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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七章 大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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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苏格兰，教育的意义远不止在于知识的传授与获得。教育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他们打上了潜在的苏格兰印迹，也是苏格兰的民族身份在不威胁联合王国体制的前提下得以保全的一种手段。然而，苏格兰教育制度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并不是鼓励学生学习本土语言文学和苏格兰的历史。恰恰相反，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教育体系常被人指责忽视了苏格兰本地的文化遗产，迟至1901年和1911年，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才分别设立了专门教授苏格兰历史的教席。让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得以巩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不是课程的内容，而是整个体系：苏格兰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普遍认为，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不但在本地取得了优秀的成果，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出色。尽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关于苏格兰教育制度的一些溢美之词在当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这种毫无保留的自豪感仍作为苏格兰大众观念的一部分，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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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去，苏格兰教育的优越性的确能在现实中得到有力支撑。毕竟，在英格兰只有两所大学的时候，苏格兰就已拥有五所大学了。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世纪里，苏格兰就发展出一套“全国性”教育体系，为生活在各阶层的苏格兰人提供普遍的受教育机会，并将学费维持在颇为低廉的水平。苏格兰教育制度被认为更加民主，能更公平地择优栽培，它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从堂区和城镇学校直到高等学府的上升渠道，即便出身低微的优秀学童也能凭一己之才爬上显赫的位置。苏格兰人广泛相信，对于那些靠学习崭露头角的“寒微之士”，阶级跃升的壁垒并不存在。一个学校巡查员曾在1872年的报告中说：“苏格兰的穷人没有放过高等教育繁荣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将更广泛的受教育机会为己所用。在英格兰，只有天才才能从一所公立学校升入大学。但在苏格兰，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细心且勤奋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曾致力于鼓励科技教育发展的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也在1872年强调，苏格兰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实际取得学业成功的学生的人数，而在于工人阶级出身的优秀学生有多大机会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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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多利亚时代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可能是上述关于苏格兰教育体系的信念的高峰时期，而安德鲁·麦克弗森（Andrew McPherson）等现代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这种想法直到1970年代乃至以后仍在影响苏格兰教育界的高层人物。不过，大多数关于苏格兰教育的神话都是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随着1872年法定的公立教育制度诞生，人们开始对从前的教会堂区学校抱有怀念之情，将其视为苏格兰教育制度优秀传统的基石。正是在这一时期，所谓“怀才之人”（lads of pregnant parts）的说法开始见诸教育议题的有关文献，而在1894年，苏格兰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寒微之士”的说法。“寒微之士”一词始见于伊恩·麦克拉伦的菜园派短篇作品《教书匠》（Domsie），这是一篇讲述出身贫寒但成绩优异的乡村学子在大学取得双一等学位的煽情故事。这篇作品的标题“教书匠”指的是村里的学校教师（也写作“dominie”），他的门下子弟中有七人成为牧师，四人成为教师，四人成为医生，还出过一位大学教授和三名公务员。1870—1914年，这种对农村生活进行理想化描写的大众传奇故事在中产阶级读者当中颇受欢迎，侨居国外的苏格兰人也乐于通过这些作品追忆长辈在乡下农场度过的恬静往昔。在殖民地“出人头地”（getting on）的故事构成了“寒微之士”题材的另一个变种，一些苏格兰人在海外取得的成就也常常被轻易地和苏格兰本地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同时佐证了后者的优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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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苏格兰教育的设想与新教信仰密不可分，后者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定义苏格兰身份认同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苏格兰长老派的教育理念与其宗教信仰息息相关，令苏格兰民族引以为傲的教育制度最早由16世纪的约翰·诺克斯和其他改革家在《戒律书》中实质建立的史实只是原因之一。任何人在阅读19世纪晚期关于苏格兰教育制度的档案时都会承认，诺克斯在当时的整个教育体系里仍备受尊崇，时人总是引用他的名字以增强自己笔下主张的说服力，为一种改革措施辩护，或捍卫苏格兰传统免遭英格兰的影响侵蚀。即便在论点发生冲突（例如1890年代的初级中学论争）时，争议各方在论证时仍会诉诸诺克斯的理念，尽管此时基于堂区学校的教育制度已成为历史。不过，16世纪的《戒律书》在19世纪依旧指导着苏格兰教育界的思维，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这不仅是因为在当时，负责管理这一体系的政治家与官员是虔诚的基督徒，因而天然地倾向于从自己的新教背景里寻找施政理由，而且是因为在那个崇尚个人主义竞争的时代，诺克斯对于学问成就的认识在得到了以强调个人才干、努力、野心与认真态度为主旨的重新论述之后，对中产阶级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具有才干的学生在理论上（有时也在现实中）总能利用教育制度的阶梯向上攀爬，所以就连当时苏格兰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也可以被正当化。