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828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六章 宗教与社会
1706379829
1706379830
在19世纪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苏格兰社会，宗教信仰的实践及其影响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直到最近，欧洲各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大体同意，这一时期欧洲经济的革命性变化令传统的宗教信仰与归属意识大为减弱。近代欧洲日趋科学化与技术化的思考方式逐渐瓦解了人们对传统信仰的坚持，城镇化的惊人速度与规模也超出了由教堂和礼拜堂组成的传统宗教组织的承受范围。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日益主导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后者与有组织宗教的关系也越发疏远。总而言之，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近代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在实质上，这一学说也把到20世纪下半叶令世俗主义在诸多欧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衰退归因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
1706379831
1706379832
最近几十年以前，上述理论仍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在英国及其他国家，新一代历史学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这种认识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对世俗化理论的一些关键要素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教会信徒规模并未急剧萎缩，宗教伦理依旧影响着政治、教育、福利政策等各个方面，还帮助塑造了强有力的民族认同。即便世俗力量在这一时期的确开始动摇宗教的地位，这种影响也要到19世纪最末期才变得较为显著，而不是在之前几十年间的快速城镇化时代大行其道。
1706379833
1706379834
在对近代苏格兰宗教衰退学说采取修正主义的学者当中，卡勒姆·布朗（Callum Brown）的贡献最为重要，他曾准确地指出，近代苏格兰的历史经验可以非常有效地检验世俗化理论或其反论是否成立。如前所述，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社会。此外，正如本书之前的章节所阐述的那样，苏格兰在1760年以后的城镇化速度远远快于同时代的英格兰，经济变革也发生得更为迅猛。如果传统理论成立，这里本应为世俗化提供最为适宜的社会背景：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力量必然对传统的宗教制度与信仰体系发起有力挑战。那么，关于世俗化理论的成立与否，近代苏格兰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揭示什么？
1706379835
1706379836
1
1706379837
1706379838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宗教伦理依旧在社会观念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一点仅从表面上看便一目了然。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仍严守安息日，商店为此歇业，生意为此停摆，就连大部分有轨列车线路也会在安息日停运，这无疑为基督教在苏格兰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最为明显的例证。迟至1950年代，苏格兰的酒馆仍在星期日关门，游戏与体育活动也会停止。尤为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守安息日的习俗背后都有法律规定。例如，在安息日购物从来都不违法，人们之所以不这么做，只是因为直到1970年代，苏格兰社会仍广泛认为商店在星期日开门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新教各教派也在苏格兰的公共生活中持续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诸如托马斯·查尔默斯（他可能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苏格兰人，也是自由教会自1843年独立以来的首任议长）等教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苏格兰关于济贫、教育等诸多社会政策议题的讨论。詹姆斯·贝格、诺曼·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和托马斯·格思里（Thomas Guthrie）等名气相对较小的宗教界人物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舆论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工人阶级住房、禁酒运动和城市卫生改革等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教士阶层在当时仍是苏格兰的社会领袖与知识精英，这一阶层的家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深受宗教义务感与文化教育熏陶的年轻男女，他们在苏格兰及不列颠殖民帝国其他地方从事专业服务，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706379839
