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80112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八章 高地与小农场社会
1706380113
1706380114
1
1706380115
1706380116
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是19世纪西欧历史上最惨重的人为灾难。在土豆歉收的荒年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饥荒相关的疾病，另有200万人为躲避饥饿与赤贫而背井离乡。爱尔兰饥荒造成的破坏之深重在当时罕有其匹，但在此期间，土豆疫病引发的粮食危机也曾出现在爱尔兰以外的多个国家，不列颠本岛、荷兰、一些德意志邦国和法国的土豆产量都因土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大幅下降。当时的科学界对土豆疫病的性质、成因与防治方法缺乏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疫病可在长达数年（不只是一两个生长季）的时间里给土豆种植业带来浩劫，而在冬季较为温和、夏季较为湿润的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被感染土豆中的疫霉菌萌芽、生存并散播真菌孢子，疫病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在苏格兰，土豆饥荒对高地地区的威胁最为紧迫，这既是因为当地沿海与离岛地区的自然环境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也是因为土豆在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1706380117
1706380118
直到爱尔兰所有土豆收成被疫病彻底摧毁一整年后的1846年秋天，苏格兰高地才开始受到疫病的影响，但疫病在当年8月和9月传入高地之后便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当时的媒体报道描述了腐烂土豆的恶臭如何弥漫在高地西部沿海和赫布里底群岛的无数小农场村镇上空。一些时代较早的估算显示，当地小农场社会超过四分之三的堂区都遭遇了土豆完全歉收的危机。苏格兰自由教会的《见证人报》认为“这诚然是上帝的压倒性力量降临人间”，并宣称这场灾难的惨重程度“未见于这一代人乃至之前数代人的记忆，在苏格兰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1]这场饥荒在高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虽然在1840年代，高地大部分地区的埋葬者档案遗存都较为稀少，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地老人和幼儿的死亡率在1846年底到1847年初出现了显著的上升。1846年12月，《苏格兰人报》曾描述了在高地的小农场农民阶层当中，死于痢疾的人数正“以令人惊骇的速度飞速攀升”。[2]在马尔岛上的马尔岬（Ross of Mull），政府赈灾官员留下的记录显示当地当年冬天的死亡率是往年同期的三倍。在哈里斯岛、南尤伊斯特岛（South Uist）、巴拉岛、斯凯岛、莫伊达特和金泰尔等地，流行性感冒、伤寒和痢疾等疾病也在当地穷人之间大肆传播，高地社会似乎即将和爱尔兰一样，面临一场空前的人间惨剧。
1706380119
1706380120
不过，尽管在1846年和1847年后土豆疫病仍在高地肆虐数年，苏格兰高地却避免了一场爱尔兰式的灾难。到1847年夏天，高地地区的死亡率已回归正常水平，饥荒的威胁也有所缓解。死亡率危机至此已经得到了遏制。高地与爱尔兰受害程度的差异可以从几个因素来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土豆疫情的规模。土豆疫病在爱尔兰导致超过300万人濒临饥饿边缘，但在高地，只有约20万人的生计受到严重冲击，而随着疫病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渐收缩到西北部沿海，以及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的部分地区，这一数字还呈逐渐下降的态势。到1848年，高地只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少于7万人）仍需要依赖饥荒救济。高地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样受到了土豆疫病的影响，但在1847年之后，当地的赈灾力度便逐渐减弱，这表明当地的农业经济在灾难面前更具韧性。那里对土豆的依赖度较低，谷物和鱼类在食物中的比重较高，人口密度更为合理，诸如阿盖尔郡南部、珀斯郡和因弗内斯郡东部的商业捕鱼和亚麻纺织业等副业活动也更加发达。土豆饥荒在苏格兰的波及范围更为有限，规模也更小，这意味着和爱尔兰海对岸的重灾区相比，苏格兰当局在采取赈灾措施时面临的压力更轻。苏格兰官员在土豆饥荒期间只需要赈济数以千计的灾民，而这一数字在爱尔兰高达数百万。政府的救灾力度差异为两地灾荒规模的悬殊提供了最佳的佐证。在爱尔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长达数年里都充当了赈灾的主要力量；在苏格兰高地，政府的直接干预始于1846年底，到1847年夏天便已告结束。在马尔岛的托伯莫里（Tobermory）和斯凯岛的波特里（Portree），政府派驻了两艘船只作为粮食的集散点，通过出售谷物来控制当地粮价，灾区的土地主也可以根据《排水与公共工程法》（Drainage and Public Works Act）的规定申请贷款，为自己名下土地上居住的灾民提供救济。
1706380121
1706380122
