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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凯波的恐怖统治南部的清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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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沃·索特洛的遇害似乎证实了右翼媒体最可怕的预言，军事密谋集团继续推进政变的计划。然而仅仅6个星期前，在位于潘普洛纳的总部，莫拉还在担心政变可能遭到失败并引来左翼群众的报复，他为此感到极为沮丧，甚至开始认真考虑放弃手中的指挥权，并在退役后前往古巴。西属摩洛哥部队（当地招募的雇佣兵所组成的土著正规军和被编为两支队伍的西班牙外籍军团）会否参与政变也让莫拉深觉困扰，他们可是密谋政变中的关键角色。他的恐慌情绪于1936年6月2日被触发，当时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将驻扎于西属摩洛哥地中海沿岸梅利利亚的外籍军团第1团指挥官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中校解职，而此人是密谋集团中的一名关键人物。令他更为担心的是，第二天，卡萨雷斯·基罗加召回了胡安·亚圭中校，后者当时已被秘密任命为殖民地地区发动军事叛变的总负责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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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有关亚圭的消息期间，莫拉于6月3日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意外惊喜。保安总长何塞·阿隆索·马略洛组织了10多辆载满警察的卡车对潘普洛纳发动了一次旨在搜查武器的突袭行动。然而，密谋者们提前接到了来自莫拉同伙，警司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的警报，藏好了所有的证据。 2 对于他们而言更为幸运的是，两周以后亚圭得到留任。由于1934年10月亚圭在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期间极端残忍的表现，左翼对他深恶痛绝。反过来，亚圭也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共和国——在早先阿萨尼亚政府的军事改革期间，有很多非洲殖民军团精英的快速晋升遭到推翻，而他本人也于1932年被从中校降到少校。亚圭因为自己在年资表中的排名降低了82位而深感羞辱，他不得不等待了一年时间，才恢复到中校军衔。 3 亚圭负责指挥驻扎于直布罗陀海峡南侧休达城的外籍军团第2团。他曾公然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敌意，其手下那些带有刺青的雇佣兵向他表示无条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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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领导层一再警告卡萨雷斯·基罗加，让亚圭继续留在职位上非常危险。但是，当亚圭于6月12日抵达马德里时，他得到的只是调任的指令，他可以在西班牙本土选择一个他中意的军事指挥岗位任职，或者选择驻罗马外交武官这一肥差。亚圭冷淡地回应说，他宁肯烧掉他的制服，也不会离开军团。卡萨雷斯软弱地默许他返回摩洛哥，这让莫拉松了一口气。 会后，卡萨雷斯对他的副官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亚圭是一位绅士，一名完美的军官，我确定他永远不会背叛共和国。他以一个军人的名誉向我保证，他将永远忠诚地为共和国服务。亚圭这种人会信守他的诺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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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莫拉被卡洛斯派高层分子说服留下来主持大局，他重获决心并开始尽一切努力确保叛乱的成功。然而，在7月份第2个星期的圣费尔明节期间，莫拉的弟弟拉蒙带到潘普洛纳的一个消息，令他再次陷入绝望。时年39岁的拉蒙是驻巴塞罗那的一名步兵上尉，他是埃米利奥·莫拉与当地密谋分子的联络人。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门发现了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的计划，于是对事态甚为悲观的拉蒙请求他的哥哥中止行动。埃米利奥回答说现在已经太晚，并命令拉蒙重返巴塞罗那。这实际上就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当政变如拉蒙所料遭遇失败之时，拉蒙开枪自杀，而这导致莫拉变得更加残酷无情。相比之下，对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救下了他父亲埃米利奥·莫拉·洛佩斯（时年83岁的前国民卫队将军）的性命一事，他根本就不为所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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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拉于4月份下达的第1条秘密指示中，他呼吁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震慑左翼，使其陷入瘫痪状态，这与非洲军团精英对付里夫部落民的做法遥相呼应。