1706379840
在当时的苏格兰，大多数公共政策的讨论都围绕高度道德化的角度展开，基于宗教信仰的研判因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同时造成了正面与负面的效应。例如，在1833年英国彻底废除奴隶制到美国内战爆发之间，福音派长老会信徒在苏格兰充当了反奴隶制运动的先驱，带头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组建了废奴社团。但宗教人士也倾向于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简化为个人信仰与道德操守的问题，因而过分强调个人对自身处境的责任，乃至彻底无视了不受个人力量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自由教会的报刊《见证人报》（The Witness）曾在1841年刊文称：“缺乏信仰才是当下悲惨处境的原因，也……只有信仰才能带来救济。”[1]受此影响，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社会都偏执地信奉纯粹自愿的慈善行为。虽然宗教界出于信仰而对慈善事业怀有热忱，但这种情怀常常伴随着对国家力量干预工商业活动的强烈排斥。
1706379841
1706379842
从某些角度看，苏格兰各教派对社会问题的影响力似乎在19世纪逐渐衰退了。1845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取消了教会对济贫政策的独占职责，终结了自宗教改革乃至更早以前便存在于苏格兰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1872年，政府在苏格兰推行了普遍的公立基础教育，基层学校的控制权也从地方教会转到非神职人员组成的理事会手中。不过，我们不应据此认为宗教伦理不再影响苏格兰的公共领域。上述法案设立的世俗管治机构的人员通过选举产生，一些当选为管理者的神职人员和怀有宗教热忱的平信徒因此仍能在苏格兰的公共生活中维持宗教理念的影响力。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社会非但没有经历宗教信仰在世俗化面前的逐渐侵蚀，反而见证了基督教伦理与社会政策前所未有的高度结合。包括住房、卫生、犯罪和公共设施等领域在内，当时的管理者常常以不加掩饰的宗教立场处理大多数重要的市政问题。城镇议会的议员们往往也是当地堂区的长老，因此乐于在处理城镇环境问题时带入宗教信仰的原则。福音派牧师和平信徒领袖的影响力也颇为可观，无论是争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1850年代的卫生立法、公共酒馆的执照制度，还是在1840年代呼吁城市当局为从高地西部逃荒而来的失业难民安排工作的运动中，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1850年以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社会政策背后都有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观点，这一观点将社会环境的改良与人民道德水准的进步联系起来，并对勤劳、自立、节俭和戒酒等道德品质予以特别关注。
1706379843
1706379844
苏格兰活跃的福音派宗教文化也对当时的休闲活动产生了影响。到1880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有机会享受不断增加的休闲时间，在星期六尤其如此。随着实际工资在19世纪末期逐渐上涨，大多数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也有所增加，这与音乐厅、足球比赛和（从1900年代开始）电影院等新兴娱乐活动及场所一道，带来了休闲经济的大繁荣。在这场竞争中，宗教界也做出了迅速反应。即便在大众文化领域，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以1863年成立于格拉斯哥、在苏格兰大受欢迎的基督少年军为首，诸多与教会有关的社会组织既要求成员参加祈祷集会，也运营面向青少年的游泳和足球联赛。少年禁酒会在组建之初以在未成年人当中宣传禁酒主义为目的，但这一组织也在后来筹办了自己的足球比赛。到1910年代，禁酒联盟杯（Band of Hope Union Cup）在苏格兰西部的加盟球队已达70支以上。少年禁酒会也安排了幻灯片表演，并尝试举行了“观影会”，以传播提高道德修养的主张。新教与天主教的教会也纷纷组织信徒举办讲座、联谊会、舞会、音乐会等活动，或到海滨及其他风景胜地集体出游。在19世纪末的苏格兰，宗教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仍强烈且持久。
1706379845
1706379846
宗教也对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与帝国归属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基督教传教运动为苏格兰人在大英帝国体系内扮演的角色赋予了强大的道德合法性：帝国的广阔疆土因此可以被视为上帝的国度在世间扩张的基础，由此可以让亿万遭受野蛮异教文化奴役的人类得到解放。在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国，苏格兰传教士总是走在传教运动的最前列。当时，英国最大的医疗传教中心便位于爱丁堡。后来被奉为国家英雄、民族圣人的大卫·利文斯通，以及芒戈·帕克（Mungo Park）、玛丽·斯莱瑟（Mary Slessor）和克里斯蒂娜·福赛思（Christina Forsythe）等知名传教士都在苏格兰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的事迹在报纸文章、幻灯片宣讲、巡回讲座、小册子与畅销书中广受称颂。