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439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91]

1706379440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四章 自由党霸权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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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44 自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自由党主宰苏格兰的选举政治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880年代才终于面临挑战。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法案》授予所有男性户主投票权，并为大城镇和工业地带设置了数量空前的下院议席，这些变化构成了自由党内分歧激化的主要因素。自由党从来都是一个松散的党派，但1884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令党内辉格派一翼与激进派一翼间的冲突大大加深了。随着更多的普通工人与小农得到投票权，自由党激进派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乡村地带，地主阶层的自由党人与他们的佃户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苏格兰自由党的头号大亨第八代阿盖尔公爵就曾因担心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1]的条款会被施加于苏格兰高地而退出了自由党。结果，因为高地西部和海外群岛部分地区的小农场农民引起了持续不断的骚动，以及内皮尔勋爵领导的王家调查委员会的介入，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最终在1886年推动通过了《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让阿盖尔公爵的担忧成为现实。这部法律显著削弱了地主的权力，让当地的小佃农得以享受稳定的租期与较为公平的租税率。而在前一年的大选中，1884年新改革法案的效果已经在高地地区鲜明地显现出来，所谓“小农场农民党”在阿盖尔、凯斯内斯、罗斯和克罗默蒂等郡击败了自由党的官方候选人，还在因弗内斯同时击败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高地清洗运动的创伤记忆让高地地区的选战具有了情绪化的一面，但在低地，自由党辉格派世家的影响力也在快速衰退。1885年自由党在苏格兰有九名地主阶层出身的下院议员，这一数字到1910年底已经减少到三名。在城市选区，随着自由党激进派对辉格派的传统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自由党的内部分歧也愈演愈烈。1885年，苏格兰的自由党激进派人士建立了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of Scotland），这一组织不但独立于自由党内部的层级架构，还旨在推动上院改革和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等一系列涉及面甚广的议题，而这些主张都非党内保守派所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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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46 在内讧激化的背景下，还有三个具体的因素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处境越发困难。第一，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吸引了不少1884年改革中获得投票权的男性工人新选民，这让以熟练工匠为传统基础的自由党受到威胁。一些工人开始视自由党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对该党感到失望。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可能是当时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对自由党心存怀疑的人。在中拉纳克选区补选中惨败之后，哈迪在1888年苏格兰工党的成立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举行的一场会议后建立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的过程中，他也发挥了主要作用。独立工党在两年后与苏格兰工党合并，而在这些工人政党成立之初，有不少关键人物都是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前自由党人，例如曾在1886年于东北拉纳克郡选区当选的R.G.坎宁安·格雷厄姆（R. G. Cunninghame Graham），他后来在以伦敦为据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影响下左倾。在独立工党领导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基尔·哈迪、布鲁斯·格莱西尔（Bruce Glasi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等人都对自由党是否真心想要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抱有疑虑。此外，自由党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尚与工会运动之间也存在潜在冲突，该党的党内意见此时正越来越多地批评后者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对特定行业的发展施加限制。1897年，旨在扩大工会政治影响力的苏格兰工会大会（Scot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STUC）成立，构成了苏格兰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苏格兰工会大会与独立工党一道在1900年帮助建立了苏格兰工人议会选举委员会（Scottish Worker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Committee），这一具备强大政治潜能的组织将工会利益与工人在政治上的诉求统合起来，并让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通过完全独立于自由党的组织得到表达，这一为部分人所秉持的方针就此终于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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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48 第二，纵观整个1880年代，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运动都构成了一个刺激自由党内派系分裂的严重问题。