正如苏格兰教育研究所的主席在1903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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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享有把握机会的自由……这种理念无论以民主还是民族相称，都深植于苏格兰人民的心中。无论在最近一代人的时间里，在以苏格兰日益发展的工业经济为首，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的各种因素影响下，这种理念受到了怎样的限制，经历了怎样的改变……教育界的决策者仍以它为基础，思考应如何根据我们的传统精神，从整体上塑造我们的教育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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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发言中，诸如“我们的教育制度”之类的措辞折射出发言者的传统主义立场，这一表述所指的正是1872年公立教育立法之前在苏格兰建立的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在这层意义上，苏格兰教育的历史传统与19世纪末苏格兰教育的现实被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后者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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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苏格兰的教育制度在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叙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研究者有时很难穿透种种神话与想象，发现教育制度不那么光鲜的现实。本书第五章曾提到，必要的实体证据的缺乏导致学界在考证18世纪到19世纪初苏格兰的识字率时只能做出不甚确定的估算。但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上述问题已有一定改善，历史学者因此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1872年里程碑式的《教育法》通过前夕苏格兰教育的总体水平。1855年，政府对婚姻的强制性登记催生了关于“识字率”的第一批可靠的统计数据，在这些档案当中，新郎和新娘能否书写自己的名字构成了衡量苏格兰人文化水平的主要依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则统计了苏格兰居民的就学状况，为教会和私人统计者提供的教育相关数据提供了有力补充。在1860年代，一个专门调研苏格兰教育情况的王家调查委员会在阿盖尔公爵的领导下成立，该委员会在1864年至1868年调研期间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统计结果，产生了很多具体的评论报告，剖析了当时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与居民的文化水平。教育史研究者罗伯特·安德森对上述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审读，本书接下来将讨论他得出的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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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史料，在1872年《教育法》普及义务基础教育前夕，我们对苏格兰教育制度最突出的第一印象是其庞大的规模和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1851年的宗教信仰普查显示，只有25%的学生正在后来饱受赞誉的堂区学校就学，苏格兰国教会在此时也完全无法垄断苏格兰的基础教育。其他教派在教育事业上的表现非常活跃，这再一次佐证了宗教信仰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社会的核心地位。在1843年的苏格兰教会大分裂之后，新生的自由教会在教育事业上倾注了大量资源，到1850年代初，这一教会已资助了600—700所学校，主要分布于该教会实力最强的城市地区及高地西部。不过，这些学校中约一半都成立于教会分裂以前，自由教会只是继承了它们的管理权责。此外，尽管基数不大，天主教会在苏格兰的教育事业也在1860年代经历了显著发展。阿盖尔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当时的天主教会在苏格兰拥有61所学校、5736名学生，但这些数字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社群教育参与率低的实情。在对上述资料的研究中最为显著的一项发现是，当时苏格兰有44%的学校完全独立于各派教会，由私人所有，基于付费制运营，苏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这些学校里接受教育。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包括所谓“陋室学校”（ragged schools），它们原本为市井贫民子弟设立，日后逐渐演变为对不守纪律、频繁旷课的顽劣学生进行规训的“矫正”场所；还有旨在提供免费教育的慈善学校，面向中产阶级、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在1850年代到1860年代因大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普及女童教育而快速扩张的女校，以及由工业或矿业村镇的主要企业设立，旨在向劳动者灌输道德观念、纪律意识和忠心的学校。如此驳杂多样的教育体系为近代苏格兰惊人的社会与经济变迁提供了写照，其根源正存在于之前的数十年间大规模的城乡移民、城镇扩张与职业和阶级格局的剧烈改变当中。正如唐纳德·威思灵顿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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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格兰学校如此复杂多样的面貌原本就是被其需求者的诉求塑造的：无论公立还是私立，苏格兰的学校都折射了当时苏格兰社会潜在受教育者在数量上的增长与在地理分布范围上的扩散，以及他们在当时的职业发展意向和为教育付费的意愿之强弱。在很多城镇以及一些人口众多、社会关系紧密的堂区，学生常常为学习不同的科目在一天之内先后奔赴两所乃至三所学校，而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就学。关于一日教学时长的规定也不严格：一些男女教师的授课时间可能从早上6点半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半，以充分吸纳不同的学生群体。当时的课纲提供了关于可选学校规模、学费额度、学校特色、教师专业能力、校内风气和对应客户群体的信息，以供潜在客户选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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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阿盖尔公爵领导的王家调查委员会认为当时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之“凌乱”已近乎无政府状态，这一体系仍产生了不错的结果。