），庄严地从圣十字宫走向爱丁堡城堡，整场盛事终于迎来高潮。在议会大厅的宴会上，国王亲自举杯向苏格兰的诸氏族与诸酋长致意，尤安·麦格雷戈爵士（Sir Ewan MacGregor）则恭敬地以“敬众酋之长，我们的国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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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89 司各特爵士希望把国王的这次访问塑造成一场“盖尔人的盛会”，但他对凯尔特文化的想象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对高地苏格兰历史与现状的歪曲，并塑造了一种与低地苏格兰几乎无关的民族形象。在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期间举行的大型舞会上，人们纷纷以全套高地服饰出席，这标志着高地长裙从此被接纳为苏格兰民族的代表性服饰。毕竟，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本人已经给这种服饰赋予了一种正统的错觉，而苏格兰的统治阶级也在公开场合被国王称为“苏格兰的诸酋长与诸氏族”。但对于这种高地风尚，仍有一些对“长裙爱好者”不敢苟同的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司各特的女婿兼传记作者J.G.洛克哈特（J. G. Lockhart）便将这些庆典活动称为“幻象”，认为这是让一群“在苏格兰总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且一向扮演次要角色”的人为苏格兰光辉的历史传统代言。[8]麦考莱男爵（Lord Macaulay）对于1822年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一事的态度更为负面，1850年代的他在回想此事时认为，这位君主试图对苏格兰民族的历史传统表达敬意，可他“身上的装束若放到联合王国成立之前，十个苏格兰人有九个见了都会视其为贼寇”。[9]尤为出人意料的是，在高地花格布如此盛行的时候，真正的高地社会正在走向崩溃——事实上，1822年庆典中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例如格伦加里的麦克唐奈家）都是这场无情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推手，正是他们通过对居民的强制性清退，把自己的领地转变成以赚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资产。但这些风波没有对国王访问期间的热烈气氛造成任何干扰。狂热的高地风尚与高地社会在当时和不久以前的实际情况是严重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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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93 在18世纪，不列颠境内对于苏格兰高地的不少新认知都与詹姆斯党运动，尤其是174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有关。正是这场叛乱让高地真正进入了文化界的视野。欧洲上流社会很快就对这场叛乱的经过与参与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诸如《小犹巴，抑或小骑士党人传》（Young Juba or the History of the Young Chevalier）之类关于这场叛乱的历史著作广为刊行，其中最具人气的是“王子藏身石楠之野”（Prince in the Heather）的故事，以及他在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等忠义之士的庇护下潜伏高地数月的经历。这一题材最为热门的著作是《阿斯卡尼乌斯或小冒险者传奇，关于某人自1746年4月刻骨铭心的失败以来在北方游荡数月，直到当年9月19日虎口脱险之经历的详述》Ascanius or the Young Adventurer，containing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all that happened to a certain person during hi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 from his memorable defeat in April 1746 to his final escape on the 19th of September in the same year），这本畅销著作几经再版，在发行后不久便有了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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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95 早在詹姆斯党人举叛期间，他们便已释放出强大的感召力。詹姆斯党的歌谣作者将小王位觊觎者塑造成一个充满男子气概、个人魅力与胆魄的高地好汉，身穿五颜六色的方格纹服饰。而正如威廉·唐纳森（William Donaldson）所阐述的，对小王位觊觎者的这种赞颂在一定程度上来自“高地棒小伙”（Bonny Highland Laddie）的传统形象，这一形象往往被呈现为一名英俊且充满男性魅力的青年，从17世纪晚期开始便在苏格兰民间歌谣中频频登场。通过借鉴这一文学题材，小王位觊觎者的形象得以从“政治家与征服者”转变为“风流好男儿”。[10]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就这样成了“邦尼王子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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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97 但在詹姆斯党运动遭到彻底镇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威胁完全消亡之前，这种对于高地詹姆斯党人的刻板印象并未获得广泛关注。詹姆斯党运动的历史形象之所以能被如此浪漫化，与汉诺威王朝政府取得的军事胜利之彻底是分不开的。如果叛乱的阴影仍潜伏在高地，这样的风潮便不可能兴起。但叛军最终被政府彻底驯服，他们的军事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也为他们从不信仰正统宗教的叛匪转变为勇敢的民族英雄提供了舞台。而随着威廉·皮特政府在七年战争期间将高地氏族武装引入不列颠军事力量的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詹姆斯党时代的遗恨距离和解更近了一步。