作为自由党的传统支持者之一，苏格兰自由教会在雷尼神父（Principal Rainy）的领导下从1875年开始坚决主张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党内辉格派与激进派也从那一刻开始陷入内讧之中，直到1885年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成立，并推动将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一事写入自由党下一次大选的政纲。格莱斯顿抵制这一主张，因此遭到了全国自由党人联盟的谴责，后者随即决定自行指派候选人参选以作为报复。作为结果，就连在党内极具声望的格莱斯顿也未能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四年后，当他终于决定做出让步，承认大多数苏格兰人支持让苏格兰教会独立于政府时，自由党内在这一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结果冲突再一次爆发。此外，由于去官方化运动威胁到了苏格兰官方教会的公开地位与影响力，自由党的内部动向也让官方教会的很多普通信徒感到受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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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50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在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问题上，自由党至少避免了公开的分裂，而即便在高地地区，独立竞选的“小农场农民党”也没有长期存在下去，小农场候选人在1895年便正式回归了自由党，小农场农民依然对那个授予他们稳定租佃权与公平地租政策的政党表达了感激之情。相比之下，格莱斯顿的爱尔兰政策在党内引发的矛盾更为根本，也更为持久。格莱斯顿在首相任内试图通过向爱尔兰授予有限的本地自治权以换取当地的和平，这在苏格兰自由党内制造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针对这一政策的反对意见背后存在几种不同的因素。在一些人看来，爱尔兰本地自治将成为自由党左倾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斯泰尔伯爵、法夫伯爵和明托伯爵等自由党辉格派要人便是其中首先提出异议的代表。还有人出于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将爱尔兰本地自治视为对大英帝国和自由贸易的威胁。在与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往来密切的苏格兰西部，“本地自治就是罗马教皇来统治”的恐慌则弥漫在追随奥兰治兄弟会[2]的新教徒工人阶级群体之间。而对很多支持自由党的土地主而言，爱尔兰本地自治与土地改革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这一动向也坐实了自由党终将彻底屈服于激进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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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52 最终，对爱尔兰本地自治最为不满的自由党人从本党脱离并组建了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ist Party），并在1885年的大选中表现出色，赢得17个议席，接近自由党在苏格兰总席位数的三分之一。在这里，“统一”指的是大不列颠对爱尔兰的统治。1885年的选战胜利并非短暂现象：苏格兰西部很多新教徒工人阶级选民在之后的几场大选中也从自由党倒向了自由统一党一方。自由党在城镇选区的实力曾经不可撼动，但现在终于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一些地方甚至遭到了推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统一派运动大体上仍以城市为主舞台。在苏格兰，就连《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苏格兰人报》（Scotsman）和阿伯丁的《每日自由报》（Daily Free Press）等大城市的主要报刊都开始鄙弃格莱斯顿。格里诺克与格拉斯哥的商会也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政治中立立场，公开谴责爱尔兰本地自治政策。虽然自由统一党直到1912年才与保守党联合组成苏格兰统一党（Scottish Unionst Party），但两党之间已维持密切往来，并从1895年开始结成同盟，以从政治光谱的右翼对自由党霸权发起1832年以来所未有的强力冲击。和之前一样，他们的最佳突破口在于苏格兰西部。1886年，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分别在当地从自由党手中夺走了十个和八个议席，并依托一个具有工人阶级色彩的选民群体（这是苏格兰政坛的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新的大众政治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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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54 从1886年开始，自由党再也无法在苏格兰政界一家独大，该党的前途也将长期陷于困顿。从1874年到1900年，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从70%下降到51%，而在1895年和1900年的大选中，自由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在1895年大选中，自由党的领先优势被削减到区区八个议席，而在五年后的卡其布选举（Khaki Election）[3]中，保守党人在苏格兰赢得了多数席位，创下1832年以来的第一次。一个自由党官员曾哀叹道：“我们在苏格兰悲惨地陨落了。”