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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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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五章 一个民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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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公投结束之后不久，苏格兰迎来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衰退的背后存在一定的全球性因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1970年代油价飙升对全球工业制成品需求的影响，但其结果之所以如此深重，仍与一些苏格兰乃至英国独有的问题有关。1977—1981年，北海原油价格增长了一倍，导致英镑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对传统上依赖海外市场的苏格兰工业造成了进一步打击。与此同时，新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开始推行激进的经济策略，与1945年以来英国政经领域的传统共识格格不入。虽然工党卡拉汉政府也曾采取措施限制公共开支，以遏制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的死循环，但撒切尔内阁在延续这一路线时态度更为坚决。由《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刊物发明的新词“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因此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说法不但成为控制货币、经济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与削弱工会权力的代名词，还代表了一种认为人们长久以来过分依赖国家支持与福利补贴，因此只有通过重振自我负责的伦理才能实现国家复兴的观点。“撒切尔主义”并没有在1979年至1981年迅速成形，而是在整个1980年代不断得到发展，但撒切尔政府在执政早期就开始全面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尽管此时的英国经济仍处在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保守党政府将控制通胀视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其优先程度完全凌驾于保障全面就业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通过加息遏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到执政第一年年底，英格兰银行设置的利率已高达17%。反通胀政策给苏格兰的工业经济带来了全面的毁灭性影响，而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时的政府宁愿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自生自灭，也不愿提供任何庇护。即便企业破产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撒切尔政府也不会扭转既定的经济政策方针，或重走希思政府在1970年代初的老路，向工会势力卑躬屈膝。正如撒切尔夫人自己在1981年保守党大会上的那句著名发言：“你要想转身就请自便，女士可不会掉头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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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发展与工业理事会（Scottish Counci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主席在1980年10月预言，苏格兰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处境将比英格兰许多地方更为脆弱。他的说法应验了。1979—1981年，苏格兰制造业产值减少11%，雇用人数减少约五分之一。英国全境的制造业产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下降，但1976—1987年，苏格兰制造业产值高达30.8%的降幅仍高于英国境内的其他地区。苏格兰西部的传统重工业地区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产值降幅高达36.9%，边境地区纺织业地带的总产值则下降了64%。在19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时候，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经济的支柱产业便时常陷入困境，但战时需求和战后的短暂繁荣往往能使其迎来复苏。但现在，这些产业都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下去。苏格兰煤矿产业长期以来受到生产效率低下的困扰，只因为政府在1977年强制要求国有的电力产业购买煤炭才得以存续，但在1980年代，苏格兰仍在运作的煤矿数量从15座减少至2座。到1997年，随着孟克顿霍尔（Monktonhall）矿工自购矿井的努力失败，苏格兰曾经辉煌无比的采煤业只剩下福斯湾岸边的朗甘尼特这一处设施。