从当时苏格兰官方的婚姻登记册来看，苏格兰人的“识字”能力早在1872年义务基础教育普及之前便有了显著提高。1855年，89%的苏格兰登记新郎可以书写自己的名字；到1885年（反映了15年前苏格兰的教育成果），这一比例上升到94%。苏格兰女性识字率的涨幅甚至比男性更高，1855—1885年从77%上升到89%。这些数字表明，与之前数十年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培养阅读能力的传统教育相比，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教育体系开始更加广泛地向学生传授书写能力。就读于学校的儿童人数在这一时期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幅度在1850年代到1860年代尤为显著，其中有不少新学生是女童。到1871年，苏格兰女童的就学时间已与男童持平，在部分地区甚至更长。这在苏格兰的教育史上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也给苏格兰女童和她们的父母的人生预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另一项指标，即学生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与这种乐观的迹象相吻合。苏格兰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始终强过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至少在某些主张上，苏格兰教育制度的歌颂者并非没有道理。1850年对于欧洲各地学校就学率的估算数字显示，苏格兰的就学率低于瑞士和德意志的同期水平，但略高于法国。到1860年代末，苏格兰的教育普及程度显然有了长足的提高，苏格兰孩童的入学率已与同时期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鲁士接近。这一变化表明，1872年《教育法》在苏格兰确立的义务教育制度更有可能是在苏格兰教育体系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起到了巩固与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不是在教育领域引发了激烈的改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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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教育的上述格局诱使我们思考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在基础识字能力和入学率等指标上取得的显著进展背后，存在哪些有利因素？其次，如果苏格兰现有的教育体系如此成功（即便阿盖尔公爵的调查委员会也承认，苏格兰当时不存在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为什么1872年的决策者仍认为加强国家对苏格兰教育的介入程度有其必要？1850年代到1860年代的历史进程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一时期正值所谓“维多利亚中期景气”，工资水平与用工规模在大多数年份里都经历了增长和扩大，这或许让工人阶级家庭有能力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金钱。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相对平缓（部分因为1850年代初苏格兰的大规模人口外流），让苏格兰的教会与私立学校有能力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此外，1850年代到1860年代也是福音派传教团在苏格兰城市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而宗教上的信心重振与青少年受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在贫困社区设立了布道学校，很多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教会也开办了在安息日当天提供教育的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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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2年《教育法》之前，政府已经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从1833年开始，政府开始为新设立的学校提供资金支持，虽然起初金额有限，但从1846年起，所有接受官方机构审查、使用官方认可的教纲、聘用有官方资格认证的教师的学校每年都可获得财政资助。一个总部设在苏格兰的监督机构和位于伦敦的枢密院教育事务委员会共同监管这一体系的运行。即便在当时的苏格兰社会不少人批评这一制度有可能招致英格兰的文化侵略（反对声浪在1860年代初《修订规范》[4]发布时达到顶峰），到1860年代，苏格兰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仍在“枢密院”体系资助下的学校就学。因此，即便在1872年以前，政府的介入在苏格兰识字率的提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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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国家也为保障教师人员供应做出了一定贡献。以1837年在格拉斯哥开设的“师范学院”（Normal Seminary）为代表，大卫·斯托（David Stow）成为当时苏格兰师范教育领域的先驱。爱丁堡也在这一时期开设了另一所师范学校；在1843年教会大分裂之后，自由教会也效仿其形制，组建了类似的师范培训机构。政府为这些师范学校提供了财政补贴，并从1846年开始用学校赞助金鼓励发展“师范生”体系。所谓“师范生”指的是一些13岁及以上，在继续学习的同时练习授课的男生或女生，他们在学徒阶段结束后可以申请助学金，以进入苏格兰的一所师范学校继续就读，最终取得完整的教师资格。有资格认证的教师如果为“师范生”授课，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赞助金，这一制度在短期为苏格兰教育体系提供了廉价的助教人手，在长远来看也为苏格兰更为优质的教师资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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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关于1872年《教育法》的一种解释是，正因为国家力量早已为苏格兰的教育事业提供赞助，政府当然希望建立一套更为中心化的教育管理体系，对苏格兰的学校施加更有力的控制。威思灵顿就曾指出，1860年代晚期阿盖尔委员会对苏格兰教育状况的主要关切在于改变当前教育体系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建立一套更为缜密的管理机制，以更高效地利用公共财政资源。此外，政府对苏格兰的教育事业还有更为广泛的忧虑。虽然从表面上看，苏格兰教育的平均水准令人满意，但污点无疑也存在于局部地区。