[4]围绕布尔战争问题，主战派罗斯伯里伯爵领导的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坚决反战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领导的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令自由党在选民当中的声望大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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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56 不过，我们不能认为早在1914年以前，自由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就已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自由党诚然失去了1880年之前数十年间那样彻底的主宰地位，但与1895年和1900年的选战失利相比，这一时期的自由党仍在苏格兰拥有广泛且坚韧的支持。在一战前的数年里，自由党仍是苏格兰实质上的执政党。约翰·巴肯（John Buchan）在1911年对此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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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58 自由党的信条已被苏格兰人如此广泛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以至于他们在发表政策时与其说是在向选民公布主张，更像是对一群部落民念咒语。格莱斯顿先生赋予了自由党真挚的道德光环，让自由党人的讲台形同布道讲坛，让自由党人的慷慨陈词拥有宗教宣讲一般的力量。自由党的成员似乎认定他们的对手如果不是在道德上，就是在智识上有缺陷。他们认为托利党是“蠢人”党。只有自由党人能理解穷人，并对他们抱以同情。一个不支持自由党的男性工人如果不是蠢得无可救药，就是在道德上有败坏之嫌，抑或受到了地主或雇主的蛊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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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0 巴肯发表的评论所要针对的是当时已经从1900年的挫折中顺利复苏的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在苏格兰赢得了一场压倒性胜利，以58个席位远远凌驾于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的12个席位之上，而工党则在苏格兰的两个选区赢得了首次胜利。自由党的地位在1910年1月和12月的两场选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甚至略有长进），相比之下，保守党在英格兰却恢复了之前的强势地位。这一切迹象表明1900年的选举结果充满暂时的意外因素，自由党的偶然挫败主要是因为英属南非的战事令该党内部一片混乱，而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则正好擅长利用国民因布尔战争燃起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情绪。不过，在另外几场选举中，自由统一党人始终未能在民众当中得到稳固的支持，虽然保守党的处境与1886年以前漫长的惨淡岁月相比已有所改观，但他们仍无法在苏格兰西部以外的地方造成太大影响。此外，这一时期的工党也远远不足以挑战自由党的地位。1914年，工党本决定在苏格兰安排最多17名候选人竞选，但他们最终将这一数字下调至七人到八人。在当年的工党大会上，一名代表承认摆在工党面前的仍是一场逆势而行的苦战：“不幸的是，苏格兰对自由党的路线如此执着，以至于我们在那里面对的挑战大于不列颠其他任何地方。”[6]就在同一年，工党在英格兰安排了远比苏格兰多的候选人角逐议会选举，无疑证明了那位代表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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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2 自由党之所以在苏格兰拥有持久且轻易不为形势所左右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从长期来看，1880年代令辉格派与统一派离开自由党的严重内讧反而产生了正面效果。自由党不但在20世纪初逐渐变得更为团结，在路线上也越发偏向激进主义，使其得以继续受到产业工人、小农场农民和农业佣工的支持。1891年，苏格兰自由党协会（Scottish Liberal Association）决定支持在高地推行全面土地改革、实行成年男性普选、废除议会上院和实施八小时工作制等政治主张，而1906年之后自由党政府改革政策的幅度也在整个20世纪的历届政府中位居前列，自由党不但在那个执政时期里建立了养老年金和失业补助制度，还开始在英国建设有组织的医疗制度。这些关乎社会政策的议题在1906年的苏格兰显然构成了当时政治论争的基本焦点，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英格兰政坛对这些问题的反响较为平淡。苏格兰的主要报刊无不用大量篇幅关注社会政策问题，自由党的一些发言人也将这种“新”自由主义称赞为确保工人阶级选民继续支持本党，并尽可能避免选民基础流向工党的最佳策略。在苏格兰工人阶级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看来，自由党是为自己的本土争取本地自治的唯一有效力量。大多数天主教徒直到1918年仍没有投票权，但在1910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已经在46个苏格兰选区里安排候选人参与角逐，他们的得票率在1%（阿盖尔）到24%（西法夫）之间，他们的主要影响力集中在格拉斯哥城内与周边地区的工业地带。在格拉斯哥，1882年成立的爱尔兰国民联盟（Irish National League）及其后继组织——成立于1900年的统一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实际上左右着当地爱尔兰移民的选票流向，而他们在选举中一般会偏好自由党候选人。爱尔兰国民联盟的主要组织者是著名的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一个阿尔斯特新教徒出身的文具商人兼出版商。他是苏格兰自由党协会执行层的活跃成员，曾在1890年大选期间邀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发言者在苏格兰进行巡回宣讲。而在1880年代呼吁保障小农场农民权利的运动中，自由党激进派的主要领袖也与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等爱尔兰土地改革派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诚然，到1914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在一些选区的选票已有流向工党的迹象。例如，生于沃特福德郡（County Waterford）的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曾担任爱尔兰国民联盟在谢特尔斯顿丹尼尔·奥康奈尔（Shettleston Daniel O’Connell）支部的主席，他在1906年成立了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社团（Catholic Socialist Society），致力于号召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支持工党。