[1]相比之下，苏格兰造船业的命运也不乐观。1979—1980年，苏格兰造船厂的亏损总额占英国国有化造船业亏损额的一半，大幅裁员因此不可避免。克莱德河岸从此陷入沉寂，只有极少数造船厂存活到1990年代，其中包括专门生产军用船舶的亚罗造船厂（Yarrows）、戈万的克瓦纳造船厂（Kvaerner，该厂的前途在1999年依然不甚明朗）和格拉斯哥港规模较小的弗格森造船公司。1987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轮计划换装柴油机时，这项工程最终没有交给当初建造此船的苏格兰造船企业，而是由德国的造船厂完成，这起事件无疑象征了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在纺织业领域，邓迪的黄麻产业在纸张、塑料袋等替代产品和散装运输、集装箱化等趋势的冲击下日薄西山，在1998年10月迎来了从孟加拉输入的最后一船原料。除了边境地区的高档针织物产业之外，苏格兰的纺织业到1990年代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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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0年代，苏格兰钢铁行业的困境也开始凸显。1970年代末，英国全国对钢材的需求普遍减少，苏格兰钢铁企业在成本上也缺乏竞争力。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燃料与运输成本较高，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的苏格兰分部每生产一吨钢材所承受的亏损额超过其他所有分部。尽管在政府看来，缩减苏格兰钢铁行业规模符合狭义的经济与财务利益，但在这一行业轻视政治与社会后果、贸然推行“合理化”改革仍有着异乎寻常的困难。拉纳克郡的炼钢厂是苏格兰最大的电力用户，也是海上货运的大客户，其需求占到苏格兰海上货运量的一半。此外，这些工厂也是克莱德班克、尼格（Nigg）与阿德希尔等地北海海上石油开采设备制造厂的重要供应商。苏格兰的商界领袖与各政党的政治家因此认为，维持苏格兰钢铁行业的存在对吸引其他工业入驻苏格兰至关重要，作为结果，这一行业虽然在1981年林伍德汽车厂（带钢产品最重要的需求来源）倒闭时受到重创，却没有就此崩溃。雷文斯克雷格的大型钢铁厂在此时已成为苏格兰伟大工业传统的象征，如纪念碑一般备受尊重，因此该厂倒闭的可能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连工党政府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乔治·扬格（George Younger）也曾表明，“克雷格”钢铁厂的倒闭足以让自己引咎辞职。但在漫长的煎熬之后，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还是倒闭了。整个1980年代，该厂都严重缺乏投资，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削减产能（包括关闭加特科什轧钢厂［Gartcosh］），并两度面临彻底倒闭的危机。即便如此，雷文斯克雷格的工人们仍在工会领袖汤米·布伦南（Tommy Brennan）强有力的领导下接受了一系列提效改革方案，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效率，持续领先于威尔士兰韦恩（Llanwern）的竞争对手。然而，随着英国钢铁公司私有化，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的末日已经注定。1992年1月，英国钢铁公司宣布将在次年关闭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当1993年6月该厂正式停产时，人们以顺从而非反对的态度接受了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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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切尔时代，苏格兰产业经济的惊人崩溃不只发生在传统的支柱产业部门，很多战后区域经济政策的成功典范也走向没落。“倒闭的工厂包括克莱德班克的胜家工厂、托尔伯特（Talbot）的林伍德汽车厂、格拉斯哥的固特异工厂、艾尔郡的孟山都工厂、基尔马诺克的马西·弗格森公司（Massey Ferguson）、东基尔布赖德的BSR唱片机厂、威廉堡的威金斯·蒂普制浆厂（Wiggins Teape）、因弗戈登的熔铝厂、阿丁斯顿（Uddingston）的卡特彼勒工厂、坎伯诺尔德的伯勒斯工厂（Burroughs）、巴斯盖特的普莱赛工厂（Plessey），以及爱丁堡的朗特里·麦金托什工厂（Rowntree Mackintosh）。”[2]诸如天美时（Timex）、胡佛与斯凯孚等跨国企业也于1976年至1988年在苏格兰裁减了数万个工作岗位。随着苏格兰的失业人数达到19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一些评论者开始公开地讨论苏格兰是否面临彻底的去工业化。曾经的工党议员、苏格兰民族党的著名活动家吉姆·希勒斯曾在1985年写道，当时就连苏格兰保守党人也对“苏格兰失去在工业上的地位”的严重危险感到警惕，这道出了当时很多苏格兰人内心最大的恐惧。在他看来，无数工厂的倒闭“就像砸在苏格兰经济顶梁柱上的重锤”。1970年代的乐观气氛如今已被深重的悲观主义取代。“如今我们的民族陷入了深重的惊恐与焦虑，让人想到伯恩斯描写人类绝望心理的诗句：‘我虽看不清前路，却疑惧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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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勒斯的文字为很多苏格兰人对前途的忧虑提供了写照，他们担心自己有可能陷入一场不可复苏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忧虑在苏格兰民众当中激起了针对撒切尔政府的敌意，让他们将其视为苏格兰一系列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然而，很少有人提及那些从长期来看构成苏格兰部分产业衰败主因的内在痼疾。