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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六章 帝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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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在延续了几代人乃至数百年后逐渐衰落,并走向消亡,但大英帝国并不符合这一规律。迟至1945年,大英帝国的疆域仍大体完整,在不列颠列岛之外的世界各地,仍有约7亿人接受英国的统治。但在短短20年后,这一数字就减少到500万,其中有300万人生活在当时英国统治的香港。1997年6月,随着高地黑卫士部队奏响《友谊地久天长》,香港被交还中国,米字旗也最后一次在香港的土地上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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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没落极为迅速,也异常平和。诚然,当英国势力撤出塞浦路斯、亚丁和肯尼亚时,当地爆发了民族主义冲突,但在不列颠本土(如果不算北爱尔兰),一切风平浪静。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英国人以一种平和乃至冷漠的态度接受了殖民帝国崩溃的现实,这种心态常常被用来与法国和葡萄牙的去殖民帝国化进程对比。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在规模上远逊于领地遍及非洲、亚洲(包括中南半岛)的大英帝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去殖民帝国化过程都在本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创伤与政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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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英国社会(除保守党右翼之外)对帝国解体相对沉默的态度发人深省。当帝国逐渐分崩离析之时,一些人预言这一过程必将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造成巨大的压力。早在1937年,支持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知名民族主义人士、格拉斯哥大学宪法学教授安德鲁·迪尤尔·吉布(Andrew Dewar Gibb)就曾在著作《苏格兰帝国》(Scottish Empire)中指出,“大英帝国的存在是此前三百年里维系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现状的最重要因素”。[1]他认为,如果没有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存在,苏英之间古老的政治联合关系很可能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类似地,知名的老派帝国历史学家雷金纳德·库普兰爵士(Sir Reginald Coupland)也曾在自己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探讨了殖民帝国解体之后苏格兰与威尔士民族主义抬头的可能性,并悲观地预言联合王国在不列颠列岛上的分裂很可能不会止于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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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随着苏格兰民族党开始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上述观点受到了更为热切的关注。一些评论者试图在帝国解体和联合王国解体之间建立因果联系。H.J.哈纳姆(H.J.Hanham)在1969年(民族党候选人威妮弗雷德·尤因在汉密尔顿选区补选中取得轰动性胜利两年后)出版的《苏格兰民族主义》(Scottish Nationalism)一书中评论道:“现在,帝国已经衰亡,很多苏格兰人发现自己被局限在本土。他们对苏格兰生活方式中的闭塞一面和苏格兰经济增长的迟缓深感不满,而后者也与苏格兰社会的闭塞有关。为了打通去往外部世界的途径,苏格兰人需要一种渠道,这就让他们迎来选择:是移民海外,还是在苏格兰本地再造一个苏格兰民族国家。”[2]在以大英帝国为主题写下了大量作品的历史作家扬·莫里斯(Jan Morris)看来,随着殖民帝国加速解体,联合王国的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自豪感可言。她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调写道,联合王国当中剩下的只有些“旧日荣光的残渣败絮”,几乎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到满意。[3]因此,让联合王国迎来一场宪制革新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汤姆·奈恩在1969年刊行的《不列颠的拆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不列颠的末日不但不可避免,也是不列颠帝国解体触发联合王国存续危机之后必要的建设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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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这些观点似乎颇有道理。大英帝国向来是维系联合王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对18世纪晚期以来的苏格兰人而言,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机遇,让中上阶层子弟有机会到海外从事贸易、专业服务、行政管理或成为军人。从棉纺业时代到重工业时代,苏格兰的整个产业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大英帝国的市场建立起来的。鉴于殖民帝国为苏格兰继续与英格兰联合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好处,认为帝国解体将导致苏英合并传统的经济基础消失的观点,也便不难理解。奈恩等人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漫长历史的分析,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历史意味着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一场深刻危机。虽然欧洲大陆规模较小的传统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独立和自决权,苏格兰却在这方面慢了一拍。苏格兰没有以政治独立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这种缺席反而引人关注。在奈恩等人看来,苏格兰的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被大英帝国的丰厚回馈诱惑,为此出卖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与古老的自治权益,以从殖民帝国的事业中分一杯羹。但随着殖民帝国解体,民族主义热情将有可能再次浮现。