但总体上，1914年以前苏格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仍支持自由党，惠特利本人收到的来自其他天主教徒的暴力威胁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惠特利在社会主义组织中的高调参与是对爱尔兰自治事业的背叛，也是对唯一能让这一政策通过议会审议的自由党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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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4 还有一些短期因素减弱了社会主义运动对工人阶级自由党支持者的吸引力。大多数苏格兰工人当时仍未加入工会，这令工会运动更难通过扶持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来更好地促进工人的权益。直到1890年之后工会运动的迫切性才逐渐凸显，这主要是因为工会在当时遭遇了一系列法律上的挫折。例如，1901—1902年臭名昭著的塔夫河谷铁路公司（Taff Vale）诉铁路员工联合会案令工会运动背负破坏企业经营的风险，因此被判违反民事法律的工会被勒令从工会费用中支取赔偿金交付给雇主。而在禁酒、和平主义、福音派信仰、土地改革与苏格兰本地自治等议题上，自由党激进派仍与苏格兰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拥有不少原则性共识。工党领袖在高地土地联盟（Highland Land League）和苏格兰本地自治协会（Scott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等自由党人主导的政治组织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对高地地主的严酷剥削是自由党人的传统使命之一，独立工党则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独立发起了针对城市房地产业主征收过高租金的政治运动。自由党和工党都憎恶地主阶层，而当时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地主阶层批判作品《我们的贵族世家》（Our Noble Families，发表于1909年）出自1906年成立的独立工党报纸《前进报》（Forward）编辑汤姆·约翰斯顿（Tom Johnston）之手。由此可见，此时自由党新派与独立工党的政见区别并不明显，因此苏格兰的技术工人不愿意切断与那个许诺将在他们有生之年通过新的社会改革措施让他们的生活迎来实际改变的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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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6 20世纪初的工党并非没有取得成果：两名工党候选人在1906年当选，但他们都在立场上高度倾向自由党。在克莱德赛德的机械车间与造船厂里，由于失业问题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而雇主为应对海外竞争而投资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从而冲淡了工人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技术工人正变得对现状越来越不满。在这一层面上，1907—1908年的失业危机堪称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历史分水岭。数千人在这场危机中失去工作，其中很多人具备高度的生产技能，而到1907年底，格拉斯哥城内外已有7000人依赖特别救济金生存。这对克莱德河地区许多骄傲且独立的工匠来说都是痛苦的打击。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观点正通过公开讲座、《前进报》、社会主义主日学和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夜校课程得到传播。以社会民主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SDF）和1903年因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的运作从社会民主主义联盟中独立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SLP）等组织为平台，倾向革命的左翼力量在苏格兰越发活跃。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和独立工党看似立场相近，实则截然不同。与寻求通过议会渠道实现社会改革的独立工党不同，社会主义工党号召工人接管产业生产，并用罢工手段让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从1911年开始，戈万（Govan）地区[7]颇有人气的学校教师兼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成员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每周日晚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例行讲座能够吸引数千人参加，这一现象体现出苏格兰工人阶级政见趋势的变动。不过，虽然在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思想便已在克莱德赛德地区逐渐传播开来——这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带来意义重大的结果——这一思潮却并未对短期内的选举结果造成显著影响。没有迹象表明工党在这些年的选举中取得了突破。作为一个只有三个议席的小党，工党仍无法撼动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此时的自由党在1900年的失败之后已改变策略，通过成功占据苏格兰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将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与右翼的统一派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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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8 自由党这一策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内年轻男性与女性成员结成的团体的活跃支持。