保守党也被认为在施政中过分偏袒本党的选举主阵地英格兰东南部与米德兰地区，忽视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保守党在这些地方的支持率较低）严重的失业问题。在1980年代的大选中，保守党在苏格兰的选情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而到1992年，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得票数跌至历史新低。无论是对经济衰败的感知，还是很多家庭在经济剧变中经历的生活苦难，都对苏格兰的政治造成了不可否认的影响。进入1990年代，制造业在苏格兰雇用劳动力结构中的比重跌至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部门在1980年代仍雇用了80万苏格兰人，但到1990年代，这一数字几乎减少了一半。在此时的苏格兰，从事制造业工作的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低于英国平均水平，但用“衰退”二字概括1980年代苏格兰经济的变化仍过于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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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 苏格兰主要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雇用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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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的数据表明，苏格兰在1979年至1994年经历了一场雇用结构的革命，这一时期受雇于制造业、农业和渔业的人员总数减少了近一半，金融与公共服务业的雇用人员数量则有了大幅增长。到1990年代，服务业已成为苏格兰经济当中最为活跃的部门，这一趋势与同期欧洲西部和北美洲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一致。“服务业”构成复杂，包括宾馆、餐饮、交通运输、旅游、商务服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部门。在私营领域，金融构成了苏格兰服务业的明珠。1993—1994年，苏格兰营业额最高的15家企业中有10家主营金融业，苏格兰金融服务业的规模仅次于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位列欧洲第四。1992年，苏格兰有至少22万人受雇于与金融相关的行业。苏格兰旅游业也大为发展，总营业额在1990年代初已相当于农业、渔业和采矿业的总和。讽刺的是，苏格兰的许多景点都是从前的历史遗迹博物馆与工业主题乐园，在现实中的苏格兰制造业快速消亡的同时，这些景区却试图通过唤起苏格兰辉煌的工业时代往昔来吸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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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采煤和造船等行业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但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与电子产品制造业为苏格兰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过，对于上述两项产业具体给苏格兰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仍存在较大分歧。石油开发既没有改变也没能拯救苏格兰的重工业，而因为急于通过开发油气资源来缓解财政压力的政府过于积极地发放开采许可证，苏格兰企业没有机会在这项事业上发展足够的技术能力，与更有经验的国际油气供应商竞争。即便如此，阿德希尔、邓迪、尼格、斯托诺韦（Stornoway）和基斯霍恩湾（Loch Kishorn）等地仍设立了钻探开采平台的制造厂，但在1985年至1987年油价大幅下跌时，上述企业都不得不裁撤大量雇员。此外，诸如伍德集团（Wood Group，总部位于阿伯丁）等苏格兰企业通过提供工程与钻探服务，在油气开发事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北海石油的开发对苏格兰制造业的总体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东北部和设得兰群岛地区，这项事业无疑给当地的劳动力雇用状况（当然还有房价！）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到1990年代，格兰扁地区已成为英国境内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阿伯丁则成了欧洲的石油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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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也获得了足可与当年的造船业媲美的名声。