正如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在评论这一论述时所说:“随着帝国终结,苏格兰人终于可以不再自私自利地与其共谋,而是在苏英合并关系骤然破裂之后重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随着殖民领地脱离帝国统治,帝国的‘白内障’终将从那些帝国合谋者的眼中摘除,苏格兰民族的眼科医生们将让苏格兰人像那些脱离了帝国的白人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其他帝国附属领地那样得到解放,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也将因此诞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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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独立已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看来,认为苏英合并关系将很快终结的预言显然没有成真。事实上,与苏格兰民族主义几乎势不可挡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相比,如今联合王国的内在纽带甚至更为坚固了。2005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赢得约25%的选票,表明其声势已趋于平息,而在苏格兰议会里,支持苏英合并的政党势力正在抬头。先后担任过苏格兰事务大臣与北约组织秘书长的乔治·罗伯逊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权力下放将让苏格兰的政治民族主义彻底消亡。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尚待时间检验,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与很多统一派人士的担忧相反,议会的设立并没有立刻促使苏格兰走上完全独立之路。2007年,苏英合并将迎来三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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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伦敦方面在1999年向爱丁堡方面下放了一些重要的权力,苏英合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就此认为不列颠殖民帝国的终结与联合王国的新宪制安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暂时仍缺乏实证。政治学研究者和当代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从其他方面寻找苏格兰权力下放的起源,并认为这一事业因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苏格兰社会的失望情绪而起。随着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被频繁爆发的货币危机和严重通胀的持续威胁困扰,苏格兰人发现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统一派”政党都不能带来长期的社会与经济改善。不过,正如1979年的公投结果所示,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苏格兰社会对苏英之间的宪制安排产生根本性的不满。直到1990年代,要求宪制改革的共识才逐渐形成,而这一变化的起因也不在于对帝国往昔的追忆,而在于1980年代严重的经济失序、苏英选情分歧过大导致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苏格兰社会对保守党长期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日益增长的反感。与帝国的衰落相比,撒切尔首相的政策显然更应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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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苏格兰本地自治的诉求与对帝国的忠诚并非互不兼容。对于苏格兰权力下放的早期探索始于19世纪末,当时正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期,苏格兰的本地自治派也把自己的诉求视为让大英帝国的管治模式进一步改善的途径。当时的本地自治运动并未止步于空谈:从1880年代到1914年,议员在下院提出了一系列《本地自治法案》。1913年,本地自治的诉求已得到了广泛认同,苏格兰自治即将提上议会立法日程,只待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启动。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努力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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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苏格兰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帝国衰落联系起来,在时间顺序上也存在问题。在苏格兰人心中,与自己地位最接近的帝国领地是白人定居者建立的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从18世纪开始便吸引了大量苏格兰移民,双方的血缘、人脉和身份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领地从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以来便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并通过承认君主制和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等方式维系着与英国间的形式与情感联结。英属亚非领地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没有在苏格兰引起多少反对,从时间来看其发展进程与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相近。相比之下,当时的苏格兰国教会甚至曾热情支持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年度总会上批评政府没能尽快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国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1950年代末,国教会的信徒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点,与今天相比,当时的国教会在苏格兰的代表性要强得多。对苏格兰这个没有国家的民族而言,国教会在传统上便被视为议会的替代物,国教会总会既能讨论宗教事务,也能就政治和社会大事表态。在当时,国教会总会的议程往往被苏格兰媒体广泛报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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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讨论留下了一个谜团。历史学家认为苏格兰在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建设与运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帝国的终结似乎没有对苏格兰的政治造成显著影响,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认为帝国终结将导致苏英合并关系瓦解的观点并未得到证实。为了破解这一谜团,一些人质疑大英帝国是否对不列颠本土居民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就曾留下一句名言,称每20个英格兰人里就有19个人对大英帝国的了解并不比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了解更多。