在西部群岛地区和苏格兰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当地的教育体系就存在问题。高地学校往往很难达到获得公共财政支持的要求，学费收入往往也捉襟见肘。在低地的一些城市腹地与工业区则存在识字率和就学率偏低的问题。低教育参与率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有些令人意外的是，1871年的苏格兰人口普查显示，大多数苏格兰城镇的就学率都比周围的乡村堂区更高，爱丁堡、阿伯丁等主要城市的数字则超过了苏格兰几乎所有乡村郡。但在15%左右的适龄儿童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教育普及度仍显著不足。很多从事临时性与非技术性工作的劳动者身陷贫困陷阱无法自拔，只得尽可能早地把子女送入劳动力市场，这必然影响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在格拉斯哥、邓迪部分城区、西洛锡安和拉纳克郡的一些工业城镇，低于平均水平的识字率与当地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分布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爱尔兰移民主要从事临时性与非技术性工作，困难的经济条件最有可能对他们接受常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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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兴起了一种新的观点：国家当前为教育事业提供的资源不足以改善那些教育水平不足的群体的处境，只有更具强制性的手段才能消除调查报告中显示的教育差距。此外，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也逐渐希望摆脱维持教会学校运转所造成的财务负担。随着不断增加的师范生和成年助教促使学校采用分班制，对于校舍容量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学校运营者也将越来越不堪重负。因此，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对建立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让年轻人在基督教价值观的熏陶下就学受教的构思表示欢迎。当时的一名自由教会牧师认为，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是让年轻人不再远离信仰的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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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往往太过轻易地参加工作，并过早地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因此总是被无尽的诱惑与堕落的危险困扰，而他们的父母通常又无力提供指引。让他们在基督教的教诲下长大成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送他们去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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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也推动了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坐实了苏格兰社会对底层市民革命隐患的担忧之后，认为一套有效的教育制度将为下一代公民提供良好的教育，从而保障政局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观点越发受到欢迎。当时的苏格兰人在思考教育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各国之间经济与军事竞争的因素。普鲁士王国在1866年和1871年取得的军事胜利，以及德意志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崛起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该国推行普遍义务教育的结果。1870年，颇具盛名的莱昂·普莱费尔曾说：“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前景都取决于人民的教育。”[6]当时有不少评论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便是1872年《（苏格兰）教育法》通过时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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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的这项立法没有从零开始建立一套“公立教育”体系。如前所述，早在1840年代政府便开始对学校进行资助与监督。即便如此，《教育法》仍是苏格兰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法律推行的举措也比1870年英格兰的教育立法更为彻底。《教育法》要求5—13岁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并将现存的城镇与堂区学校移交地方教育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成员全部由当地纳税人组成，他们将有权设定教育相关的税率，并为在本地修建新学校借贷。非堂区学校与私立学校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但不能接受来自本地税收的资助。作为结果，大多数上述学校都选择加入公立教育体系，仍维持独立的学校以天主教会和圣公会的学校为主。到1878年，在苏格兰的3011所学校中，只有28%的学校不受各地新设立的教育理事会管辖。这一数字在1914年下降至10%。到1918年，天主教和其他教派运营的学校也被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当中。由国家强势主导的苏格兰基础教育制度与英格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格兰，学校教育并非强制，基于自愿付费的私立教育体系依旧强大，且在地位上高于几乎只为较为贫穷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公立学校。在苏格兰，鉴于绝大多数学生都在理事会管理的公立学校就读，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并不会像在英格兰那样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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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公立教育的特殊性背后也存在着政策上的延续性。学费在1872年《教育法》生效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27年后才被废止。此外，《教育法》的举措几乎只关注基础教育阶段。时人并不认为中等教育也将追随基础教育的先例，成为公立事业。1872年的法律确实将城镇学校的管理权责交给新设立的地方理事会，其中地位比较突出的学校被指定为“高级”学校，但国家财政并不会为任何中等教育机构提供支持，理事会也不同意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中等学校上。