在上述措施之外，苏格兰的三大慈善机构承担了主要的赈灾职能，它们分别是苏格兰自由教会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两大赈灾委员会（Relief Committee），这两个机构在1847年初合并，组建了高地赈灾管理中央理事会（Central Board of Management for Highland Relief），这一理事会直到1850年赈灾活动结束为止都在负责为当地赤贫农民提供救济。苏格兰高地的赈灾事业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负责一线救济工作的是自由教会，这一教会在高地西北部与海岛地区有一些虔诚的会众社群，因此热切希望对受到疫病冲击的上述地区提供帮助。一艘名为“布雷多尔本”号（Breadalbane），原本在赫布里底群岛为牧师们提供交通服务的纵帆船被用来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紧急运送补给品。在1846年底到1847年初灾情最为急迫的时刻，自由教会是唯一一支积极向灾区提供帮助的力量。通过当地牧师构成的绝佳情报网络，自由教会能够向那些饥荒最为严重的地区提供直接援助。自由教会在当地的赈济活动并不局限在特定教派的信徒之间。在阿里塞格和莫尔丹特（Mordant）等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地区，人们也对自由教会输送粮食的努力深表感激。自由教会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一项颇有创意的方案，计划从高地灾区向低地输送3000名体格良好的男性劳动者，参与修建铁路的事业。
1706380123
1706380124
1847年2月，高地赈灾管理中央理事会接管了赈济活动的管理权责。到当年年底为止，中央理事会总共为赈济活动提供了近21万英镑的巨额资金支持，这可能是整个19世纪苏格兰历史上为单独一项慈善活动募集的最大一笔善款。在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中央理事会将赈灾活动的范围分为由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分别主管的两个区域，前者包括斯凯岛、韦斯特罗斯、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高地东部，后者包括阿盖尔、因弗内斯西部、外赫布里底群岛和斯凯岛以外的内赫布里底群岛。分发粮食的工作起初由两个委员会下辖的地方委员会负责管理，其成员从当地各堂区牧师提供的人选清单中产生。赈灾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以最为基本的手段防止饥荒发生，因此谷物粗粉的分配额被限制在每个成年男性每天1.5磅，每个成年女性每天0.75磅，以及12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每天0.5磅。为避免让当地人陷于依赖与懒惰之中，他们在接受赈济的同时也应参与劳动。在1847年的春季与夏季，高地西部、北方群岛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上的男性、女性居民以及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从事各种“公共事业”劳动，包括铺路、筑墙、挖掘壕沟以及修建码头。在高地的很多地方，一些“赈灾道路”直到今天依旧存在，为当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明。
1706380125
1706380126
赈灾活动确实遏制了饥荒的危险。例如，在1847年春天，格拉斯哥赈灾分部总共配发了15680博尔[3]的小麦粉、燕麦粉、豌豆粉和玉米。不过，中央理事会内部的批评者很快便开始指责这种赈济手段正让高地人越来越依赖于“令人陷于贫穷”的救济，并抨击当时的“劳动考核”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粮食的分发也过于慷慨。一场旨在让赈灾制度更为严格的运动逐渐壮大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有人相信土豆疫情制造的赤贫问题有可能延续到很久以后，因此赈灾政策有必要保证盖尔语地区的居民能在今后自给自足。潜移默化的族群歧视也在赈灾期间浮出了水面。《苏格兰人报》在这一时期刊登的文章尖刻地批评“懒惰”的高地人正在仰赖“勤劳”的低地人的帮助。时任助理财政大臣、爱尔兰赈灾工作的核心人物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曾对中央理事会的主要人员施加了不小的影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族群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低劣。土豆饥荒被视为上帝向一个堕落的族群降下的裁决，受灾者必须从中吸取道德上的教训，彻底改正自己的民族陋习，才能实现自给自足，而过于慷慨的救济反而会害了他们。正如特里维廉爵士所说：“有一种行为的罪恶性仅次于坐视人们饿死，那就是让他们从此沉溺在对公共慈善的依赖当中。”[4]
1706380127
1706380128
作为结果，广受憎恨的所谓“赤贫考核”在受灾地区被推广开来。这项极为苛刻的制度要求贫民用一整天的辛勤工作来换取一磅谷物粗粉，其理由在于只有那些真正面临饥饿威胁的人才会愿意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以换取粮食救济。特里维廉爵士认为“因善致贫”或对救济粮的依赖现象并非不可避免，但他坚信“用八小时以上的苦工换来一磅粮食才是根治这一道德疾病的最佳机制”。[5]为强制实行这一新政策，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精细的官僚部门，包括一个总监事，以及多名常驻监察员、赈济官员和劳役监工。这一管理体系的很多人员是退伍或半退伍状态的海军军官（一名评论者曾将他们称为“从后甲板上走来的英雄”），早已对维持严格的纪律司空见惯。救济粮食的配给每两周发放一次，以训导贫民对口粮精打细算，学会在较长的时间内节俭进食，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将救济粮食用殆尽。