这些叙事的一个核心主题便是描述遥远国度的原住民曾经生活在何等恐怖而不可言状的野蛮状态，又如何在听闻基督的好消息之后脱胎换骨。这不但为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迫切性，也增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在时人眼中的魅力。玛丽·斯莱瑟曾作为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在尼日利亚传教28年，在那之前她是邓迪的一名工厂女工。当她在1876年来到尼日利亚时，她发现当地社会仍以奴隶制为基础，每当一名酋长去世，数以百计的奴隶就将被杀害或活埋以为酋长殉葬，而在基督徒看来，废除这一陋习势在必行。不出意外的是，苏格兰的本地社区也积极地与海外传教活动直接建立联系，通过募捐或在本地教堂祈祷等方式向正在海外从事宣教事工的同胞表示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苏格兰本土传教运动的延伸：这一本土运动旨在把福音传给苏格兰主要城市内部的所谓“不信者”，这些民众聚居于贫民窟深处，既没有教会可以依靠，也对基督教的仪轨与戒律一无所知。
1706379847
1706379848
通过把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19世纪的宗教观念不但增强了苏格兰人对苏英合并的认同感，也有力地增强了苏格兰人自身的民族认同。苏格兰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奉为苏格兰的民族英雄，乃至“教士出身的杰斐逊”。[2]在1843年的大分裂以前，苏格兰教会总会在没有苏格兰议会的情况下为讨论苏格兰的大事提供了平台。也有一些人认为，1843年自由教会的独立以及约三分之一神职人员（乃至比例更大的平信徒）的离开背后有着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色彩。世俗赞助人制度引起的争端造成了这次严重的分裂，而这一制度的抗议者真正试图反对的恰恰是当时已深受英格兰影响的苏格兰地主阶级。此外，正是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联合王国议会在18世纪通过了备受争议的立法，在苏格兰确立了赞助人制度，违背了《联合条约》，一再无视苏格兰方面的请求，拒绝调解苏格兰教会与当局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
1706379849
1706379850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一个经历了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时代，宗教依然在苏格兰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为个人行为提供规范，也参与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福利与教育政策，还塑造了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与帝国归属意识。现在有待澄清的便是教会信徒人数的变化趋势。在上文所述的世俗化理论中，这一数字（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当中）是证明西欧地区的宗教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快速衰落的关键指标。因为关于信徒参与率的统计数字多有间断且在方法上并不统一，我们很难比较不同时期定期上教堂的虔诚信徒的人数，因而无法确知数字上的变化轨迹。不过，卡勒姆·布朗对现有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从1830年代到1890年代，上教堂的虔诚信徒的人数并无显著下降，更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要在那之后才会出现。相比之下，皈依各派教会的信徒，亦即以成年基督徒或主日学学生等身份从属于某个教会的信徒人数更好统计，这些数字表明，1830—1914年苏格兰的信徒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这一增速超过了同期苏格兰人口的增长速度，并在1905年达到峰值。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政注册总局对伴侣举行婚礼的地点进行的统计（当然，在教堂举行婚礼可能只是因为新婚夫妇希望得到体面与尊重，而不是真的出自信仰）：1861—1870年，苏格兰只有0.2%的婚礼以“非宗教方式”举行；1881—1890年，这一比例仍只有2.5%，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直到1901—1910年，这一比例才有显著上升，达到6.4%。
1706379851
1706379852
这些整体范围的数字既向我们揭示了很多信息，无疑也掩盖了不少细节，更没有对积极上教堂的虔诚信徒的比例或信徒内心的宗教意识给出任何提示。苏格兰长老会的教会生活与事工委员会（Life and Work Committee）曾在1874年悲观地估计，在该会的679488名正式成员中，只有174371人在当年参加了圣餐礼，相当多的信徒只是在名义上从属于教会。在城市里，由于大量居民甚至没有教堂可去，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托马斯·查尔默斯等宗教界要人也曾对类似的怨言抱有共鸣，他在1847年指出，苏格兰大城市拥有一群“放肆无度、罪孽深重且没有信仰的居民”，他们既让基督教文明社会蒙羞，也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威胁。[3]正是在这种对于苏格兰城市贫民窟存在“大量事实上的无信仰者”的指控的刺激之下，近代苏格兰的城镇社会发起了一场热烈的教堂兴建、传教与慈善运动，其细节将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得到详细说明。[4]1890年的苏格兰民众宗教状况调查委员会曾得出结论，当时苏格兰市民中的“无教会者”更有可能出自贫穷的非熟练工或临时杂工阶层，但委员会的报告也承认，天主教会在属于这一阶层的爱尔兰移民当中吸引了很多忠实的追随者。不过，委员会并不认为苏格兰的城镇工人阶级当中普遍存在与教会疏远的情况。“即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不上教堂，大多数上教堂的虔诚信徒仍来自工人阶级。”[5]事实上，苏格兰城市里大多数长老派团契的成员仍主要来自较为富裕的劳动者，亦即由技术工匠、商人和文员组成的所谓“工人贵族”，这一阶层在维多利亚时代拥有尊重宗教的文化氛围，很多人都在这一时期追随了自由教会。