在整个军队中，对于这场军事阴谋的立场远未达成一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内战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莫拉的第3条秘密指示就是下令立即处决那些反对或拒绝参加政变的军官。6月20日的第5条指示宣称：“胆怯与犹豫不决者应当受到警告，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对者，并将被视为敌人。” 6 因此，被军事叛乱分子处决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其军中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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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莫拉向亚圭发出了特别指示。他强调了3个主要原则，即极端的暴力、速度与高度的灵活性：“犹豫不决只会导致失败。” 7 6天以后，亚圭收到了一套更详细的有关如何组织镇压活动的25条指示。其中包括如下内容：使用摩尔人部队；将城市公共秩序和治安控制权委派给长枪党；逮捕全部有嫌疑的当权者；清除所有左派分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成员、共济会员等）；关闭所有公共集会场所；禁止一切形式的示威、罢工以及公开和非公开的集会。 8 这些指示就是7月17日夜在西属摩洛哥领土上发起的镇压行动的蓝图。亚圭纯粹凭靠着自己的人格感染力，在军中压制住了西属摩洛哥总司令阿古斯丁·戈麦斯·莫拉托将军。7月5日至12日，在克特马河谷的利亚诺–阿马里略①，来自外籍军团与西属摩洛哥正规军的共2万名官兵参加了一场军事演习，在这场演习中，亚圭的营帐成了来自非洲的政变的策源地，他就在这里向参加叛乱的主要军官们下达任务简令。这场演习最终在长枪党党员高喊的口号声中落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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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在外籍军团第2团的总部梅利利亚，总指挥官曼努埃尔·罗梅拉莱斯·金特罗因拒绝参加密谋集团而被安上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罪名，随即遭到逮捕和枪决。以路易斯·索兰斯–拉韦丹上校为首的叛军很快就在一座拘留营中关押了近千名囚犯。当总司令戈麦斯·莫拉托将军飞抵梅利利亚时，他立即被捕。在位于摩洛哥保护国西半部分的得土安，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阿加上校和卡洛斯·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中校拘禁了派驻此地的代理高级专员阿图罗·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此人后来也被枪杀。在7月17日至18日的夜间，叛乱分子在摩洛哥射杀了225名军人和平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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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受害者中有西班牙军队中最具才能的军官之一，34岁的飞行员与天才航空工程师比尔希略·莱雷特·鲁伊斯上尉，他是位于梅利利亚的阿塔拉永水上飞机基地的指挥官。他因反对叛乱而遭到拘押，并在经过草草审判之后被处决。他的妻子，左翼女性主义者、剧作家兼记者卡洛塔·奥尼尔也被逮捕，并被迫与她的女儿卡洛塔和马列拉分开。有许多共和派人士的妻子和女儿被长枪党分子捉住，并遭到强奸与折磨。这正是由路易斯·索兰斯发起的恐怖统治的核心举措。9月末，一群长枪党匪徒来到监狱，他们打算杀死所有女性在押人员，以庆祝叛军夺取托莱多。监狱负责人训斥了他们，说道：“将她们全部立即处决太不像话。如果你们想干掉这些女人，可以来把她们带走，但是每次只能带走一个人。”于是他们带走了几名受害者，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们。在被监禁18个月后，1937年7月17日，卡洛塔·奥尼尔因为会说俄语，具备颠覆企图，以及促成其丈夫的反动行为而遭到指控。不过，她“只是”被判处6年徒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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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摩洛哥的基地后，叛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加的斯，这里是搭载非洲军团的船舶靠岸的关键港口。7月18日凌晨1点，加的斯驻军司令何塞·洛佩斯–平托准将向省长马里亚诺·萨皮科保证，他仍将对共和国保持忠诚。然而短短3小时后，他宣布支持叛军一方，随后他颁布了戒严令，并下令释放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伊格莱西亚斯准将。7月17日，巴雷拉因涉嫌参加军事密谋而被共和国当局逮捕，而他将在这场反叛事业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加的斯，军队系统外的密谋集团由一个有影响力的土地所有者，塔马龙侯爵何塞·德·莫拉–菲格罗亚领导。莫拉–菲格罗亚是加的斯省的长枪党组织负责人，而他的兄弟，担任海军军官的曼努埃尔负责领导长枪党的民兵武装。