1980年代，苏格兰电子设备产量增长了三倍；到1990年，这一部门在苏格兰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贡献率高达42%。从艾尔郡到邓迪，横贯苏格兰的“硅峡谷”（Silicon Glen）地带成为美国以外高科技产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到1980年代初，苏格兰已成为公认的欧洲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地。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些耀眼的成功事迹表示了怀疑。苏格兰的新电子设备制造厂几乎都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投资的产物，在这些海外企业看来，投资苏格兰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政府补助、预制厂房、接近欧洲大陆的地理优势，以及（在1980年代晚期）比加利福尼亚低一半的劳动力成本。为了扩大这最后一项投资优势，很多企业都在开办工厂时雇用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并对雇员采取严格的反工会政策。常有人担忧这些企业将自身在苏格兰的投资项目视作可以在公司有难时随时关闭的“分支工厂”，认为这些设施只从事简单的组装工作，缺乏高度的科技研发能力，还指出那些企业在未来有可能将设在苏格兰的工厂迁往成本更低的东欧地区。1998年，随着拉纳克郡的光宝科技公司（Lite-On）工厂暂时关停，以及在欧文设厂的康柏公司（Compaq）、在边境地区设厂的惠亚集团（Viasystems）、在格里诺克设厂的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tor）和在东基尔布赖德设厂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一系列或新或旧的在苏科技企业先后裁员，上述担忧进一步增强。但1998年也迎来了一则重要的正面消息：旨在促进产业、政府与学界合作的“阿尔巴计划”（Project Alba）正式发布，其目的在于让苏格兰在半导体研发设计领域确保领先地位。如果能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领域和软件性能开发领域取得成功，苏格兰电子产业的前途将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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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980年代的苏格兰经济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虽然在程度上不能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相比，但这场变革在苏格兰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虽然在苏格兰，日趋富饶的格兰扁、爱丁堡与没落的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大部分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但在1980年代中期，苏格兰的失业率总体上仍高于英格兰的平均水平。1979—1986年，英国全国的雇用劳动力人数减少了3%，但这一降幅在苏格兰高达8%。上述数字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一个冷漠且党派立场过于鲜明的保守党政府正威胁着把英国分成一南一北、一富一贫两个部分。不过，到1990年代初，苏格兰在付出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之后，似乎已从之前的磨难中挺了过来。在1990年经济衰退期间，苏格兰的境遇远好于英格兰的很多地方，苏格兰的失业率也低于英格兰东北部和威尔士等老工业地带。此外，苏格兰经济在这一时期也更趋多元。过度依赖一两个出口导向型工业巨头的危险传统已有所削弱，取而代之的新型工业结构则与英国经济的总体格局更为接近。1992年，一位资深经济史学家曾如此断言：“如今苏格兰的产业结构是近几代人时间里最为健康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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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变革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断加速的科技更迭、劳动力去技能化和工艺流水线化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显著提高了女性员工的比重。现在，女性构成了苏格兰雇用劳动力的多数，但其中有很多人只从事兼职工作，她们的平均工资也仅相当于男性平均工资的70%。随着单亲家庭的增加和受雇于传统工业的男性劳动者的下岗潮（1979—1994年，苏格兰的男性雇用劳动者减少了234000人），女性在很多家庭里成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科技发展也在乡村社会引发了颠覆性的变化。在“拖拉机革命”中，农用机械替代了马匹，联合收割机和干草打包机的普及也令苏格兰的农业机械化趋于完成。虽然在公众普遍关注工厂倒闭风波的时代没能引起多少注意，但苏格兰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工作岗位在1951年至1991年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二，从100000个减少至28000个。