1706379853
1706379854
在苏格兰的大城镇以外，大量居民信仰宗教的证据也不少见。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居民在19世纪早些时候已皈依了福音派基督教，在那之后也保持了虔诚的风气，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大堡垒。在低地中部及南部主营农业的堂区，大多数居民家庭虽然在虔诚的程度上不如盖尔语地区的基督徒，但都维持了与教会的关系。在拉纳克郡与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居民对宗教的态度相对冷淡，即便在那里，宗教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仍颇为强大。例如，拉纳克郡的马瑟韦尔在当时是一座繁荣的工业城镇，在1891年有近19000名居民，大多数劳动力都受雇于采矿或制铁行业，该镇唯一一座较为显要的公共建筑是1887年竣工的城镇礼堂，那里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直到1904年才正式开放。然而，那里在1891年已有不少于11座教堂，足以容纳当地60%的适龄人口进行宗教活动。在教堂之外，当地还有一系列唱诗班、男性信徒俱乐部、少女辅导队、禁酒协会与基督少年军等组织，还在1899年成立了一所颇为引人注目的基督教青年会学院（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stitute）。关于宗教在苏格兰城镇社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瑟韦尔的案例无疑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写照。各派教会的社会影响力远及正式成员群体之外，它们在近代苏格兰推行了一整套社会与宗教措施，针对城镇居民酗酒无度、铺张挥霍与缺乏信仰的问题发起了不遗余力的教化运动，通过由一系列俱乐部、学校、讲堂、社团组成的网络，以及大批虔诚的平信徒的不懈努力，让基督教的福音在本地社区里广泛传播。在如此强大的社会能量背后提供信仰基础的，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思潮。
1706379855
1706379856
2
1706379857
1706379858
福音派基督徒认为，信仰的关键在于发自内心而非主观意志的信靠，个人只能通过接受上帝的启示来实现从不信到信的转变，只有上帝的拣选才能保证真心悔改的罪人终将得到救赎。基督的牺牲已足够让救赎成为现实，但上帝拣选的信号也在严守安息日、诚心事工和弥补罪过的灵性修养中清晰可见。不过，比起投身神学辩论，福音派基督徒更重视采取行动，他们最优先的目标是彻底改变个人作风，帮助每一个他人走上属于自己的信仰之路，然后让社会风气得到改良，以保证人们的信仰之路可以走得更为顺畅，减少信徒面临的风险或损失。这一教派相信上帝号召信徒积极行动，这在他们当中激起了强大的传教热忱，并最终演变为所谓的“进取型基督教”（aggressive Christianity）。在19世纪的苏格兰，整个城镇社会都被持续不断的主日学、传教社团、慈善社团、《圣经》学习班和祈祷小组的活动充满。
1706379859
1706379860
托马斯·查尔默斯曾在1830年代为福音主义的传教理念提供了一套连贯一致的主张。他本人在1811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信仰变化，成了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并试图在法夫郡基尔马尼这个乡下堂区的牧师任上将自己的宗教理念付诸实践。查尔默斯的原则以16世纪和17世纪关于“虔信共同体”（godly commonwealth）的理念为基础，这一理念不承认教会与国家的彼此独立，认为两者应结成一种牢固且神圣的合作关系，以创造一个符合造物主意志的理想社会。通过布道、教育、全面走访和高效的济贫政策等措施，查尔默斯将基尔马尼堂区变成了一个实验场，试图根据上帝描绘的图景塑造当地社会的模样。在那之后，随着查尔默斯被委任为格拉斯哥特隆（Tron）堂区的牧师，他得到了一个进行更大规模实验的机会。一个名为圣约翰的堂区于1819年在这个较为广阔的地区建立起来，在那里，查尔默斯启动了一场著名的社会实验，试图彻底改变这个贫穷的内城社区里的信仰生活、道德观念与社会伦理。这一堂区内建立了四所学校，济贫制度也得到了彻底改变，不再以强制征收的济贫款为基础，而是完全依赖自愿捐赠，教会人员也更重视积极的行动，其中包括专门的平信徒家访员和主日学教师。这个实验起初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但最终远远未能达成其核心目标，将圣约翰堂区改造成一个“虔信”社会。事实上，查尔默斯的实验可能取得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查尔默斯认为贫穷的根源是个人道德操守的欠缺，坚持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根据强制的人格测试判断居民是否有资格领取微薄的救济金，这显然不太可能让他那严格的宗教立场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1706379861