在当代,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于2004年出版的《不自知的帝国主义者:不列颠的帝国、社会与文化》(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Empire,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以更有力且更详细的笔法考察了这一主题。不过,这本以“不列颠”为副标题的书几乎完全以英格兰为中心,在长达108页的尾注和长达30页的“节选”文献目录中,波特只提到了一篇以苏格兰为研究重心的文章。因此,他的论证是否站得住脚,只能留给英格兰史研究者检验。但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在苏格兰这一特殊语境下,波特的总体结论并无多少说服力。在苏格兰的历史中,帝国非但不是一个边缘要素,还在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了苏格兰历史经验的关键部分。事实上,苏格兰社会与不列颠帝国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后者在这两个世纪里影响了苏格兰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苏格兰的经济、身份认同、政治、思想活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宗教信仰、人口趋势抑或其他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帝国留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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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殖民地烟草与白糖贸易是苏格兰工业化进程的两大关键推动力;在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苏格兰的重工业经济也严重依赖出口市场,苏格兰生产的船舶、火车机车与机械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市场便是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地。“黄麻之都”邓迪能够拥有繁荣的纺织产业,也是因为从印度输入了大量黄麻原材料。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并对黄麻产业有重大研究成果的戈登·斯图尔特(Gordon Stewart)曾如此回忆自己的故乡邓迪与殖民帝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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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邓迪长大,当时我以为这座苏格兰城市是世界黄麻贸易的枢纽,无论是学校里的地理课还是我小时候与黄麻产业的种种交集都向我灌输了这种印象。我生活的地方是统一开发的居民区,当我对那一整排千篇一律、满是水渍的房屋里的枯燥生活感到烦闷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去码头,看着成百上千捆黄麻从巨大的蒸汽货轮上卸下,它们都是在海上航行了半个世界的距离,从吉大港和加尔各答运过来的。放学回家路上,我乘坐的市政公交车里挤满了下班的纺织女工,她们的头发和衣服上都带着一缕缕零碎的黄麻纤维,她们的手都在工厂里磨得十分粗糙……从货轮船尾上的名字和船员的长相上,我认识到黄麻的背后有来自印度的因素。我也曾听说父母的亲戚或朋友在印度待过,因此知道了邓迪与印度之间的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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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本地经济与帝国网络之间的联系同样紧密。格拉斯哥曾以“帝国第二大都市”(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24年)自居,格拉斯哥所在的苏格兰西部地区在后来被称为“大英帝国的工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苏格兰社会也与大英帝国有密切的联系。一名作者曾说,苏格兰的专业人员群体与中产阶级“在(帝国的)利益中占据的份额不但‘可观’,甚至达到了颇为贪婪的程度”。[6]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的教师、医生、军人、行政官僚、传教士、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人都持续不断地深入大英帝国的所有角落,乃至踏足帝国疆域以外,以至于在帝国几乎每一片领地的统计记录上,苏格兰人在当地专业雇员当中的占比都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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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人士的外流只是苏格兰大规模侨居现象的一个方面。正如本书第二十章阐述的,1825—1938年苏格兰海外移民总人数超过230万,是这一时期欧洲仅次于爱尔兰和挪威的第三大人口净流出地区。苏格兰移民外迁的主要目的地有三个:美国(1783年以来)、英属北美(在1867年成为加拿大自治领)和澳大利亚。从184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大多数苏格兰移民的目的地,但这一地位在20世纪初被加拿大取代。同样地,在1850年代,澳大利亚一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苏格兰移民的头号目的地。如此庞大的移民外流在各殖民地、自治领和苏格兰之间建立了一张庞大的家族与私交关系网络,而移民返乡(有说法估计,1890年代超过40%的海外移民最终回到了苏格兰)、连带移民、书信往来以及苏格兰大众媒体与期刊文学对海外移民体验的广泛报道,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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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也对苏格兰的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有着深刻影响。对1914年以前的苏格兰精英阶层而言,苏格兰民族主义与苏英合并之间不但没有抵触,反而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707年以后,帝国事业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一个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的机会。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观点是,大英帝国的大举扩张是在苏英合并之后才发生的,因此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一场共同事业中的平等参与者,各自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作用。这些说法并非纸上的空谈。通过1864年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don)的两卷本著作《海外苏格兰人》(The Scots Abroad)和1880年W.J.拉特雷(W.J.Rattray)里程碑式的四卷本巨著《英属北美苏格兰人全史》(The Scot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等作品,苏格兰出版界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苏格兰的教育(尤其是大学和学院教育)、长老会基督教、医药技术、贸易网络和哲学思辨在英属殖民地留下了怎样不可磨灭的痕迹。