苏格兰女性自由党人联盟（Scottish Women’s Liberal Federtion）在1914年已拥有174个支部、25000名成员，这一组织在1910年大选的逐户拉票活动与地方选民注册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只是自由党新兴的强大选举机器的一部分。这台选举机器的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是青年苏格兰人社（Young Scots Society）。青年苏格兰人社建立于1900年大选之后不久，目的在于“向年轻男性普及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鼓励他们学习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知识”。[8]和苏格兰女性自由党人联盟一样，青年苏格兰人社的成员人数快速增长，到1910年已有2500人加入这一社团，这与当年独立工党在苏格兰的党员总人数已相差无几。在一战爆发前夕，青年苏格兰人社已拥有50个支部和超过10000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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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0 自由党的青年组织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在选举中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这些组织因其对竞选手段积极且富有新意的使用而闻名，包括大规模散发传单，为温斯顿·丘吉尔等知名自由党人组织巡回演讲活动，在宣传中重点针对党派间选票差距不大的边缘议席，以及频繁举行露天集会。即便与自由党人竞争的统一派和保守党对手也承认，这种坚决果断的竞选作风对1910年自由党赢得选举至关重要，并试图模仿这些竞选策略。第二，地方选区的政治气象再次被激活，而青年苏格兰人社在时机恰当时会试图将自己的成员推举为本党在该选区议员选举中的候选人。作为结果，1905—1914年有30个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当选下院议员，这一组织取得的成功可见一斑。第三，自由党的青年组织意识到赢得选战的核心在于争取技术工人阶层发自内心的支持，因此将政治宣传的重点放在贫困、住房和教育问题上。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9]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时，推动自由党在选举中支持自由贸易便是它们取得的最大成就。通过露天集会与大量分发传单等渠道，青年苏格兰人社不遗余力地宣传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直接威胁，因为这一政策必将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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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2 正如理查德·芬利所主张的那样，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之所以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成为苏格兰政坛的核心关切所在，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对社会改革议题的执着强调发挥了主要作用。苏格兰政界对本地自治的兴趣并非新现象。部分出于对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宪制安排中得到优于苏格兰的特别对待的担忧，以及出于对让苏英合并关系运转更为有效的行政制度改革的关切，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早在1880年代便已为人所提起。1885年，英国政府在伦敦恢复了苏格兰事务部，而在1894年，英国议会又设立了一个苏格兰事务常务委员会（Scottish Standing Committee），以对所有苏格兰立法进行考量。此外，苏格兰本地自治协会也在这一时期成立，意在呼吁在爱丁堡设立一个苏格兰自治议会。1886—1900年，共有七项苏格兰本地自治动议被送交议会审议。在1894年和1895年递交的动议得到了多数支持，却因为议会议事时间不足而未被通过。然而，苏格兰政界对本地自治的态度是否坚决仍成问题。自由党高层对苏格兰自治态度冷淡，苏格兰自由党中的很多重要成员对此也不予支持，苏格兰本地自治对他们而言到底是一个关于实现真正自治的诉求还是一种对苏格兰行政体系进行有限改革的呼吁，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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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4 但在1910年之后，本地自治问题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此时的青年苏格兰人社认为本地自治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这一举措之所以遭到了无谓的推迟，只是因为议会议事时间的不足以及英格兰保守主义者的阻挠。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宣称：“如果苏格兰有权议决自己的法律，今天的整个激进主义政治纲领与社会改革诉求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全部审议通过了。”[10]作为结果，青年苏格兰人社开始采用切实手段推动苏格兰本地自治被纳入本党主要议程，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推动本党的议会选举候选人就在苏格兰设立议会发起公开请愿。随着《本地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在1914年5月通过议会下院二读，改革苏格兰宪制地位的运动距离胜利只有咫尺之遥。不幸的是，随着一战爆发，这项法案再也无望成为正式生效的法律，然而宪制问题在苏格兰政局中新近取得的核心地位无疑造成了重大影响。1912年，保守党与自由统一党基于捍卫联合王国与帝国完整性的共同主张而合并为统一党（Unionst Party）。在自由党内部，由于一些人认为青年苏格兰人社的激进主张过于极端，运作方式过于凶狠，这一组织也成为新一轮意见冲突的起源。在成立早期，青年苏格兰人社曾在塑造所谓“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但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一组织逐渐被自由党内立场更趋保守的人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隐患，乃至被指责与工党有所勾连。