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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五百年：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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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堕落区域的教会地理学当然只能丢给收古董的人，因为它无法阐明历史，更不能交代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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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1802），第二册，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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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但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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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1]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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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地困难。一位希腊的参与者写道：“我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只要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指希腊人）还是Voulgaroi（即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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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被英国同伴描述为“出身于城镇的现代爱国人士”的亲保加利亚的达尼尔，他对于“乡村民众的冷漠感到很烦恼”。在普利斯帕湖区一带，他设法对乡民解释，说他们被迫用希腊语做礼拜，而不是用自己的斯拉夫语，简直是被反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利用。“但他们却大口吃着生菜，配着乳香酒吞下去，说那样并没有关系。他们许多人都说希腊语。神职人员舔了一点酒，也持同样见解。他自己为了普通的目的说当地的斯拉夫方言，却是用希腊语来学成所有的礼拜仪式。礼拜做得很好，难道还会有什么关系？达尼尔感到不自在，跟我说他们非常无知。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应当有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不知道。就我所见，他们也不在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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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对于民族界线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样的社群中，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上的是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东南欧民族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样状况，至少早至斯拉夫人入侵时就已经存在。不过，种族在政治上一直不是重要的因素。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体。许多世纪以来，只要肯改变信仰、适应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展开精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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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尔干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上述的民族主义爱国人士的后裔所写，他们设法启蒙的农民又没有足够坚定的发言力量，于是农民很少被写入历史。但即使到了晚近，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早在种族政治得势以前就已长存的农民思想状态。英国记者布雷斯福德于1905年写道：“我询问奥克瑞达附近一个遥远山村的男孩们，那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牧师，没有任何居民看得懂书。我是想知道他们拥有多少传统知识。我将他们带到保加利亚皇帝城堡的废墟，它位于一个圆丘顶上，可以一览湖泊和平原。我问他们：‘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由此似乎可看出他们的知识程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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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对于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农民孩子而言几乎没有意义，正如穆斯林鲜少关心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在伊斯兰教内，从来没有分离主义的活动，不管是有关民族还是教义的。”1912年，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因为见到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新奇而惊讶地表示：“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簿上全登记为‘穆斯林’。”大多数苏丹臣民的意识不是由学校或军队塑造成的，而这两个主要机构却正是现代国家宣扬民族认同的工具。奥斯曼政府是以宗教而非语言为基础来对待臣民，因此，后者并不必然遭遇布雷斯福德那些问话中所隐含的新鲜的人种分类，尽管他们的子孙视其为理所当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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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历史，就能够看出人口迁移如何塑造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与文化。单单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由一个国家搬迁或被搬迁到另一个国家去。在战后时期，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工人为了寻找工作，到澳洲、美国和西欧定居；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或逃避战火而有新的迁徙，构成了这数千年来不断迁徙的历程中的最新一章。不过，尽管人口经常来去，巴尔干半岛上基本的种族结构早在公元7世纪便已建立。在那之前，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各行省因遭到日耳曼民族和匈奴人的侵略而分裂。尽管这些入侵很频繁，具有毁灭性，但都为时短暂，通常随着侵略者迁往他处而告终。