后来在法国爆发的大革命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这起事件中，“共和主义的幽灵顷刻间让汉诺威与斯图亚特两朝王统间的传统对立变成往事”。[11]根据《坎贝尔一族来了》改编的著名军歌《氏族战士大集合》（The Gathering of the Clans）便在歌词中详细列举了一连串投身战场讨伐拿破仑的高地氏族的名号。包括这首歌在内，这一时期的流行风尚无不从大众文化的侧面印证了高地人从在1745年叛乱中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到在18世纪末期效忠汉诺威王朝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詹姆斯党运动的中心思想被重新诠释成一种抽象的忠君之志，这正好与当时认为不列颠政治制度面临国内外激进分子威胁的思想相吻合。詹姆斯党运动因此摆脱了政治错误的地位，那些夹杂了爱、忠诚、放逐与失落等主题的詹姆斯党传奇故事也得以广泛传播。詹姆斯党运动开始被人们视为苏格兰英雄往昔的代表，并因其时代之近而更显魅力，也自然而然地被与整个高地社会画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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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99 詹姆斯党运动和以此为基础的所谓高地“传统”就这样以音乐和文学的形式渗入了苏格兰的民族意识，曾写下《我之挚爱查理》（Charlie’s my darling）、《斯特拉撒伦叹》（Strathallan’s Lament）与《白帽徽》（The White Cockade）等詹姆斯党人颂歌的著名文人罗伯特·伯恩斯也为此出力不少。伯恩斯本人出生于辉格党人在苏格兰的传统根据地艾尔郡，却在诗歌中对詹姆斯党人表示同情，这一反差本身便鲜明地体现了詹姆斯党形象的剧烈转变。伯恩斯对詹姆斯党运动的同情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他将其视为一场旨在实现苏格兰独立而非恢复绝对君主制的斗争，因此在歌谣中将1745年的叛乱与苏格兰历史上自独立战争以来其他英勇的民族抗争故事联系起来。那种民族主义的强烈表现——《苏格兰勇士》（Scots wha hae）或许就受到了詹姆斯党叛乱的鼓舞。在苏英合并以来新生的苏格兰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伯恩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将詹姆斯党与高地的文化要素置于这种新意识的核心。伯恩斯的努力后来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所继承，后者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党遗存》（Jacobite Relics of Scotland）中汇编了很多由18世纪早期詹姆斯党人亲笔写就的诗句，但这些诗句甚少抒发悲伤的怀旧之情，与人们对“正宗”詹姆斯党人诗歌的期待背道而驰，也令授意编撰这部著作的高地协会大感失望。相比之下，创作了《愿君再来》（Will ye no come back again？）等名曲的奈恩男爵夫人卡罗莱娜·奥利芬特（Carolina Oliphant）的作品更受欢迎。毕竟，奈恩夫人本人就生于一户老派詹姆斯党家庭，她出生在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永远离开苏格兰仅二十年后！最终她的三部主要作品集刊行于世，分别是1825年的《苏格兰歌谣集》（Songs of Scotland）、1828年的《苏格兰行吟集》（The Scottish Minstrel）和1829年的《苏格兰歌集》（The Scottish Songs）。到1820年代，以詹姆斯党为主题的歌曲于质于量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影响力仅次于苏格兰教会的流行赞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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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1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散文作者也参与了这场文化运动。加斯的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 of Garth）、拉根的安妮·格兰特（Anne Grant of Laggan）、帕特里克·格雷厄姆（Patrick Graham）以及最为显赫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都用文字描绘了高地英雄的理想化形象，这些角色固然投身于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却仍保持着赤诚与忠心。以《威弗莱》（Waverley）为代表，司各特爵士的著作在詹姆斯党运动为大众所接受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他的作品甚至更进一步，让詹姆斯党的历史蒙上了一层浪漫且充满魅力的气息，用巧妙的手法将詹姆斯党运动永远地嵌入一个由酋长、氏族和花格布定义的高地文化语境之中。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作家用略带夸张的语气所感叹的那样，拜司各特爵士的小说所赐，“整个国家……都为海峡对岸的查理[12]所倾倒”。[13]如果说1745年叛乱让整个联合王国认识到了高地的存在及其所处的位置，司各特爵士无疑是让这高地广为人知并传遍世界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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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5 1745年叛乱是詹姆斯党领导下的高地武装力量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1688—1689年革命的结果发起的挑战。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如彼得·沃马克（Peter Womack）所说，“高地人给不列颠社会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战士，他们的社会也被认为充满了勇敢、忠诚的美德”。