莫拉–菲格罗亚兄弟与塞维利亚的一位关键密谋者，索托–埃尔莫索侯爵拉蒙·德·卡兰萨（一位退役海军上校）保持联络，并一度忙于购买和储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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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莫拉–菲格罗亚的长枪党军团很快就加入了洛佩斯–平托和巴雷拉的叛乱行动。共和国政府人员在市政厅和省长办公厅避难。保卫他们的只有数百名装备不足的共和派民兵以及约50名突击卫队人员。洛佩斯–平托和巴雷拉手下则有约300名士兵、超过50名长枪党武装分子和卡洛斯派义勇军，以及若干国民卫队人员。共和派人士所在的建筑物遭到炮击，但他们仍在全力支撑，直到7月18日深夜，一支土著正规军部队搭载驱逐舰“丘鲁卡”号（Churruca）与另一艘蒸汽商船从休达港赶赴此地为止。 12 这样一来，政变在该市取得成功已经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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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市政厅、省长办公厅、电话交换局、主邮局、各左翼政党总部和工会总部在实际未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宣告投降。所有留守人员均被拘捕，市政议会的许多成员甚至连走过场的审判都没能得到就直接遭到杀害。市长曼努埃尔·德·拉·平塔·莱亚尔在政变期间并不在加的斯，当然也就无法做出反对政变的行径。然而，他仍旧在9月份于科尔多瓦被捕，之后被押回加的斯执行枪决。在加的斯被占领数日之后，省长、省议会主席与许多拒绝加入叛乱的军官都被指控犯有军事叛乱罪。在被拘押期间，他们进行书面陈述并指出了上述指控的荒谬性，因为他们当时听令于合法政府，而且只不过是在进行自卫。在未接受任何形式的审判的情况下，8月16日（或该日前后），根据南部地区叛军总司令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的命令，他们与包括1名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市政厅律师在内的其他几人直接被从监狱提走，并于随后遭到杀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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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叛军开始消灭那些不怎么出名的左翼人士。他们首先封锁了连接加的斯城所在半岛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狭窄陆地。长枪党、国民卫队和摩洛哥正规军的小分队接下来开始搜查并洗劫住所。自由派、左翼分子、共济会员和工会成员被大批逮捕。有些人直接在街上被射杀。其他人被带到位于当地赌场的长枪党总部，在那里他们备受折磨。他们被迫灌下了1升蓖麻油以及混有锯屑和面包屑的工业用酒精。他们在剧烈的腹痛中遭到野蛮的殴打。所谓的“血之法庭”建立起来，每天都有25名在押人员被提出监狱执行死刑。在未来的5个月里，加的斯的被捕者中有超过600人被处决，在内战期间有超过1,000人遇害。在内战结束到1945年之间，又有300人被执行死刑。上述数字不包括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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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省其余地区的征服得到了当地土地所有者的积极配合，很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已经加入了长枪党或卡洛斯派义勇军。在加的斯以东的加苏莱斯堡，当地长枪党与国民卫队在叛乱之初即已控制该镇，他们杀害了镇长与市镇议员，以及另外50人。在周边的村落中，人民阵线委员会已经成立。他们把那些据信支持政变的右翼分子关押起来，并开始向无地劳工家庭分发粮食和牲畜。当地产业主立即做出反应，他们为一支小分队提供马匹，期望他们可以收回自己的财产。小分队向西南方向移动，经过奇克拉纳与科尼尔之间的罗切和坎帕诺，夺回了已被农民家庭占据的许多庄园。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抓住后送往加苏莱斯堡，在那里有很多人被杀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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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斯沦陷后，何塞·莫拉–菲格罗亚把他的手下带到了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在这里，叛乱方已经迅速取得了胜利，而这要归功于军事指挥官萨尔瓦多·德·阿里松·梅希亚少校的果断行动。此人也出身于当地一个地主家庭，他承袭卡萨–阿里松侯爵之位，同时还是陆军马匹育种暨训练机构的主任。他和他的兄弟胡安·德·阿里松·梅希亚上尉从单位中抽调马匹，组织骑乘纵队长途奔袭，控制了周围地区。 16 莫拉–菲格罗亚同样将其朋友与其雇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多支骑乘队伍，并将它置于加的斯军事当局的指挥之下。 17 他们的目的不仅是粉碎针对叛乱方的反抗，同时也要夺回前些年被农民占据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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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其他大多数主要市镇迅速陷落。7月19日，萨尔瓦多·德·阿里松·梅希亚派遣部队从赫雷斯出发，前去夺取北面的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港。