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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六章［168］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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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肯定看到了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为合法政权的巨大好处。他知道，只要英法两国承认它是合法政权，那就不仅可以将德意两国干涉的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审议，而且可以要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在发生反对合法政府的叛乱的情况下，允许合法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购买武器。此外他还知道，如果英法两国打算放弃其中立政策的话，希特勒一九二五年在《我的奋斗》中所预言的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野心——“[我们]把目光瞄准东方的国家[并且]主要考虑俄国以及附庸于它的那些邻国”——有可能暂时受到遏制从而推迟对苏联的可怕进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之后，艾登写信告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奇尔斯顿子爵，苏联政府确信，如果佛朗哥将军获胜的话，“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鼓励将使发动下一次侵略的日子更加逼近——这一次也许是侵犯中欧或东欧。那是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出现的事态，这就是苏联希望西班牙政府赢得这场内战的主要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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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认识肯定已经进入斯大林的战略考虑：由于德意两国的干涉，西班牙内战对法国的南部边境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它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西欧战争，在交战双方打到各自的元气耗尽之前，他实际上可以袖手旁观，结果，苏联将因这场战争脱颖而出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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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已经阐明了他在一场全面战争肆虐欧洲时的战略。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战争爆发［169］的话，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参战，但是，我们应当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为的是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决定战争结果的影响。”[2]一九四七年，这篇讲话首次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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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十年代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格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坚信，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总有一天会爆发战争。如果苏联能够置身于这样一场战争之外，它就可以期待坐收巨大的渔人之利，因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实力将因战争而削弱，力量的平衡将发生有利于苏俄的变化。……此外，在斯大林看来，与希特勒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排除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危险。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这种危险像噩梦一般困扰着苏联政府和民众。……因此，他希望得到宝贵的时间加速推进苏联的军备计划。同时他将关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在交战各国元气大伤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影响世界政治的格局。”[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室主任阿诺德·J.汤因比在《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一书中写道：“如果迟早将与德国发生另一场战争，它显然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战争将由一场争端引发，在这场争端中，西方列强根本不考虑可能将苏联首先推进战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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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只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十六年前——外国对这个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干涉和共产国际暗中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懈努力已经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几年后的外交承认并没有在这条鸿沟上架起桥梁。“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写道，“布尔什维克对西方世界充满了畏惧和怀疑。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清楚，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政策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尽管可能出现长时间休战，但是，在一方或者另一方被彻底打败之前，这是一场不可能结束的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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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毋庸赘言的是，在英法两国政府要人的圈子里，对苏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为他们没有纯粹将其视为当前的一种军事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源头，一旦与德国发生战争，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它只会受益于一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消耗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怀疑，这些“极端分子”——这里用的是他的原话——“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5]［170］张伯伦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所作的下面这一段陈述意味深长，它无疑反映了首相的看法：“英国和德国实际上是运行最为有序、管理最为完善的两个国家，两国均建立在国家原则的基础上……那是人类关系唯一有效的原则。与此背道而驰的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野蛮。如果这两个优秀的白人种族在战争中相互灭绝的话，那将是愚蠢至极的。由此获益的只能是布尔什维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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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首先在西欧造成的战争恐慌因当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只有苏联肯定会得到好处，它将以一场‘全面革命’以及‘斯大林和同志们’的最终胜利而结束。”[7]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当时以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布鲁姆为首的]法国政府确信，苏联政府理论上希望把西班牙内战进行到底，因为，尽管苏联政府首先将因马德里政府和巴塞罗那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半自治政府]被支持佛朗哥叛军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推翻而遭受挫折，但是，这将使德国企图在西属摩洛哥确立某种新的地位，同时使意大利企图继续占有巴利阿里群岛，进而导致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的战争。苏联政府的这一预谋最终可能将使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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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爆发七个月后，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下设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表示了类似的怀疑。这份报告没有特别提到西班牙内战，它断言，“苏联政府根本不会反对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只要苏联不受牵连”，因为，“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期望这样一场战争为在欧洲普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提供机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已放弃“世界革命的最后希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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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场被认为只有苏联将从中受益的欧洲全面战争的恐惧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不断加剧，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达到顶峰。