这一数字表明，科技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对1980年代苏格兰的裁员潮有一定影响，而其中很多下岗人员（尤其是男性）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或在原来的地点找到新的工作。这一现象也对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民众对失业规模的容忍程度大大提高，这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到1991年，据官方统计数字所示，虽然经济已从1980年代的最低谷中有所“恢复”，但苏格兰仍有22万名注册失业者，相当于有劳动能力者总人数的8.7%。整体范围的数字掩盖了不同地区与地方失业状况的高度不均衡。例如，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失业率高达38.2%，在该城周边一些建于战后景气时代的大型城郊居民区，失业率也曾达到30%以上。绝望、酗酒和吸毒经常在这些地方蔓延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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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虽然在公开场合态度强硬，却没有对振兴经济衰退地区视而不见，也没有忘记为结构性经济变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社会保障。苏格兰可统计的人均公共开支仍比英国平均水平高20%，虽然缺乏竞争力的工业企业遭到了无情的牺牲，但苏格兰的社会保障开支在1980年代增长了一半（有人认为这一财源来自北海石油的开发所得），这是因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失业人数出现创纪录的增长，而单亲家庭的广泛出现也促使很多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在产业政策领域，政府改变了施政重点，转而以大力吸引外资为方针。在1980年代初，政府第一次设置了一个专门管理对内投资吸引策略的机构。“落户苏格兰”（Locate in Scotland，LIS）计划署在成立后不久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人认为该机构在1980年代吸引的项目总共为苏格兰提供了5万个新就业岗位。对于区域发展政策，保守党政府的态度只是变得更有选择性，而不是一概摈弃。1980年，政府在因弗克莱德（Inverclyde）和泰赛德等高失业率地区设置了企业发展区，并制定了对应的战略，在企业发展区落户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缴土地开发税和地方税的政策优惠。1979年之后，政府在苏格兰最为显著的持续干预措施是以格拉斯哥为对象的。在那里，政府发起了一项对城市东郊的再开发项目，那里是当时西欧最为萧条的城区之一，去工业化和贫民窟清拆令当地许多社区陷入绝境。从1976年到1987年，在苏格兰开发署的统筹之下，格拉斯哥东区重建项目（Glasgow Eastern Area Renewal Project，GEAR）总共吸引了超过3亿英镑政府投资和2亿英镑私人投资，这一项目为当地新建了住房（其中包括一些自有产权房开发项目），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在帕克海德锻造厂（Parkhead Forge）地区被拆除的比德莫尔工厂旧址上也建造了一座新的大型购物中心。不过，东区重建项目对当地长期就业状况的改善并不明显。上述情况表明，即便最笃信小政府哲学的保守党政府也不能轻易放松公权力对苏格兰的掌控。事实上，颇具讽刺意义的是，1980年代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反而让苏格兰的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长，到1989年，苏格兰已有约50万人接受社保支援。在撒切尔政府执政期间，依赖政府资源过活的状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很多工人阶级社区成为一种不断滋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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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9年底，苏格兰本地自治的前景似乎和苏格兰传统工业的前景一样黯淡。虽然支持权力下放的选票在公投中占微弱多数，但在空前的热情之下错失历史机遇的结果仍在苏格兰引发了一种沮丧的挫败感。作家威廉·麦基尔瓦尼（William McIlvanney）在寓言故事《胆怯的狮子》（The Cowardly Lion）中刻画了时人的心态。在这个故事里，百兽之王——狮子在大门敞开的笼子里龟缩不出，对近在眼前的自由畏惧不已。新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坚定反对《苏格兰法》，撒切尔夫人在当选之后立即于1979年6月将其废除。在1980年代早期，议会下院苏格兰议员大委员会（Scottish Grand Committee）开始在爱丁堡集合议事，但这只是一种表面姿态，也没有吸引多少舆论关注。苏格兰的权力下放问题似乎完全退出了当时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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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公投中支持权力下放的苏格兰民族党和工党也在不久后陷入各自的内讧当中不能自拔。苏格兰民族党在公投之后士气不振，酝酿多时的内部冲突终于浮出水面。在1979年大选中，民族党迎来惨败，在议会下院的议席从11个减少到2个。