人民阵线的支持者一直奋力抵抗到了7月21日，该日一支土著正规军的部队进入该镇，杀害了12名平民，其中9人死在同一所房子中。处决行动立即开始，然而有少数左派人士搭乘小船逃脱了。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有80人被枪决。 18 7月18日，加的斯以北的港口城市罗塔风平浪静。第二天，城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受到欺骗，误认为当地国民卫队与边防警察部队仍然忠于共和国，因此一同宣布发动总罢工，并建立反法西斯委员会。长枪党与其他右翼分子遭到拘禁，通往该城的道路遭到封锁。当国民卫队宣布支持叛乱时，该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枪未发即宣告投降。尽管左翼暴力行为并未出现，但长枪党和国民卫队还是展开了针对城中为数不多的自由派与左翼分子的清洗行动。他们遭受折磨并被迫喝下蓖麻油，有超过60人在夜里被射杀，遇难者的耳朵作为战利品被割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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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雷斯城当时所处的氛围，可以从7月24日君主主义派知识分子何塞·马里亚·佩曼在赫雷斯广播电台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感受到。他演唱了一曲赞歌，颂扬这场抵抗所谓“蛮族入侵”的战争。他还在当时的讲话中宣称：“战火的闪光已经让我们睁开了眼睛。政权轮替的理念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根除和驱逐，这是对抗当前敌人的唯一有效的反应，因为这种敌人对西班牙的破坏比任何外敌曾造成的破坏都大。” 20 这种表述暗中点出左翼工人阶级与公元771年的柏柏尔侵略者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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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经验丰富的非洲殖民军军官马里亚诺·戈麦斯·德·萨马略亚上尉从休达城赶赴赫雷斯，他负责全权指挥各地主的骑乘武装纵队。 21 收回周边地区由左派分子占领的庄园的任务，落到了卡萨–阿里松侯爵率领的武装纵队的手中。何塞·莫拉–菲格罗亚的兄弟曼努埃尔则组建了另一支纵队，他还有其他一些身为贵族地主家族后裔和雪利酒巨头家族子弟的同伙，如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②和埃斯塔尼斯劳·多梅克·冈萨雷斯。这个自封为莫拉–菲格罗亚军团（Tercio Mora-Figueroa）的队伍最初由300名青年右翼分子、长枪党分子、地主之子和天主教工会的劳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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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菲格罗拉带领他的人，就像是参加狩猎聚会般，在国民卫队和卡洛斯派义勇军的随同下，一路向东前往阿尔科斯–德拉弗龙特拉——他的家族在那里拥有土地。尽管拿下阿尔科斯的过程中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他们还是发动了一场可怕的镇压，其中有86名共和派人士遇害。 22 这支纵队对加的斯东北部仍在人民阵线手中的村庄展开进攻，并重新夺回了左翼劳工占据的庄园。从阿尔科斯出发，戈麦斯·德·萨马略亚的土著正规军部队与莫拉–菲格罗拉手下的武装分子纵队一路推进至阿尔戈多纳莱斯和奥尔韦拉，在这些地方的镇压行动非常激烈。 21 8月13日，莫拉–菲格罗拉纵队抵达了自7月19日起就一直由国民卫队控制的比利亚马丁。这里发生过一些局部的左翼暴力事件，然而与之相比，镇压行动的严重程度却完全不成比例。比利亚马丁的地主阶级决定铲除所有工会成员、所有社会党和共和党成员，以及曾经担任过民选公职的共和国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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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区司铎反复抗议，当地男女平民还是遭到酷刑折磨，并在没有接受审判的情况下被枪决。他们被处决的理由相当随意，比如有人是因为倡导改善工作条件，有人则是因为参加过一次狂欢会，人们在会上为希尔·罗夫莱斯举办了一场恶搞 “葬礼”，并演唱嘲讽右翼的歌曲。有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他父亲是社会党人而被枪毙，还有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他那逃走的父亲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遭到杀害。总共有4名十几岁的孩子被杀害。一对年龄分别为73岁和63岁的老夫妇被枪杀——他们那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儿子也逃走了。已婚夫妇遭到射杀，他们年幼的孩子则被留下来活活饿死。在另一个案例中，克里斯托瓦尔·阿尔萨与他的妻子双双被捕，他们的头发被剃光，还被灌服了蓖麻油。在这之后，他们觉得已经安全了，所以他们俩仍然留在镇上，却再次遭到逮捕。克里斯托瓦尔的兄弟弗朗西斯科向当地国民卫队的队长请求饶过他们俩的性命，后者答复说他只能放过一个人，而弗朗西斯科必须从中二选一。他选择了他的兄弟。从1936年7月到1937年2月，在比利亚马丁共有102名男性和9名女性被处决。 