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的一次英国内阁会议上，张伯伦的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发言说，在进行一场可能消灭希特勒的战争的同时，“几乎可以肯定将毁掉大量别的东西。结果可能是欧洲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除了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之外，没人愿意看到这种结果”。[10]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勋爵谈到了“一场世界大战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它将导致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某种状况的出现，这种状况接近于控制着苏联命［171］运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11]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写道：“苏联人[倡导集体安全]的目的是在欧洲制造混乱促成战争：他们不用亲自参与；他们希望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而这非常有可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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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给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一封电报中，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求大使“以你能采取的最认真的态度”警告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如果由于任何轻举妄动引发了一场欧洲战火，“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将从这场灾难中获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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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安并不仅限于政界。据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说，陆军部的约翰·迪尔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有利于苏联的阴谋，因此，与他们的许多同胞相比，他们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更多的忧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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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忧虑与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捷克危机直接有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同样困扰着英国政府，并且成为不干涉政策以及英国决定不与德国在西班牙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本书作者看来，它们也是英国政府在中欧和东欧采取亲德政策的根本原因，这种政策很快将以绥靖主义而著称。根据二战之后所公布的一系列与德国驻巴黎大使冯·韦尔切克伯爵的私人谈话记录，由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人组成的爱德华·达拉第政府私下里显然怀有同样不祥的预感。一九三八年五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前五个月，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对这位德国大使说，“任何解决方案”都比战争要好，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整个欧洲将遭到毁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受害者”。[15]司法部长保罗·雷诺同样直言不讳。他对韦尔切克说，战争对于欧洲将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只有遥远的已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俄国除外”，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古老文明世界的毁灭”。[16]至于总理达拉第，他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德国大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即使需要［172］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17]另外，在几个月后与德国代办布罗伊尔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达拉第“特别强调了一场欧洲战争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他还说：“在欧洲大陆衰弱之后，苏联不会让发动世界革命的机会溜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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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失时机地助长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德国和法国耗尽了国力之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屈伦塔尔将军对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说，“等待时机的苏联就会介入，那将意味着世界革命。”[19]即使只是因为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出于明显的外交考虑，法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他们的担忧，不过，像蒂埃里·莫尼耶那样的右派作家，公开表示过这种担忧。我们已经看到，莫尼耶坚持认为，“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克化”。他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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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只会对苏联有利”这种担忧，对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所作出的任何评价都会存在缺陷，然而，英国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状况正是如此愚蠢混乱，所以，只有极个别公认的权威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仅仅触及表面。但是，必须把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当作一个例外对待。他的经典著作《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中包括下面这一段直言不讳的内容：“在英国保守党和法国保守派人士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苏联希望促成一场欧洲战争，它将对战争袖手旁观，而战争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或崩溃。莫斯科将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瓦砾废墟上建立某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政权有所不同，这种专政也不会更好，甚至可能更加糟糕。……[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只要能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就不再威胁西方文明，苏联人的阴谋也可能使他们自食其果。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德国的入侵行动迟早要把它的兵力耗尽在俄国的干草原上，多年无法卷土重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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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温斯顿·丘吉尔的国民工党下院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和著名作家，我们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困扰着当时许多政治家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后来又决定了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军进占莱茵兰，只要英法两国不怕打仗，它们就能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制止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行为。在此前不久所写的日记中，尼科尔森道破了英法两国不愿干预的要［173］害：“我们当然应该战而胜之并攻进柏林。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只会使德国和法国产生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是苏联人非常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21]关于亨利和霍诺尔·钱农夫妇（亨利是下院的一位保守党议员），尼科尔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写道：“[他们认为]我们应当让德国这个勇敢的小国对东方的赤色国家随心所欲，还要让堕落的法国在它这样做时保持安静。否则的话，我们不仅将会看到西方出现赤色国家，而且还会在伦敦、凯尔维登[钱农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和绍森德发现炸弹。”[22]第二年，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说：“保守党的主张完全不变，愿意让德国进攻俄国并在近东横行霸道，只要它不来打扰我们。”[23]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写道：“我们已经丧失了意志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意志力量四分五裂。管理阶层的人满脑子想的是他们的财富，这意味着对赤色国家的敌视。这种敌视在我们与希特勒之间达成了某种纯属虚幻但在目前行之有效的默契。”[24]另外，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在战前和战时的保守党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奥利弗·斯坦利对哈罗德爵士说：“‘你知道，无论胜败，这都是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末日。’