对这场灾难的反省，以及对本党未来路线方针的争议，都在党内的不同派系间引发了公开的斗争。包括马戈·麦克唐纳、吉姆·希勒斯和年轻的亚历克斯·萨蒙德（Alex Salmond）在内，所谓“1979年派”希望民族党的路线更加左倾，以在选民面前彰显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团体发布的新闻简报在报头写有“为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奋斗”的口号，其成员也对那些面临倒闭风险的工厂（例如因弗戈登的熔铝厂和巴斯盖特的英国利兰公司汽车厂）工人表示公开支持。“1979年派”承认公民抗命的合理性，由此引发的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81年10月，当时希勒斯与一些伙伴一道闯入了爱丁堡王家中学大楼，以在空荡荡的会堂里讨论苏格兰失业问题。那里原定为新设的苏格兰议会充当议事堂，因此正在接受整修。希勒斯最终被警察逮捕，并因破坏公物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民族党内的另一个新兴派系名为“盖尔之种”（Siol Nan Gaidheal），由党内年轻的文化传统主义者组成，他们喜欢身穿高地服装举行游行，佩带高地短剑，沿途击鼓、吹风笛，还以传统主义民兵自居，热衷于在公开场合象征性地焚烧英国国旗。虽然他们的激进形象为一些在大选失利后陷于绝望的民族党支持者所欢迎，但在“1979年派”及其盟友看来，他们的荒唐行径与法西斯无异。时任民族党党首戈登·威尔逊（Gordon Wilson）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整个民族党便有彻底分裂之虞。因此，在1982年于艾尔举行的年度大会上，与会代表同意解散党内的所有派系，这导致“1979年派”的六名成员被开除出党，但其中大部分人在承认大会决定后恢复了党籍。即便如此，1982年的事件仍在民族党内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与深刻的个人怨恨，持续多年无法化解。1983年大选中，民族党保住了仅有的两个席位，但该党在苏格兰的总得票率只有12%。直到1988年吉姆·希勒斯赢得戈万选区补选之前，民族党都没有在公开政治角逐中取得显著战果。不过，从长远来看，1980年代初的严重内耗对民族党而言仍颇具意义，该党正是在这一时期更加明确了自身的中左翼立场。有朝一日，这一变革将在选举中为民族党带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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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以后，英国工党的处境甚至比苏格兰民族党更为艰难。在1979年选战失利后，工党的立场大幅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斗争派”（Militant Tendency）渗透到英格兰许多选区的基层工党组织当中。在1980年的年度大会上，工党左翼取得压倒性胜利，迫使工党将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单方面核裁军设为官方立场，并免去了下院议员选举党首的权力。左翼的胜利虽然让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更为纯洁，但他们的纲领也让工党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无望赢得大选。1981年，由大卫·欧文（David Owen）、罗伊·詹金斯、雪利·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和比尔·罗杰斯（Bill Rodgers）组成的所谓“四人帮”退出工党，另行组建了社会民主党（SDP），这让工党陷于严重的分裂，无法充分发挥议会最大反对党的职能，因此无力把握1980年代初的机会，利用当时社会上针对撒切尔政府的广泛不满。工党在1983年夏天的大选中提出的左翼纲领曾被杰拉德·考夫曼（Gerald Kaufmann）称作“有史以来最长的自杀遗嘱”，这句名言最终应验了。工党的激进纲领、严重的内部分裂以及英军在马岛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一点颇为关键）让保守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工党的表现则极为悲惨，全国得票数跌至1918年以来的最低点。1983年的这场大选也开启了一个保守党长期执政的时代，直到14年后才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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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在此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局仍呈现出鲜明的不同。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仍是苏格兰的第一大党，共有41名议员留任或当选，相当于苏格兰保守党的两倍。正因如此，苏格兰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撒切尔政府缺乏统治苏格兰的民意授权。在政治立场上，苏格兰工党也比较温和。在1982年3月工党采取新的议员提名规则之后，苏格兰没有一名在任工党议员遭到党内罢免。社民党与自由党在1981年6月结成的同盟此时也得到了稳固的维持。从1982年开始转入社民党的下院议员查尔斯·肯尼迪（Charles Kennedy）认为，这是因为苏格兰工党的形象比英格兰的工党更理智、更有责任感。已故的约翰·史密斯曾说：“……工党对苏格兰亏欠很多，因为在工党深陷困境的那些年里，我们（苏格兰工党）就是压舱石，是我们为全党做了必要的事，那就是稳住阵脚。”