在1918年以后彻底改写苏格兰政治版图，并令自由党在苏格兰的传统霸权彻底崩溃的政治巨变，此时开始显露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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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8 起初，这看似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境。执政的自由党因1914年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潮变得更为强大。少数社会主义者的确对这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大加批评，但工会和大多数工人都支持政府的决定，要对德意志敌人发起伟大圣战。成千上万苏格兰青年涌向征兵处参军入伍，令苏格兰的志愿役人员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超过联合王国的其他所有组成部分。在组成英国远征军的157个营中，有22个隶属于苏格兰部队。然而，苏格兰人的狂热并没有维持多久。西线战场的惨烈状况和看不到尽头的伤亡人员名单很快令民众陷入集体悲恸之中。苏格兰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生命损失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在557000名应征入伍的苏格兰人当中，有26.4%的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相比之下，1914—1918年英国军队的平均死亡率仅为11.8%。在所有参战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人均死亡率高于苏格兰，但这主要是因为堑壕战阶段的疾病暴发，而非战事造成的直接损失。苏格兰士兵的伤亡率高于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最为优秀、最敢冲锋的尖兵，总是可以在战役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走在攻势的最前列。由于军队的征兵制度往往将同村、同地区或同一职业的兵员编入同一建制，战场上持续不断的杀戮对苏格兰的人口造成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在索姆河战役等主要战斗期间，苏格兰地方报纸的死亡告知版面上总会被大量伤亡人员的姓名挤满。随着如此惨烈的杀戮持续不断，自由党政府自然开始因其对这场冲突的不力应对和在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暴露的无能而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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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0 自由党在苏格兰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战争期间，克莱德赛德地区成为一处庞大的军事工业区，这里的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战时所需的船舶、炮弹、枪械和各种弹药。但在1915年，这里也成为苏格兰劳工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劳资纠纷的舞台，韦尔公司（Weirs）、阿尔比恩汽车公司、威廉·比德莫尔集团、巴尔与斯特劳德公司等大型工业企业的车间工人都曾参与其中。1914年以前，由于雇主开始用基于转塔车床、万能铣床和磨床等设备的大规模量产工艺取代依赖技术工人精确操作的非流水线作业，苏格兰机械制造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趋于紧张。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政府对大规模增产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量产技术的推广，并促使企业开始雇用男女非熟练工人以应对更高的产量要求。而随着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1915年任命以克莱德赛德反工会态度最坚决的企业家著称的威廉·韦尔（William Weir）担任苏格兰军械负责人，技术工人对自身地位不保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在1915年3月的《财政部协议》（Treasury Agreement）中，车间技工工会同意在战时停止一切罢工活动，但作为交换，政府必须立法保证战前的工作方式将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得到恢复。在基层工人当中，这一许诺受到了公开的怀疑，这种情绪不断累积，最终于1915年在克莱德河地区的多家机械制造企业引发了一系列罢工运动。这些罢工都不是工会的正式罢工，一个名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Clyde Workers’ Committee）的工会谈判代表小组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这一小组的一些成员与社会主义工党有联系，例如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cManus）和约翰·缪尔（John Muir）。罢工技工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作为技术工人的身份、生活水平和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受影响，并不带有革命色彩。然而，政府认为罢工运动中存在颠覆性阴谋的成分，为此首相劳合·乔治召开会议，以让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成员认识到技术工人地位淡化之好处，但会议遭到扰乱，罢工运动中为首的一些工人代表在1916年2月被从苏格兰西部驱逐出去，《前进报》也遭到取缔。自由党政府似乎已坚定地站到了企业老板一方，反对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的首要也是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对德战事顺利进行，而一场全面战争必然要求个人为国家的迫切需要牺牲自由权利。这一做法彻底违反了自由党人的根本信条，而正是这一信条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选举政治中称霸数十年。对于这一点，那些早已因政府应对战争的无能表现而感到不满的人并不会轻易放过。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关于克莱德河地区弹药生产因当地工人的酗酒问题而受到影响的言论也让工人阶级对自由党的怒火越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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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2 但从长期来看，1915年格拉斯哥的房租抗争运动对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这场由机械制造业工人发起的抗争运动将一个关键的社会群体拖入了一场以捍卫特定职业从业者利益为主旨的斗争。