而斯拉夫人带来的冲击则非常不同：在大约两百年之内，他们大批地在巴尔干半岛永久定居，开垦田地，放牧牛羊，远至南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古代世界的结束，并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罗马帝国东西两半之间凿出了裂痕，最后促成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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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和新来者争地也争权。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山里找到藏身之地，在主要说斯拉夫语的聚落中将自己独特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希腊人——称自己为“罗马人”而不是以前说的“希腊人”（此时已转指“异教徒”）——被赶入孤立的地区，如岛屿或有城墙的城镇和人口稀少的城市，在那里保存着帝国的希腊-罗马市民文化。在多瑙河下游的汗国，统治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人原本是说突厥语，但正像英格兰、诺曼底和俄罗斯瓦兰吉人的[2]统治精英一样，他们最后也采用了被统治者的语言。直到20世纪早期，说斯拉夫语的乡村和说希腊语的城镇还是马其顿人口分布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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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语言界线等同于宗教界线。但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斯拉夫人像之前的希腊人一样改信了基督教。完成这项宣教使命的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都来自萨洛尼卡，他们在那里无疑和说斯拉夫语的当地农民有过接触。在那个大部分东欧和北欧地区仍信奉旧神的时期，两兄弟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展出斯拉夫字母和祈祷文，将斯拉夫人带入基督教的势力之下。教会为这种成功而付出的代价，是在崛起中的东正教巴尔干境内牺牲希腊语的特权地位。东正教会的这种态度与罗马教廷日益坚持使用拉丁语的立场大相径庭。语言众多，但教会只有一个，这正是拜占庭东正教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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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群山起伏，地形支离破碎，防卫性脆弱，以致在宗教或语言上不易统一。想方设法保护山地文化的不只是阿尔巴尼亚人。从事牧羊的瓦拉基人虽处于大多数说希腊语和斯拉夫语的社群之间，但他们直到这个世纪仍保存着自己的罗曼语[3]；萨拉卡萨尼人是人数更少的游牧民族。东正教占据优势，但没有普及四方。克罗地亚的国王有斯拉夫人的背景，却奉行拉丁仪式、信奉天主教；在波斯尼亚，第三个波斯尼亚基督教会曾于土耳其人统治之前普及又消失；一位保加利亚皇帝在1204年接受罗马教皇加冕。天主教与后来的新教传教士都积极劝人皈依真正的信仰，但却在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岛屿以外的地方鲜有收获。巴尔干半岛上也有犹太人的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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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是拜占庭时期的统治语言，也是奥斯曼时期的福音书、基督教文化和古典学术的语言，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瓦拉基人或斯拉夫人，就像后来人们想通过学威尼斯语、德语和法语未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一样。根据奥斯曼一位官员的回忆录，晚至19世纪60年代，“所有高贵的罗马尼亚人”仍然熟悉希腊语，奥斯曼与罗马尼亚的显贵会面时也都用希腊语而不用土耳其语。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犹太社群就以希腊语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连西欧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1833年，有数百名巴伐利亚的佣兵随同奥托国王[4]前往雅典；一个世纪后，纳粹党卫军官员在欧洲四处搜寻珍贵的日耳曼血统时，发现这些人的曾孙辈还生活于他们位在阿提卡[5]的农庄。大多数人都已经忘了德语，只说希腊语并信奉东正教。当然，希腊化有它的极限。在旧的伊格那莎大道[6]的北边，说斯拉夫语的乡村极少有人使用希腊语。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和多瑙河各行省中，希腊语的使用也仍旧限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在后来纳入希腊的地区，许多农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用阿尔巴尼亚语。不过一般而言，在拜占庭帝国期间，通晓希腊语仍是通往学术、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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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化对巴尔干基督徒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拜占庭帝国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崩溃而结束。它只是随着一支新民族的到达而转化，而且在一个后来延续了5个世纪的帝国里，巴尔干的政治和经济得到了统一，实现统一的新民族是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他们击败了东南欧众多基督教势力，包括拜占庭、塞尔维亚、热那亚、匈牙利、威尼斯等王朝。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之前在这个区域就很活跃，是各基督教势力的盟友和附庸，之后，他们继续使用基督徒士兵，尤其是在安那托利亚和中东的军事行动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因此是基于许多世代的互动，他们彼此征服与合作的形态比较像英国对印度的占领，而不像德国对波兰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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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一些基督徒就因种种理由而皈依了伊斯兰教。15世纪的一位希腊大主教曾表示，厌恶那些“渴望获取财富、成为显贵、生活豪奢”而自愿改变信仰的人。到了16世纪初，可能已有数十万人改信伊斯兰教。波斯尼亚和拜占庭的贵族，其中包括一些帕雷奥洛格皇室成员，都在苏丹朝廷中以基督徒或愈来愈多是以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身份而担任高官。当奥斯曼的大维齐尔马哈木·帕夏·安杰洛维奇于1457年和塞尔维亚宫廷的军队总督迈克尔·安杰洛维奇谈判时，事实上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打交道。后来，他也和表兄弟、拜占庭的哲学家乔治·阿米洛齐兹一起商谈过特拉比松帝国[7]的投降事宜。信基督教的阿米洛齐兹随后在奥斯曼宫廷里寻得庇护，受到苏丹的宠信，他两个儿子都改信伊斯兰教，当上了朝廷的高官。