还有一些人对苏格兰取得的成就感到更加自豪,以至于宣称苏格兰民族是一个天然的帝国缔造者民族。安德鲁·迪尤尔·吉布就曾在1930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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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无论如何也配得上帝国之母的名号。一个是开拓者,一个是建设者,这便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各自在大英帝国占据的特殊位置。在整个帝国治下的雅利安人种当中,只有这两个民族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有独立的主权地位。爱尔兰和威尔士只是英格兰的附庸,在地位上无法相提并论。在今天,苏格兰人无论贵贱已遍布帝国各地,苏格兰的利益也与帝国的每一处殖民领地密切相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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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提出反驳:上述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不同社会阶层对帝国的态度差异。这正是伯纳德·波特在他的著作中重点关注的。波特认为,社会的上流阶层与中产阶级对大英帝国的事业最为热情,而工人阶级“往往对帝国态度漠然,或只是在表面上支持帝国”。波特还宣称,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对大英帝国严重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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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解释与苏格兰的情况并不相符。基于现有的资料,我们已无法准确探究普通苏格兰人曾如何看待大英帝国,但用“冷漠”“无知”来形容当时苏格兰舆论界的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1907年,苏格兰教育署关于历史教育的一份备忘录要求下属学校应在苏格兰相关主题之外拓展关于整个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授课内容,并始终强调苏格兰民族在大英帝国内部扮演的角色。不久后,基于这一指示编写而成的教科书便开始为学校采用,其中最普及的《科马克的喀里多尼亚读本》(Cormack’s Caledonia Readers)就在帝国的话题上倾注了特别多的笔墨。大英帝国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历史教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正是这一主题让大英帝国历史与苏格兰历史得以融合,并反映出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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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社会对帝国的认识不止于此。1900年代,苏格兰各地开始流行“帝国日”(Empire Day)庆祝活动,不少苏格兰的学校都会在这一天与帝国其他属地的学校交换各自的旗帜。死于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作为镇压者闻名的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著名传教士玛丽·斯莱瑟以及最为显赫的大卫·利文斯通都作为大英帝国的英雄为广大苏格兰学生所知。很多学生都曾读过19世纪最著名也最受尊崇的苏格兰人、有“新教圣徒”之名的大卫·利文斯通的传记,这些书籍直到1960年代仍经常在学校和主日学里作为奖品赠送给学生。当然,被教导尊敬这些帝国英雄的并不只是苏格兰的少年儿童,苏格兰的工会运动、工人俱乐部以及基尔·哈迪等工党政治家也曾把他们奉为苏格兰民族美德的楷模。还有一些青年组织在苏格兰传播了关于帝国的知识,在年轻人当中培养对帝国的效忠意识:帝国青年联盟曾有约两万名成员,基督少年军也在宣扬基督教价值观的同时在成员当中鼓励对帝国理念的效忠。后者在苏格兰新教徒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当中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仍吸引很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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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帝国最主要的象征或许还是陆军的苏格兰团。苏格兰部队被视为大英帝国扩张的先锋队,他们身穿方格呢服饰的经典形象成为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在音乐、故事、绘画和雕塑艺术中都有呈现。如斯图尔特·艾伦(Stuart Allan)和艾伦·卡斯韦尔(Allan Carswell)所说,这些军人“作为苏格兰民族自我认知的符号,在苏格兰社会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8]讽刺的是,虽然高地士兵享有极高的声名,但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身穿方格裙的陆军部队大多是从低地城市的工人阶级中招募的。这些苏格兰军人的功绩不但在大众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还在《细红线》(The Thin Red Line)等著名画作中得到纪念。他们在苏格兰的民族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被视为数百年来苏格兰尚武传统的继承人,也有力地推动了尚武道德观在苏格兰社会的浸润。苏格兰部队的一个主要的派生机构是所谓的志愿兵运动,这后来演变成陆军的永久性预备役力量,吸引了成千上万苏格兰年轻人参加。志愿兵常常是本地社会的骄傲所在,但他们也对大英帝国有强烈的认同感。无论是志愿兵还是基督少年军都在组织内部采用了军队的级别与头衔体系,对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并定期接受军官检阅。这两个组织在苏格兰社会造成的重要影响有力地解释了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苏格兰志愿入伍人员的规模为何如此庞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苏格兰军事传统的名声与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爱丁堡军乐节(Edinburgh Miltary Tattoo)经久不衰;而在2005年大选中,执政党关于改变苏格兰团传统编制的提议也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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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帝国热忱与20世纪中叶去殖民化运动期间表现出来的平静反应之间,苏格兰社会的历史似乎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本书接下来将试图阐明,苏格兰社会对帝国立场的巨大变化发生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而非去殖民化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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