1706379862
不过，圣约翰堂区的实验在日后所谓“进取型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查尔默斯等人相信这场实验取得了成功，还认为如果格拉斯哥城镇议会给他们更多支持，在圣约翰堂区使用过的方法肯定可以更好地解决城市居民缺乏信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宗教与民事当局之间真正的密切合作必然将令基督教信仰有充分的底气应对工业化社会的挑战，“虔信共同体”也将最终成为现实。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引起了不少共鸣，这部分是因为查尔默斯是当时苏格兰最杰出的布道者，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教会领袖。当他在1847年去世时，约10万人在爱丁堡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一场面无疑证明了他的巨大影响力。查尔默斯也为福音主义运动提供了一幅看起来颇为可行的蓝图，似乎为解决当时最为严重且难解的一个社会问题指明了方向。此外，他的社会观念也与当时有产阶级的思想相吻合。与后者一样，他认为苏格兰现有的经济秩序是上帝意志的安排，而与之相对的“民主”必然导致彻底的无序。他还谴责了工会结社，认为一个所有人都追求自利的社会必然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增进所有人的共同福利。然而，查尔默斯也认为，财产私有权应伴随着慈善的沉重责任。这一观点在他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706379863
1706379864
通过响应积极行动的号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把福音主义宗教思想当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来源，让他们得以与老派地主精英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穿着“主日正装”（Sunday best），在租赁了位置的教堂长椅尽头刻下的自家姓氏所带来的归属感，向教会的传教资金“捐款”的显在动作，更富有的人还可以出资赞助一位传福音者的开销，甚至赞助一整支传教士团队在“贫民窟”传播信仰。志愿者，尤其是自1840年代以来人数不断增长的“本土传教士”的事工通过他们的中产阶级赞助者得到广泛传播，通过展现传教工作改善社会的巨大力量，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与独特身份。[6]
1706379865
1706379866
不过，福音主义的信仰与社会力量并不局限于苏格兰城镇。在19世纪上半叶，福音主义也在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部分地方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迹。那里不但经历了一场崭新的灵性觉醒运动，也见证了越来越频繁的宗教复兴事件：从1816年珀斯郡的布雷多尔本（Breadalbane）到1824—1833年刘易斯岛上兴起的一系列宗教热潮，再到1840年代初整个斯凯岛及外赫布里底群岛部分地区经历的信仰爆发。关于这些热潮的文献记载常常描述了当地居民如何陷入宗教狂热之中，躁动不安、大声哀恸乃至抽搐不止。不过，这些过于戏剧化的突发事件只是当地很多堂区大众信仰热情普遍增长的偶发表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高地清洗运动和饥荒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当地居民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目睹自己熟悉的旧秩序飞速瓦解，因此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陷入恐慌，直到福音派的宗教理念让他们获得了希望、安慰与灵性关怀。一个人似乎只有全然服从上帝的意志才有可能皈依福音派基督教，拒绝接受苦难被认为与质疑上帝的意志无异，而忍受痛苦则被视为基督徒服从上帝安排的表现。在高地发生土豆饥荒的头几年里，在高地活动的一个传教团队曾说：“上帝说过，祂将永远不会离弃你们。你们的教导者正是为了把这些话语传播给高地和群岛地区忍饥挨饿的人家，才会不舍昼夜、不辞辛劳。”[7]在高地社会从传统氏族时代过渡到清洗运动时代的过程中，福音主义也为因社会动荡而受创的当地人提供了信仰上的确定性，让人们把注意力和情绪集中在个人为获得神恩与上帝的拣选所必须经历的严格试炼之上。对那些想要在死后得到永远救赎的人来说，此世生活的困难便不是一个需要忍耐的痛苦来源，而是信仰的必经之路。
1706379867
1706379868
盖尔语地区部分地方的宗教复兴运动受到了来自低地的福音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取决于高地原生宗教力量的发展进程。高地的福音派布道与传教活动早在1790年代便已展开，当时由詹姆斯·霍尔丹（James Haldane）与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兄弟创立的本土福音传播社（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t Home）把在高地传教视为向边远地区无信仰居民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他们的传教工作在很多地方和后来的海外传教团颇为相似。传教者在各地巡回奔走，用盖尔语宣讲基督教教义，他们在布道时直接诉诸听众的情绪，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散发大量传教小册子。在之后几十年里继续霍尔丹兄弟未竟事业的传教组织，例如高地传教社（Highland Missionary Society）与三个盖尔语学校社团（Gaelic Schools Societies）都在传教时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1706379869