[5]正是在1980年代，包括约翰·史密斯、戈登·布朗、罗宾·库克、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等有才干的苏格兰工党政治家登上舞台，而在1997年大选之后诞生的工党政府也成为英国历史上苏格兰议员入选阁僚最多的一届政府。在选举当中，工党仍是苏格兰反保守党民意的绝对焦点。苏格兰的自由党-社民党联盟在1983年大选中表现上佳，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但只赢得8个议席（工党赢得了41个议席）。然而，虽然工党能在苏格兰轻松获胜，保守党却在米德兰、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等通常决定了英国大选结果的地区拥有不可战胜的优势。随着撒切尔政府在1983年之后受到苏格兰社会更加强烈的嫌恶，这个根本性矛盾又一次将苏格兰的宪制问题推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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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政府不顾遍及苏格兰的抗议运动，批准英国钢铁公司关闭雷文斯克雷格钢铁厂的主要客户——位于拉纳克郡的加特科什轧钢厂，舆论因此认为政府的政策对苏格兰怀有敌意。无论这一猜测是否正确，保守党的确对苏格兰昔日工业荣光的消亡负有责任。普遍反保守党的苏格兰媒体也常常关注本地工业衰退的消息，轻视新经济增长点正在萌生的新闻。在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中，政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曾经无比强大的全国矿工工会不得不忍辱屈服。虽然煤炭产业在经济上极不合理，矿工们的斗争却在苏格兰引起了广泛的同情，舆论指责政府罔顾人民生活的损失，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同样在这一时期，政府开始对从1945年起在苏格兰受到广泛政治支持的公共服务部门施加新的管理规定，地方行政部门的预算受到严格限制，社会服务开支也被削减，受雇于这些行政机构的雇员因此开始失业。随着洛锡安地区议会以及紧随其后的斯特灵、爱丁堡地方议会拒绝服从这些新规定，时任苏格兰事务大臣乔治·扬格动用自己的权限设置了公共开支上限，并强制降低了地方税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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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保守党政府在苏格兰推行的最受非议的新政当数征收社区税，亦即所谓“人头税”（poll tax）。在这场风波中，复杂的地方财政问题也成为焦点。为讨论将来的税制改革，对地方财产税的定期重估在1983年被推迟，而在此期间，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纳税额有了大幅增加。由于受到这项改革影响的很多人属于传统上支持保守党的群体，这一结果对政府而言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即便没有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或在选举中蒙受惨重损失，保守党在苏格兰的立场也已十分危急。在1985年于珀斯举行的保守党年度大会上，苏格兰草根保守党选民对增税风险的恐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乔治·扬格仍向听众保证现行的地方财产税将被一项新的社区税取代，一时平息了局面。两年后的1987年5月，撒切尔夫人在年度大会上宣布新税已得到女王御准，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新的社区税将由全体成年居民按统一税率缴纳，以填补地方行政机构提供服务的开支。政府认为，新税制可以让开支膨胀的地方政府对更广泛的居民群体负责，但在实践中，这项新税被很多人认为忽视了居民的纳税能力，因此有失公平。更糟糕的是，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这项政策的推行者是一届没有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府，一些人因此怀疑政府率先于苏格兰推行这项政策，有把苏格兰当作试验品之意。苏格兰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拒缴社区税运动，仅在第一年里，政府就以违法抗税为名发布了多达70万份治安法庭传票，但最终让这项“人头税”得到废除的是英格兰爆发的示威骚乱，以及这项政策可能对保守党选情造成的冲击。在很多苏格兰人看来，“人头税”政策是自己正被一个外来政府统治的最佳例证。在“人头税”实行前夕，苏格兰最大的三个教会的领袖都出面谴责这项新税“不民主，不公正，激化社会分歧，对家庭与社区生活造成了破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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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保守党的政策都像“人头税”那样激起了苏格兰人的强烈愤慨，允许家长自由择校以及允许公租房住户赎买住房的政策最终都大受欢迎。1979—1989年，苏格兰共有15万套公租房完成出售，大多数苏格兰人得以住在自有住房里，这是20世纪以来苏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认为这些在苏格兰的施政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上述成就被其他深受嫌恶的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冲淡了。