当时的观点是，中学主要面向富裕阶层，这些机构因此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一些顶尖的城镇学校还能靠现有的捐赠资金维持运转。日后苏格兰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将在下一节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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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教育新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中心化干预力度的大大增强。由于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和虔诚的平信徒在新设的教育理事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苏格兰的教会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得以延续，但总体而言，管理苏格兰教育事业的权力已在实质上被移交到政府官僚手中。1872年的法律因此公开地表明了宗教界权威的相对下滑，以及世俗国家权力的扩张。枢密院下新设的一个名为苏格兰教育署（Scottish Education Department，SED）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法》落实后苏格兰新教育体制的运转。苏格兰教育署设在伦敦（这引发了苏格兰社会对于英格兰人渗透苏格兰教育体系的担忧），在1885年被置于新设的苏格兰事务大臣的统辖之下。在亨利·克雷克爵士（Sir Henry Craik）和A.克雷格·塞勒（A. Craig Sellra）等专横强势的官员领导下，苏格兰教育署很快施展了令人敬畏的力量。苏格兰教育署对于教育预算有着最终发言权，教育署手下的学校巡查员也时刻监督苏格兰的教育机构，保证中央政府的政策在苏格兰每一所接受教育理事会监管的学校里都得到了严格的落实。到1918年，苏格兰教育系统管理结构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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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的《教育法》及其最终落实与后续发展既收获了赞誉，也受到了批判。早在1872年以前，向大众普及的基础教育已存在于苏格兰多个地区。新的教育体系让城市贫民区、部分工业社区和西部群岛地带得以达到这一教育水准，上述地方的识字率在1870年以前曾显著低于苏格兰的平均值。在《教育法》面前，父母再也无法以贫困为由拒绝让子女入学。那些在经济上无力将子女送去学校的家庭将有权申请济贫补助，各地的入学监督委员会（School Attendance Committees）及其下属的巡查员也积极履行职责，让《教育法》得到彻底的落实。在《教育法》实施之后，少年儿童到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入学时间也变得更长。苏格兰的大城市和一些城镇发起了兴建大型学校的工程，这些新设施全部设有彼此独立的教室，将学生根据年龄分开授课。由此设立的“理事会学校”很快成为苏格兰城镇风貌的固有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校舍直到今天仍矗立在城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热潮提供了肉眼可见的标志。公立教育的大规模扩张离不开女性教师人数的大幅增长，这也彻底地改变了苏格兰教育体系内的性别比重。女性的雇用成本更低（她们的工资只有男性教师的一半），而当时的人也认为她们比男性更适合教导少年儿童。到1881年，苏格兰教育行业的13000名雇员中有8000人是女性，女教师在全体小学教师当中的比重则高达70%。教师行业为女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职业发展路径，也是一种新的独立性的来源，但就薪资水平、晋升机会和行业地位而言，苏格兰女教师的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远不如同时代英格兰的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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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以来政府对教育事业日益增加的干预也对社会福利领域造成了影响。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揭示了城市工人阶级兵员异常糟糕的身体状况，令当时的政府大为震惊。在这个强调“国民效率”、认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取决于年轻国民身体素质的时代，这一问题引发的忧虑极为深重，而1872年以来在苏格兰建立的公立义务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门路。作为结果，苏格兰的公立学校在实质上成了国家福利与社会政策“改良”下一代国民素质的一种政策工具。从1908年起，地方教育理事会开始为学生进行体检，并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餐食。管理部门还会采取措施，防止被认为“不卫生”的家长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因认为优秀的母亲将为国民实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苏格兰公立教育也开始着力培养女性的烹饪与家政技能。一个由校医和学校卫生巡查员组成的新官僚体系因此诞生，教师也被要求定期检查学生身上有没有虱子，并将学生光脚上课的情况向上汇报。然而，这种巡查制度无法解决慢性贫困导致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后来成为下院工党议员的詹姆斯·马克斯顿曾在格拉斯哥布里奇顿（Bridgeton）的圣詹姆斯学校授课，他回忆“在一个有六十名十一岁左右男生及女生的教室里……有三十六人因发育畸形无法把腿伸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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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1872年《教育法》都没有逃过学界的批评。《教育法》拒绝资助中等教育的决定被认为限制了有才能的工人阶级子女获得进阶教育的机会。威思灵顿尖锐地批评权力极大的苏格兰教育署利用巡查员和各种规章制度，在“课堂上强加了一种无聊且沉闷的气氛”，将学生们置于“军事化规训”之下。[8]也有一些当时的苏格兰人始终强调保护苏格兰独特教育传统的必要性，担忧1872年的《教育法》最终将让一种统一的“不列颠”教育系统（完全由伦敦的中央政府出资支持）吞没苏格兰的教育实践。罗伯特·安德森曾指出，在1961年乔治·戴维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智识民主》（The Democratic Intellect）出版后，关于苏格兰教育“英格兰化”的讨论大多关注苏格兰的大学教育，人们似乎默认苏格兰的普通学校教育仍维持了本地的传统特色。与此相反，安德森正确地指出：“……仅从课纲与教育体制来看，1900年代一所苏格兰小学与英格兰小学的相似性远大于苏格兰大学之于英格兰大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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