监工在劳动登记簿上仔细记载了每一个救济领取人的工时数字、在精心计算后得出的每一个家庭每两周的粮食配给额，以及提交给粮食商人的票券。那些把为贫民提供“道德教化”视为己任的赈济官员颇为严格地执行“赤贫考核”制度，不出意外的是，这一做法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一名批评者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制度本质上是在“用最受欢迎的政治经济学信条让贫穷的高地人陷于饥饿……他们将因信奉天主教而迎来与爱尔兰人一样悲惨的遭遇”。[6]自由教会的牧师们也极力控诉这一制造“制度化饥荒”的计划，斯凯岛和韦斯特罗斯地区的居民也对这一制度极为愤慨。不过，“赤贫考核”制度仍在1848年运作了一整年，直到1849年才宣告结束，这在本质上将赈灾活动从一场伟大的慈善运动转变为一场以让一群被认为品德有缺、急需教化的人民洗心革面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圣战。这一结果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1706380129
1706380130
不过，高地没有在土豆疫病面前陷入饥荒的真正原因远比单纯的赈灾活动更为深刻。在危机开始的几年里，苏格兰高地的很多地主都曾积极地为领地内的居民提供帮助。当时高地西部只有14%的地主曾因疏于照顾领地居民而被政府申斥，尽管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政府仍需要向地主施加压力来让他们履行职责，而在土豆疫情后期的几年里，地主的领地政策总体上变得更加严苛，慈善色彩也大大减少。苏格兰的公务员甚至将苏格兰地主在危机面前扮演的积极角色与爱尔兰很多地主在饥荒中的冷漠态度进行了对比。在苏格兰的情境下，地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确实拥有为小佃农提供帮助的财力。从19世纪早期开始，高地的地产就经历了一轮从负债累累的世袭领主向高地以外的新兴富豪转移的潮流。在高地的受灾地区，到1840年代，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地产掌握在商人、银行家、律师、金融资本家和工业企业家手中。高地对这些人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体育和娱乐活动、浪漫的风土人情，以及攫取土地的欲望，这些新贵地主当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巴拉岛和南尤伊斯特岛业主、人称“苏格兰最富有的平民”的约翰·戈登（John Gordon）上校，以及刘易斯岛业主，即东印度商业巨头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合伙人之一詹姆斯·马地臣爵士（Sir James Matheson）。至少在灾难爆发之初的几年里，这些商业精英的雄厚财力构成了对政府和慈善机构赈灾活动的补充。
1706380131
1706380132
爱尔兰和苏格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也决定了两地在土豆疫病面前的处境差别。饥荒发生时的苏格兰已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这里的城镇化速度在当时超过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到1840年代，苏格兰的人均财富已远远超过了爱尔兰，苏格兰的工业经济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与临时工岗位，以容纳来自高地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移民。在苏格兰南部繁荣的经济活动中，高地人可以从事的行业包括但远不限于农业（尤其是在收获时节）、渔业、家政、建筑、码头劳动和铁路铺设等。到1840年代，劳动力的短期迁徙已成为高地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这不但让高地社会得以从低地的经济活动中不断汲取收入，也意味着季节性人口迁徙的高峰时段（5月到9月）正好与存粮最为紧张的时节（前一年的谷物与土豆收成即将耗尽，新一年的作物尚未长成并收获）相重叠。这些劳动力流动网络在土豆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846年和1847年，受益于19世纪苏格兰铁路铺设事业的大繁荣，低地的经济正好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筑路工的空前需求，而在渔业和农业领域（两者都是高地季节性移民的传统务工领域），低地的劳动力需求也颇为旺盛。结果，低地用工市场的高度活跃与高地粮食短缺的迫切压力在受灾地区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潮。
1706380133
1706380134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苏格兰高地得以免受大规模饥荒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地社会在土豆疫病面前毫发无损。土豆饥荒在高地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因此对当地小农场社会的发展史造成了决定性影响。有人认为从1840年代初到1850年代末，永久迁离高地西部和赫布里底群岛地区的人数很可能达到了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我们也能从散布在当地小农场地带的村社废墟与被抛荒的土豆栽培床（lazybeds）遗迹中看到高地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移民潮所留下的痕迹。在斯凯岛、马尔岛、泰里岛、外赫布里底群岛和内海峡（Inner Sound）沿岸位于高地一侧的诸堂区，人口流失最为严重，一些离岛堂区的人口甚至比灾前减少了一半。