1706379870
在盖尔语地区，所谓的“常人”（Na Daoine），亦即平信徒传教士（这一称呼将他们与被教会正式按立的牧师区别开来）构成了本地传教运动的主力。作为信仰生活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继承了从前氏族时代中间地主的社会地位，对于19世纪上半叶福音派基督教在本地社区内部的广泛传播厥功至伟。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在很多地方相对有限，这包括斯凯岛以东的内赫布里底群岛与高地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其他地方，这些平信徒传教士直到1840年代以前无疑都在当地的信仰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早在1740年代，“常人”传教士的影响力开始在伊斯特罗斯（Easter Ross）地区显现，并在之后五十年里向西方和北方扩散。这些传教士既是社会精英又是信仰领袖，在传统社会秩序因地主制度的商业化和中间地主阶层日益恶化的处境而逐渐消亡的时代，他们在当地社区填补了领导者的空白。“常人”传教士大多来自较为富裕的小农场农民和工匠家庭，而不是更为贫穷的茅屋小农或游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总体上仍取决于个人素质，例如强烈的宗教热忱、对《圣经》的深入了解，以及将基督教教义与盖尔语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能力。一些“常人”在传说中具有预言抑或千里眼的异能，表明他们能够直通上帝，还有很多“常人”将盖尔语民俗文化与传统符号加以改编，使其符合传教的要求。“常人”并不都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显然天生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可以有效地传播上帝的话语，促使19世纪上半叶的高地地区迎来一系列信仰复兴浪潮，定义了当地在这一时期的信仰图景。
1706379871
1706379872
“常人”在早些时候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与他们在常见于盖尔语地区很多地方的大规模公众圣餐礼上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关系。因为信徒赶赴圣餐礼需要跋涉很远的路程，所以这些公开的宗教仪式不会频繁举行，但每一次举行时都能吸引极为庞大的人群前来参与。在仪式正式开始前的数天里，信徒们召开团契会议，为之后的仪式做准备。在这些集会上，“常人”将充当平信徒教理讲师，为信众解读经文，帮他们处理信仰生活中的顾虑与问题，这让一些人（尤其是长老会温和党的堂区牧师）感到担忧，怀疑他们具有让教会分裂的倾向，有可能在教会内部形成自己的宗教组织。因为“常人”歌颂福音派牧师，视温和党牧师为缺乏信仰之辈，所以他们确实对后者的地位构成了潜在威胁。在1843年长老会大分裂之际，自由教会之所以能在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取得优势，“常人”的作用不可或缺。
1706379873
1706379874
福音主义是1843年苏格兰长老会大分裂的根源所在。在1830年代，福音派在苏格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福音派领袖托马斯·查尔默斯在1832年成为苏格兰长老会的议长。高地地区的宗教皈依热潮推动一个真正的福音派根据地在高地西北部与赫布里底群岛大部地区建立，大城镇的福音派狂热与捐款热情也得到了有效的动员，以至于在短短7年之内，超过200座教堂被建立起来。在这一背景之下，自信满满的福音派神职人员能在1834年首次打破温和党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对苏格兰教会总会的垄断，也就不足为奇了。温和党倾向于回避过于强烈的宗教热忱，对智识上偏离正统教导的思想持包容态度，对遵守教会纪律的要求也较为宽松，更倾向于承认政府的民事权力，而非与其抗衡。与此相对，福音派的立场更加强硬，他们坚决主张苏格兰教会应保持独立，只服从基督的领导，不愿把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权柄转让给国家。
1706379875
1706379876
发生于1833—1843年的“十年冲突”震动了整个苏格兰教会，直到教会最终分裂才告结束，这场动荡背后的一大因素在于围绕世俗赞助人制度的争议，亦即由谁来掌握堂区牧师任免的最终决定权。根据1712年《赞助法》暧昧不清的条文规定，私人赞助者（主要是地主阶层）在受惠于自己的堂区出现职务空缺时有权自行推举就任者，但这一提名必须得到一份由堂区内全体男性户主联署的“背书声明”的认可才算有效。然而，从175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温和党主导教会总会的时代，信众的“背书声明”逐渐成为一种没有实际效力的形式，教会法庭的态度也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赞助人的任命权。斯图尔特·J.布朗（Stewart J. Brown）曾说：“赞助人制度象征着苏格兰教会屈服于权贵阶层，尤其是地主阶层的利益。”[8]从1730年代开始，很多信奉福音主义原则的人将赞助人制度视为世俗权力对基督国度的悍然侵犯，对此大感恼怒，因此退出苏格兰国教会、投奔分离派教会的长老派基督徒与日俱增，达到成千上万之多。不过，此时仍有很多福音派基督徒留在传统教会之内。从1830年代夺取教会总会领导权的时刻开始，他们便决心改正这个长久以来的错误。
[
上一页 ]
[ :1.7063798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