24 在博尔诺斯有3名女性遇害，在埃斯佩拉有2名，在普埃尔托塞拉诺有1名，在阿尔科斯–德拉弗龙特拉有1名，在乌夫里克至少有10名，在奥尔韦拉则有5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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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杀戮行动都是在宣布戒严（Bando de Guerra）的保护伞下进行的，这些戒严令均基于凯波·德·利亚诺在7月18日颁发的法令。在安达卢西亚西部各省份与城镇中，尽管戒严令的措辞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是其用词均极为宽泛，实际上规定了可以对任何反对军事叛乱的人执行枪决。 26 那些进行杀戮的凶手事后可以轻描淡写地声称他们正在“执行戒严令”。在没有任何司法依据的前提下，人们遭到枪杀，而他们的尸首则被弃置在路边直至腐烂。事实上，凯波·德·利亚诺根本无权颁布这样一项法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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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于8月4日致函洛佩斯–平托，敦促他加快清洗加的斯左派分子的进程。随着首批非洲军团纵队在8月2日和3日离开塞维利亚向马德里推进，他写道：“这一切应尽快结束！从现在起不能超过10天。到那时，你必须消灭你省内所有（左派）武装分子与共产党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一名新上任的法官打听有关在加的斯被捕的那些著名共和派人士的审判进展时，他被告知，审判已被搁置，而原因是“通过援引1936年7月18日的戒严法令，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处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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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波·德·利亚诺的信反映出的是镇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加的斯、韦尔瓦和塞维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以及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大部分地区均已落入叛乱分子之手。在这个地区的人口中，共和派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党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则是其支持者。为了防止右翼武装纵队向北移动时在其后方出现任何异动，镇压力度将予以加强。在押人员将被杀掉。在发出这封信两天以后，凯波·德·利亚诺任命退役中校爱德华多·巴莱拉·巴尔韦德担任加的斯省的省长，可见他心中相当急迫。巴莱拉得到指示要“用更大的力量继续推进”。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占领军从8月8日起开始了更为系统化的行刑处决。在靠近省会城市的雷亚尔港，当地市长在7月18日晚阻止了反对教会的骚乱以及焚烧一所女修道院的企图。尽管如此，他还是于次日被捕。他是一位书商，同时也是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中一位温和共和派人士。尽管修道院院长代他向右翼方面请求宽恕，但他还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于8月21日被害。两个月后，他那已经被长枪党分子洗劫一空的书店也被查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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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位于比利亚马丁与乌夫里克之间的，像贝纳马奥马那样的村镇中，莫拉–菲格罗拉纵队逮捕当地镇长，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行组织了新的地方委员会。他们以奥尔韦拉为基地，跨过省界进入塞维利亚，在8月18日征服了塞维利亚省的普鲁纳镇，4天之后又占领了圣胡安新镇和阿尔加米塔斯。遭到人民阵线当局保护性拘留的当地地主和右翼分子声称，幸好右翼武装纵队及时赶到，否则他们将遭遇可怕的暴行。但是为什么左派会在考虑实施这样的暴行之前等待如此之久，却没有得到解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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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贝纳马奥马镇压行动的是一个被称为“罗塔之狮”的臭名昭著的团伙，该团伙的成员自称是长枪党徒，其领导人费尔南多·萨马科拉来自加利西亚，有施暴和武装抢劫的前科。战后对萨马科拉罪行的调查发现，有包括数名妇女在内的超过50人被处决。镇上的邮递员和他15岁的儿子一同被枪杀。“罗塔之狮”的成员作证说，当地国民卫队指挥官胡安·巴迪略命令射杀被捕人士，以掩盖他们遭到残酷殴打的痕迹。除了谋杀犯罪，还有相当多的盗窃被羁押者财物的行为，以及对逃亡者或遇难者妻子的性侵犯。这些妇女不得不奉命去打扫国民卫队的兵营与长枪党的办公室，并被强迫在萨马科拉手下组织的派对上跳舞。除了被剃光脑袋和强灌蓖麻油，在数个案例中，还有女性遭到巴迪略和萨马科拉的强奸。 31 萨马科拉被授予西班牙最高军事荣誉，圣费尔南多大十字勋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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