1706380135
1706380136
土豆疫病期间的人口外流不但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也在另一个方面颇为独特：灾区地主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让从前无力或不愿外迁的当地贫民离开故乡。在灾荒期间，高地有近17000人在地主的“帮助”下迁往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地主这么做的目的是把陷入赤贫状态的小佃农与茅屋小农从土地上赶走，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经济诉求。由于土豆收成未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作物疫病迅速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这迫使地主进一步推动高地人口向外流动。1848—1852年，黑牛价格大幅下挫，商业化渔业陷入困境，而1840年代末的工业经济萧条也意味着低地对于高地流动劳动力的需求趋于下降。土豆危机的烈度与持续时长产生了累积效应，让人口与土地间的纽带不断弱化。在很多受灾堂区，人们迫于无奈大量外逃，就连一直以来最不愿离开乡土的茅屋小农和较为贫穷的小农场农民也不得不加入迁徙的行列。
1706380137
1706380138
地主鼓动农民离开土地的动机在这一时期也与日俱增。政府为地主提供赈济补助的政策并未持续多久，而从1849年开始，因担心未来的赈济义务将由地主完全承担，慈善赈灾活动的重点开始向推动贫苦灾民离开故乡转移。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负责管理赈灾工作的主要组织——中央理事会在1850年对外透露了停止救灾活动的意向，但当时在高地流传甚广的一则传言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则传言称政府已经认定，在高地的受灾地区引入“健全人济贫法”才是彻底消除当地饥荒隐患的最好办法，这一政策将让在高地大多数地产的居民中占据多数的赤贫者拥有领取救济的法定权利，并将在高地确立强制性济贫征款的原则，让很多地主背上危险的财务负担。关于这一政策的传言本身便足以让地主阶层大感震惊，一些人怀疑苏格兰济贫法监理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麦克尼尔爵士（Sir John McNeill）可能就类似的手段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他在1851年正负责就高地的赤贫问题展开调查。但事实上，麦克尼尔爵士建议政府推行一项促进人口外流以缓解高地经济问题的计划。在政府就他的提案做出决定之前，一些地主已经认定，无论是因为救荒工作还是因为济贫政策适用范围的大幅度扩张，自己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背负救济领地贫民的重担。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推动人口外流，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推动移民的成本从长期来看远比其他的方案更为低廉。
1706380139
1706380140
对地主来说，减少领地人口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在1840年代末，牛只价格的下降导致越来越多依靠出售牛只的收入来购买口粮的小佃农开始拖欠地租；与此同时，绵羊的价格正在增长，这一市场在走出了1820年代到1830年代的低迷行情之后开始持续复苏。绵羊养殖业的吸引力不只在于高于传统养牛业的地租产出，也在于更少的放牧人手，这意味着和大多数贫穷的小农场农民相比，牧羊人提供的地租收入更为稳定，也更便于征收。作为结果，在这一时期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私人地产上，绵羊牧场的扩张、针对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清退和地主支持下的人口外流共同形成了一套浑然一体的经营模式。
1706380141
1706380142
强制性在这一时期高地地主的土地管理策略中构成了核心要素。1848年以后，高地西部治安官法庭支持当地地主驱逐佃户的传票数量大幅增长。1846—1848年，仅在马地臣爵士位于刘易斯岛的地产上，法庭便发出了187道强制驱逐令，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更是增长了近六倍，达到1180道。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清退或以强制清退为要挟只是这一时期地主将居民从地产上赶走的多种手段之一，他们可以使用的方法还包括威胁从欠租佃户手中没收牛只，禁止农民在夏天采集并切分越冬用的泥煤，以及拒绝向身陷困境的贫民提供赈济。地主在施展这些手段时颇为精明，通常只有那些处境最为困难的赤贫者才能得到帮助。1851年5月，阿盖尔公爵曾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把那些如果留在家乡就会仰赖我们施舍的人全部赶走，让这个群体从我的土地上消失就是我的追求。”[7]他在自己位于泰里岛和马尔岬的地产上采取了彻底的区别措施，以彻底驱逐“当地最为贫穷，以及最有可能对地产的经营造成负担的那些居民”。阿盖尔公爵的经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以消除那些因褐藻产业衰退而陷于贫困的“冗余”人口为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当地居民在抵达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之后，常因贫寒邋遢的形象而被与爱尔兰人相提并论。在刘易斯岛上，地方行政当局一方面试图把人口从西部以采集褐藻为主业的村社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又试图让东部地租缴纳状况较为良好的渔业村社的人口保持稳定。这种对移民促进措施的选择性运用归根结底建立在暴力、压迫和威胁的基础之上，最终让那些没有面临“强制外流”威胁的小农场地带也感到警惕乃至恐慌。这些手段带来的总体效果必然是增加了整个高地乡村社会对强制驱逐的恐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1706380143