他用‘我们’指的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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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下面这一篇奥利弗·哈维的日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哈维担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私人秘书，然后继续担任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外交日记中写道：“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带来巨大而且不可预知的社会变革，所以战争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请看一九一四年。因此，除非关系到英国头等重要的切身利益，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从而避免打仗。……[保守]党内的富有阶层……认为，纳粹分子总的看来比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保守：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毁灭悠闲的富有阶层，因此他们为了和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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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不失时机地企图使英国政治家和上层社会名流相信，他是西方文明的守护人和潜在的反共斗士，而且他希望与英国和平友好相处。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协助。“一段时间以来，里宾特洛甫忙于在伦敦营造某种对第三帝国的友好气氛。”有影响的半官方的《泰晤士报》编辑、绥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杰弗里·道森的传记作者约翰·伊夫林·伦奇写道，“他的宣传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纳粹德国肯定是共产主义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楔子，这是杰弗里充分注意到的一个事实。”[27]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撰写的那本被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给予官方认可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著名政治家和保守党贵族劳埃德勋［174］爵表示，尽管希特勒的“手段可恶”而且无视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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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当有影响的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拜访希特勒时，这位纳粹领导人明确表示，“当共产主义成为一个问题时，他知道他在谈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现什么人比他谈得更好：他看到了共产主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且与之斗争了多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将在一二十年之内灭绝的思想。……它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思想，堪与创建了某个大型宗教的思想相提并论。……必须用另一种哲学与它斗争”。[28]据认识勋爵的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说，从那以后，洛西恩勋爵变成了“著名的与希特勒达成‘更充分的谅解’的鼓吹者，而且他比大多数鼓吹者的危害更大，因为他有魅力，因为他与英国政界上层人士关系友好过从甚密——他属于核心集团的一员，因为他有写作能力，其他鼓吹者都不具备这些东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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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九三五年担任外交大臣的约翰·西蒙爵士在当年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位纳粹领导人会谈之后记述道：“希特勒非常坦率地表示，他决不会同意与苏联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他断言，共产主义是一场瘟疫：不像——他声称只想让德国人接受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扩散性的传染病，它可能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他在德国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因此，德国是防止这种瘟疫向西扩散的屏障。所以他声称，我们应当心存感激。他不会与东方签订条约。我们访问柏林的实质性成果是，确认德国非常希望与英国达成充分的谅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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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轻而易举地使许多来访者相信了他的真诚。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可能心存疑虑，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担忧没有道理；希特勒是欧洲和平的虔诚信徒；如果他怀有敌意的话，那么，他敌视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英国”。[31]不过，另一些人在到访之前已经改变了看法。例如，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出任外交大臣之前不久应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拜访希特勒时，根据德国方面的谈话记录，他表示，完全认可元首对重建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英国公众舆论有时对德国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民不十分了解德国的某些措施产生的动机和条件。“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和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仍然充分意识到，元首不仅在德国国内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通过在德国消灭共产主义，切断了共产主义入侵西欧的道路，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德国看作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座堡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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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托马斯·琼斯以一种明显急迫的语气强调了英国与德国达［175］成某种谅解的必要性。琼斯在政界上层人士中交际广泛，是斯坦利·鲍德温首相的好友、顾问和知己，首相的“惰性”让热衷于英德友好的人们担心。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从首相周末度假的契克斯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几天前刚刚飞去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琼斯写道：“我们必须在苏联与德国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要快。……[希特勒]一直要求与我们结盟以形成一道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屏障。我们的首相将在明年的加冕典礼之后让位给内维尔·张伯伦，他在辞职之前并非不想作为最后的努力进行一下这种尝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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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鲍德温始终没有进行这种尝试，他不想使自己陷入外交事务，[34]结果，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尝试留给了他的更果断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不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和对苏联介入的担心足以促使鲍德温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无论法国人或其他人怎么做，他决不考虑让英国人与苏联人并肩作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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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鲍德温内阁的海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他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八月五日，鼓吹“严守中立”的霍尔写道：“我们决不应该在西班牙采取任何支持共产主义的行动，特别是在人们对葡萄牙的共产主义记忆犹新时，它可能蔓延到葡萄牙，尤其是在里斯本，这对大英帝国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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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主管英国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内部机构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莫里斯·汉基爵士的观点。“根据欧洲目前的状况来看，随着法国和西班牙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断言，“可以想象的是，不久的将来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也许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的队伍越大越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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