保守党在1980年代降低了所得税率，最终又不得不提高间接税以维持财政收入。作为结果，在总体税收水平上升之余，从所得税转向间接税的举动也对财富再分配造成了巨大影响。“穷人在相对意义上变得更穷，富人则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富，无论税前还是税后都是如此。”[7]很多中产阶级苏格兰人对保守党极力削减福利国家规模的做法深恶痛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格兰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都受雇于公共服务部门，他们的生计因此受到了政府财政紧缩政策的直接影响。1985年，政府开始在医疗服务部门引入专门的经理人（时常从私营部门聘用而来），例如唐·克鲁克香克（Don Cruickshank）在担任苏格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首席执行官之前就在《泰晤士报》和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维珍集团担任高管。这个新崛起的精英经理人群体和医疗专业人员之间时而发生矛盾，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一起冲突发生在1989年，其起因在于政府不向医疗专业人士咨询意见便制订了一项新计划，试图在医疗服务体系内发展基于市场机制的管理哲学。高等教育也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迎来了一套严格的新体制，其重点在于更强的责任意识、外部研究绩效考核与财政紧缩的压力。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从1978—1979年度的46597人增至1988—1989年度的55133人，增幅约为25%，但苏格兰大学获得的资源没有经历成比例的增加。在邓迪大学，这一时期学生与教职员的比例从8比1恶化到了14比1。一些大学遭遇了更严重的问题。拥有500年历史的阿伯丁大学在1986年经历了残酷的开支削减，超过200人被裁撤，六个艺术类院系被迫关停。苏格兰的大学校长原本在1979年大多以高等教育经费决定权将从伦敦转交给爱丁堡为由反对权力下放，但在上述变化的影响下，当权力下放问题于1991年重新浮出水面时，他们反而变成了这一方案的热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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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7年大选结果揭晓时，执政党在苏格兰的惨败并不令人惊讶。保守党在苏格兰的议席从21个减少到11个，这是191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与1955年相比，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得票数已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在1987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赢得72个议席中的50个，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但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保守党在英国全国范围内赢得了100个以上的多数议席，并决心在新一届政府的任期内推动全面的私有化政策以及其他激烈的改革措施，苏格兰的工党对此根本无力阻挠。在这场大选中于班夫和巴肯选区首次当选的苏格兰民族党议员亚历克斯·萨蒙德就曾将与他同时当选的50名苏格兰工党议员称为“五十弱兵”。此时的撒切尔夫人依旧拒绝接受苏格兰选民普遍反对自己的现实，不愿调整政府的施政方针，并认为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让苏格兰人摈弃他们的“依赖文化”和由此而生的种种陋习，这一观点最终在她内阁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访问苏格兰时为世人所知。劳森在访问中宣称，整个苏格兰的社会生活都“与市场力量相隔绝，展现出一种依赖的，而不是进取的文化面貌”。[8]《太阳报》的苏格兰版用标志性的俚俗风格戏仿了劳森的观点：“别对我怨这怨那，苏格兰佬。”与此同时，一些英格兰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开始参与议会的苏格兰事务相关辩论，抓住一切机会猛烈抨击苏格兰公共开支规模过大，其中一名议员甚至将他认为过度的开支斥为苏格兰事务部的“黑钱”。这些新闻都在人们心中加深了撒切尔政府敌视苏格兰的印象。社会民主党籍议员查尔斯·肯尼迪曾巧妙地称撒切尔为“苏格兰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正是她的政策令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成为她的反对者。1988年5月，撒切尔首相来到爱丁堡，并在苏格兰国教会总会上发表讲话。这场讲话将辛勤工作、勤俭节约、商业进取和自我负责等保守党的信条与基督教伦理画上等号，引起了在场多数牧师的不满，她的发言后来也被戏谑地称为“丘上宝训”（Sermon of the Mound）[9]。接着，苏格兰国教会的“公认”领袖——议长，向首相递交了两份关于住房和贫困（这两个问题在政府政策中极其重要）的教会报告，并建议她仔细阅读。接下来，撒切尔在汉普登公园球场出席苏格兰杯决赛时遭遇了另一群苏格兰观众，他们不但人数更多，气性也与国教会牧师迥然不同。球场上的凯尔特人队与邓迪联队球迷向她发出巨大的嘘声，并对她出示了成千上万张在比赛开始前分发给观众的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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