1706380144
2
1706380145
1706380146
1856年初，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苦难之后，关于高地社会出现复苏迹象的乐观报道才第一次见诸苏格兰报端。在这一年里，《因弗内斯广告报》（Inverness Advertiser）提到高地南部和东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工作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高地的土豆产量也开始上升了。不过，土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像1846年前那样主宰高地人食谱的重要地位，而到1870年代，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证据表明高地社会的饮食习惯已发生改变。进口谷物粗粉在高地的消费量大幅增长，以至于高地本地出产的大部分作物和一部分土豆被广泛用作牲畜的冬季饲料，人们一般只食用进口的存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地茶、糖、果酱和烟草进口量的显著增长。1850年代之前，上述商品在高地仍只是罕见且昂贵的奢侈品，但到1880年代，饮茶已经成为遍布整个高地小农场社会的习惯，融入了无数家庭的日常生活。
1706380147
1706380148
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变化为苏格兰小农场社会在灾荒后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最为显著的例证。土豆地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地部分地区人口压力的缓解。人口外流此时仍持续不断，在除了长岛之外的大多数地方，茅屋小农阶层的规模都有所收缩。然而，即便在人口过密和土地稀缺等传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新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兴起。事实上，这种更为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只是影响苏格兰高地所有地区的一场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高地西部的大多数居民对土地的经济依赖都有所减轻，另外两种在灾荒期间被证明更具韧性的营生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渔业和外出务工。高地西部的居民更加深入地参与货币经济，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酬劳，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时更多地依赖购买，而非自产。
1706380149
1706380150
高地社会的新结构建立在五个基础因素之上：高地黑牛行情的复苏，世界粮价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间的大幅下滑，高地西部蒸汽船运输业的持续扩张，本土渔业活动的发展，以及外出务工和临时性劳务雇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提到这些具体的因素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高地西部经济大环境在更长时间里经历的决定性变革，这一进程从1850年代晚期开始，到1860年代和1870年代仍在发生。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土豆饥荒暴发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高地的收入与就业机会都经历了持续的下跌和收缩。在土豆危机之后的三十年里，高地社会的这两个指标都经历了显著复苏，无论成本的增长还是人口压力的加剧都没有完全抵消这一增长期产生的效应。即便将居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在内（这一重要指标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得到阐述），高地的一些居民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经济条件上的相对改善。
1706380151
1706380152
在1850年代到1870年代，市场行情对小农场地带的居民有利，这一态势与1846年以前的经济环境迥然不同。牛只价格的回升始于1852年并长期持续，养牛小农场农民在刘易斯岛市场上贩卖牛只的成交价在1854年仅为30先令到2英镑，到1883年便增至4—5英镑。绵羊市场的上扬行情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末，让那些从事绵羊养殖业的小佃农获益不少。养牛农民也在越冬时为牛只提供了以谷物和土豆为主、营养价值大为提升的饲料，进一步增强了牛只在市场上的吸引力。现在，从事畜牧业的高地农民不再沿袭传统做法，以缴纳地租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而是试图尽最大可能开发牲畜的经济潜力，以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资金收益，用于从外界购买粮食和其他商品。