[14]高地人不顾一切的骁勇气质只吸引了那些站在詹姆斯党一方的人，但随着盖尔语社会的武力成功地为不列颠联合王国军队所用，政府军高地团的事迹迅速成为高地人浪漫传奇的主要素材，也构成了所谓高地神话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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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7 早在1739年，一个颇有先见之明的人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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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9 他们（高地人）这个族群人数众多，如果能改进他们的品性与举止，并妥善地利用他们，就能显著地增添大不列颠的力量和财富。一些高地氏族娴于战斗，与政府关系亲善，他们可以为该国充当一支善战且有力的防卫力量，其实力将不逊于大不列颠、瑞士或欧洲任何一个地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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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1 即便在1745年叛乱之前，政府就已利用高地人的军事潜能。1739年，高地卫士独立连队（Independent Companies of the Highland Watch）被整编为第43步兵团（日后改为第42步兵团）。这支部队终将以其他更为显赫的名号在无数军歌与战史故事中登场：黑卫士团、王家高地团（Royal Highland Regiment），抑或“勇猛的42团”（The Gallant Forty-Twa）。[16]但直到1757—1760年，当时由老威廉·皮特领导的联合王国政府才开始系统性地将尚武的高地人引入官方军事力量，而在那之后发生于18世纪的军事冲突中，总共有超过50个营的高地士兵应征参战，在魁北克、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滑铁卢等遍布世界各地的战场上立下殊勋。就这样，在这个不列颠与法国频频于世界各地争夺霸权，因而急需可靠兵员的时代，即18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曾被视为不法暴徒的高地人摇身一变，成为联合王国的一笔宝贵财富。无论高地人是否认同其效忠对象，时人都视高地士兵的忠心为他们最为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被认为在1745年叛乱期间詹姆斯党军队的顽强抗争中有所体现，也被认为与高地氏族等级秩序下属民对酋长的效忠传统有关。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崩溃似乎与这种认识并不相干，因为高地团的编制似乎表明氏族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仍在军中得到保存。弗雷泽的高地团（第71团）的军官队伍中有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克卢尼·麦克弗森（Cluny MacPherson）、麦克劳德、洛基尔的卡梅伦、拉蒙特（Lamont）和科洪（Colquhoun）六位氏族酋长，还有一些出身氏族社会的士绅。因此，高地部队的优势并不只在于英勇善战，也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士兵们总是会忠于那些统治他们的世袭氏族领袖。正如1797年的一份政府文件所述，高地人与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对于当代人提倡的平等的危险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因此可以在一个为激进主义暴动与共和主义思潮所充斥的时代受到信任，获准携带武器。[17]这种过于乐观的认识无疑忽略了18世纪晚期在高地部队中爆发的一系列哗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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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3 在1745年叛乱之后不列颠对于高地社会的认识转变的过程中，高地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高地人的形象从詹姆斯党叛国者转变为爱国英雄，变化之快无疑是惊人的，这在当时著名的歌曲《老高卢人的衣装》（The Garb of Old Gaul）中可见一斑。在这首歌颂高地士兵的歌曲流行于1760年代的版本中，一些日后将构成高地神话之组成部分的要素已经出现。这首歌首先重申了一个传统认识，即古罗马人当年也因高地人的骁勇而未能征服苏格兰。接着，高地团被塑造为一支捍卫不列颠免遭法国与西班牙侵犯的力量，这与20年前卡洛登战役时的印象截然相反，高地人的勇敢事迹也终于被塑造为苏格兰民族英雄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盖尔人在苏格兰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异族；但现在，随着联合王国开始从高地征召士兵，高地人反而成了苏格兰民族悠久尚武传统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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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5 高地团因此构成了高地风尚流行的关键。高地军人彰显了高地的魅力，奠定了将詹姆斯党运动与氏族制度相联系的认知并将这两者理想化，还强化了时人对“高贵的农民”不受城市恶习玷污，仍保有忠诚、勇敢与忍耐等品质的幻想，令这一想象戴上英雄主义光环。总体而言，穿格子裙的高地部队在高地服装走向流行并成为苏格兰民族象征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亦即高地团的名声鼎盛之时，他们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的仪式上大放光彩，并以英雄之姿凯旋故乡。黑卫士团在回到爱丁堡时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该团的军需官后来回忆：“……我们在喧嚣的欢呼声与朋友的祝贺声中进入城区。在我们的头顶上，人们在数以千计的窗户里挥舞无数旗帜、方格纹围巾和其他物件，向我们热情致意。”他们最终列队进入爱丁堡城堡，“对本团在充满感激之情的祖国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深感自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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