房租抗争的影响遍及整个市民社群，并让整个工党运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在英国所有城市当中，格拉斯哥一向以最为糟糕的住房条件臭名昭著。1911年格拉斯哥近一半市民的居所只有两间卧室，超过八分之一的市民居住在只有一间卧室的房屋中。自由党的福利政策改革尚未涉及住房问题，但这无疑是一个对工人阶级生活质量极为重要的领域。随着战争爆发，格拉斯哥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剧。在20000名军工业工人涌入城市的同时，新住房的建设又陷于停滞，这令城市居民过密问题更为严重，并在一些区域造成了房价的快速上涨。例如，在戈万和帕特里克等地，1914年春季到1915年10月的房租平均涨幅在12%—23%。房租上涨很快激起了民愤。房屋租客的儿子与丈夫可能正在前线为国作战，房东此时决定抬高租金，于是被视为乘人之危的不义之徒。房租抗争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15年底，已有逾20000名租客拒绝按增长后的数额缴纳房租。示威者在游行期间使用的一些招牌标语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对房租上涨的义愤：“我们的丈夫在法国对抗普鲁士人，我们则在帕特里克反抗本地的普鲁士人。”[11]整个社区都在这场抗争中团结起来，租户家庭中的妻子与母亲们也在维持抗争者内部团结、坚决抵制强制清退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样关键的是，租户们得到了政治活动家的强力支持，其中包括女性普选权运动中的左翼人士、独立工党的城镇议员、格拉斯哥工会联合会（Glasgow Trades Council）与中格拉斯哥选区工党组织。1915年11月，当一些积欠房租的租客被带到法庭受审，并被罚没工资所得时，军工厂和造船企业的工人决定放下工具，威胁举行无限期罢工，直到要求租客缴纳罚金或强制退租的判罚撤销。此时政府担心罢工会扰乱必要的战时生产，而决策者已经开始考虑制定法律来管控房租水平，于是当局最终决定到战争结束为止禁止房东上调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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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4 因为政府一度采取了一些被认为在暗中支持房东涨租的措施，所以这一决定并没有赢得居住在这座苏格兰最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的信赖。此外，这场运动也表明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起抗争所能造成的威力，并让独立工党的威望与影响力大为增加。在自由党政府将抗争与罢工的参与者斥为不爱国分子，并因此给人留下强权压迫之印象的同时，独立工党出面支持工人表达对物价、房租和投机牟利行为的不满。1914—1918年，独立工党在苏格兰的党员总人数增加了两倍，该党还通过在格拉斯哥各工会与用工企业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网络，得以在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当中施加颇为突出的影响。在苏格兰统治当局与民众之间关系恶化的同时，自由党政府的统治本身也陷入危机。首相阿斯奎思曾在1915年组建了一个囊括所有议会政党的战时联合政府，但到1916年底，劳合·乔治将他逼出唐宁街10号，令自由党陷于分裂。很多代表苏格兰选区的自由党议员仍忠于阿斯奎思一派，这部分是因为劳合·乔治将新内阁的大部分阁僚职位授予了保守党人。自由党似乎已方寸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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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6 随着自由党遭遇挫折，工党成为工人阶级票仓当中的最大受益者。1918年选举权改革赋予了该党巨大的潜在优势：这次改革令苏格兰的选民从1910年的779000人猛增至1918年的2205000人，增幅高达近两倍，而新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工人阶级。就在不久后的1918年的选举中，工党便赢得了苏格兰三分之一的选票，得票数相当于此前得票数的十倍以上。但是，选举系统中的问题导致这些选票只为工党换来了八个下院席位。这场大选中的选民登记制度可能存在缺陷，令很多曾入伍参战的选民无法投票，对结果造成了显著影响。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因素让工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增长。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工党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选民的巨大吸引力。多年以来，这一选民群体始终支持自由党，将其视为实现爱尔兰本地自治的最大希望所在。但随着爱尔兰在1920年从联合王国分离并成立爱尔兰自由邦，这一许诺失去了魅力。《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天主教徒占苏格兰选民总人数的20%，他们将在1922年大选中构成工党潜在票仓的“关键部分”。在几年之前，苏格兰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的编辑也撰文解释了为什么工党对他的教友们具有如此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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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8 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工人政党的结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前的工党是孱弱的，这迫使我们转而支持那个在我们看来能为爱尔兰出力最多的政党……支持托利党则是绝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自由党的政见也充满了狭隘且偏执的反天主教思想……但新兴的工党是一个真诚的人民政党，而鉴于大不列颠境内的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是基层劳动者，身处常人不能想象的恩怨与爱恨之中，工党自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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