1706380153
1706380154
海上船舶运输量的进一步增长也让牛羊出口与谷物进口成为可能。1850年初，克莱德河口与伯特利之间只有一艘两周一班的轮船通航，但在30年后，每周都有两艘更大的轮船在克莱德河口与斯凯岛和刘易斯岛之间航行，还有三艘轮船每周访问巴拉岛和南北尤伊斯特岛。交通技术的发展与这一地区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当地居民对货币经济的更深度参与互为因果。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铁路和轮船运输的发展将欧洲国家与北美内陆连接起来，令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下跌，苏格兰运输技术的发达也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得以抓住这个机会。1840年代初，克莱德河沿岸进口的谷物粗粉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均价为每博尔2英镑2先令；到1880年代，这一价格只略高于每博尔16先令。粮食成本的大幅下降让越来越多的高地农民选择用本地谷物喂牛，再用销售牲口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购买进口粮食。
1706380155
1706380156
在高地社会贸易、信贷与货币流通全面扩张的背后，季节性工作机会的大幅增长，以及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原生白鱼和鲱鱼捕捞业的空前发展，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卡斯尔贝（Castlebay）、洛赫博伊斯代尔（Lochboisdale）和洛赫马迪（Lochmaddy）形成了新的渔业基地，当地的水产腌制商也从1853年的7家增长到1880年的50家。在1850年代初，外赫布里底海域有约300艘小型渔船从事捕捞活动，但在30年后，这一数字就增长到600艘左右。当地渔业的管理组织和商业资本主要来自苏格兰东海岸，但赫布里底群岛本地人也从这一产业新增的季节性工作机会中得到了好处。随着蒸汽船运输业不断发展，资本从东部不断涌入，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冬季白鱼捕捞业得到了尤为强烈的刺激。高地人还可以在私家休闲胜地从事追猎者与用人等工作，或者作为工人参与修建因休闲产业的发展而兴起的道路与度假设施。
1706380157
1706380158
促使高地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即便土豆饥荒已经平息，高地人外出务工的规模仍持续扩大。从低地乡村的农业到大城市的家政服务业，乃至海上商贸和杂务劳动（例如在大城市的煤气厂工作），苏格兰经济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为高地务工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正因如此，劳动者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演变成“短期”迁徙，高地务工人员的离乡时间不再局限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而是延长到大半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工种的季节性需求波动规律不一，劳动者可以在一年之内兼顾多项外地工作，乃至在本地务农和外出务工之间两相调剂。这种循环工作制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明奇海峡的渔业，当地渔民在冬天捕捞白鱼，在春天捕捞鲱鱼，进入夏季则来到东海岸继续捕捞鲱鱼。
1706380159
1706380160
不过，由于高地腹地的大多数居民在1860年以后仍过着贫困且缺乏保障的生活，高地人生活水准的提高绝非普遍现象。经济状况的相对改善并没有让高地居民的生活变得更有保障，一旦当地人赖以为生的那些脆弱的经济活动在短时间内发生崩溃，他们便很容易再度陷入赤贫当中。1856—1890年，高地便经历过不止一个糟糕的时节，由此引发的困难甚至可与土豆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在1864年，当时的艰难处境甚至能让人回想起1840年代高地社会最为悲惨的经历。在阿盖尔公爵位于马尔岛的地产上，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地租欠缴率在这一年大幅攀升，当地居民从1862年开始便遭遇了生计上的困难，到此时已不得不依靠外界的援助才能获得足够维持生活的粮食、种子与劳动力。四年之后，马尔岛的居民再次陷入危机，而此时该岛的人口已持续下降多年：马尔岛在1841年尚有10054人居住，这一数字到1861年已减少至7240人。如之前提到的，外界最终为马尔岛提供了粮食赈济，当地的公共工程也开始启动。1881—1882年，整个高地西部连绵不断的恶劣天候不但引发了广泛且深重的苦难，迫使超过24000人接受救济，也为1880年代规模最大的小农场农民暴乱提供了最初的经济诱因。1888年，高地小农场社会的处境再一次迎来危机，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一度被认为“濒临饥荒”，当地居民因此再一次得到了来自低地城市慈善组织的救助。刘易斯岛的地产代管人曾估计，1853—1883年当地至少经历了九个受灾季，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向当地提供数量不等的种子与粮食，以为陷入困境的小农场农民提供救济。
[
上一页 ]
[ :1.7063801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