出身名门的马哈木·帕夏有塞尔维亚和拜占庭的背景，穆罕默德二世[8]任内的其他大维齐尔则是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这些人有许多是基督徒贵族的子女，在宫廷受过训练；其他人则是因征收儿童税而来，出身于卑微的巴尔干基督徒农民家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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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早期以前，奥斯曼宫廷主要依赖招募而来的奴工。穆斯塔法·阿里于17世纪写道：“在罗马土地[9]上，大多数居民的身世都很复杂。回溯名人的家世，几乎都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记录，他们的母系或父系常是邪恶的异教徒，尽管名人本身已成长为正直又杰出的穆斯林。”欧洲人赞赏帝国的统治精英具有真才实干，观察家也惊讶地表示大多数的资深官员都出自寒门。奥斯曼并没有世袭的贵族——“没有贵族血统”。乔治·桑兹[10]于1610年谈道：“土耳其人有如凤毛麟角，这通常是责备之辞。”的确，若将奥斯曼视为土耳其人的帝国，与实情完全不符。19世纪时，“没有穆斯林会自称为土耳其人，这样称呼他简直就是侮辱他”（土耳其人这个词通常指安那托利亚的农民）。在高门，由于改信者人数众多，以致有一段时间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同时成了宫廷语言。威廉·利思戈观察道：“上流人士使用斯拉夫语。平民说的土耳其语原本是鞑靼语，他们由波斯人那里借用讨论国家大事的字眼，由阿拉伯人那里借用谈论宗教的语言，由希腊人那里借用谈论战争的词汇，由意大利人那里借用航海术语和职称。”蒙塔古夫人则发现，在首都，“他们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斯拉夫语、瓦拉几亚语、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更乱的是，光在我的家中就用了其中十种语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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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改变信仰是个人在政府中晋升和发展事业的先决条件，但也只有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才观察得到集体伊斯兰化的情形。在奥斯曼初期征服的行省（色雷斯和马其顿）境内，安那托利亚的村民被重新安置于此，与基督徒居民混居。但这项安置行动并不是最重要的促成伊斯兰化的力量。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在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和克里特岛，基督徒农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数都相当多，有时还是集体改信。保加利亚的文献记载有“一个乡村中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奥斯曼的一项宗教裁决描述：“一个大村子里的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渐渐改信伊斯兰教。”因此，该裁决下令建造新的清真寺来服务信徒。萨格勒布[11]的主教于1536年11月惊惶地写道：“超过四万人放弃了基督教。愈来愈多民众也这样做，以图在余生能享受到更和平的岁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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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改信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在阿尔巴尼亚，基督徒于18世纪信奉伊斯兰教。15世纪中叶的一位旅人观察到，在德里纳河河谷一带，多数罗马天主教的村民“近年来受到严重的迫害，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了穆斯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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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信伊斯兰教的一个较有力的论据是：在奥斯曼世界里，非穆斯林只具有二等身份。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视为“圣经的子民”而获得容忍，但也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而受到歧视和虐待。他们不可以骑马，不能穿着绿色的服装或建造超过某个高度的教堂。在奥斯曼宫廷中，他们的话不如穆斯林的话有分量。他们还担负比较重的税，据称是因为他们不服兵役的缘故。不过，尽管有这些难处，巴尔干半岛仍保留着基督教和非土耳其语系的特性，与奥斯曼在安那托利亚的版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塞尔柱人统治安那托利亚以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教已普及了许多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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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主要的人口（大概是总数的80%）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在被伊斯兰教侵入的乡下地区，人们也很少讲土耳其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仍说当地的斯拉夫语；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说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不说土耳其语；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农民说希腊语，并且像基督徒一样欣赏这个岛上的史诗《情爱宝典》，毕竟他们多数是这些基督徒的后裔。在埃迪尔内核心地带之外，土耳其语仍是限于巴尔干都市中心所使用的行政通用语。在主要是基督徒的土地上，帝国统治下信伊斯兰教和说土耳其语的波斯纳塞拉、斯科普里和索非亚[12]等城市就像大海中的岛屿——正如同时期的德语城市处于说斯拉夫语的东欧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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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尔干没有成为另一个伊斯兰土地，原因之一是苏丹没有兴趣让这件事发生。基督徒比其他人缴纳更高的赋税，因此他们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会使帝国变穷。17世纪的旅人说：“非常多的（希腊人）无法再忍受这种残酷的暴政，希望变成土耳其人，但许多人都被驳回了，因为（他们的领主说），接纳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所缴的贡金就会大大减少。”跟物质层面较无关的一些因素也有影响。高门曾两次（1517年及1647年）认真地考虑强迫巴尔干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但都遭到基于《古兰经》立场的宗教意见的反对。一般而言，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有驱逐不信者和异教徒的冲动。相反，伊斯兰法律明确规定容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它禁止穆斯林改信其他的宗教，但并不要求他教的信徒改信。事实上，许多改信者都很感激地现身说法，表明信奉这种真正信仰不是出于物质或卑劣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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