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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十二章［663］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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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诱使英法两国站在共和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内格林或共产国际现在显然已经无计可施。受到大肆宣传、标志着内格林的外交努力最高水平的十三点方案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归还某些国内外资产的大肆吹嘘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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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这些挫折，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牺牲品，不顾埃布罗河战役的惨败（这场战役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强渡埃布罗河开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攻占的所有地盘得而复失告终，伤亡大约六七万人），[1]不顾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部失陷，[2]斯大林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继续执行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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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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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曾经任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入侵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国家不会在我们失去这么一个重要地区的此时此刻帮助我们，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幻莫测。另外，法西斯入侵者在加泰罗尼亚的胜利使他们愈发胆大妄为，刺激他们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征服、掠夺和战争计划，结果，这反过来使那些迄今为止不愿面对现实的人认清了形势，从而增加了直接和间接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的苏联这个强大的国家，它是自由、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工人阶级以及真诚的民主国家迄今已向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并将继续这样做。部分因为在斗争中缺乏协调和果断，部分因为他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公正解决西班牙问题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变得完全对我们有利。但是，只要我们加强抵抗，仍然可以做到迄今尚未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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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说，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就像前几次当许多人认为已经彻底失败时一样，我们断言，……我们的抵抗可以改变局面。它可能导致国内外出现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优势，进而开启胜利的前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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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貌似乐观的情绪背后，政治局肯定知道困扰着党的上层人士的担忧。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重温了他早在埃布罗河战役惨败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就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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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已经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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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为了制止希特勒在欧洲的计划，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延长共和派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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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许多人将会因为延长抵抗而死，城镇和村庄将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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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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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害怕这些是荒谬的。西班牙有什么价值？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只要西班牙可以让苏联得到喘息，只要西班牙可以推迟对苏联的入侵，它的价值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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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卡斯特罗来说，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社会主义祖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要苏联存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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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关于埃布罗河战役后后方人们的普遍心态，他写道：“后方是这场悲剧的晴雨表。内格林和共产党徒劳地试图使人们相信，埃布罗河战役是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它解救了巴伦西亚。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没有公开表示这一点，因为公开表示仍很危险。……人们不再关心战争。他们关心胜利者。恐惧开始渗入几百万人的身心，他们的脸上露出巨大的悲伤，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因为这不仅是幻想的破灭，而且是可怕的受难的开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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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无情破灭的过程中，与军事失败和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起了同样重要作用的是，人们确信，无论结果如何，自由事业失败了。我们已经看到，令人恐惧的军事调查局逮捕了那些“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此时意识到，即使赢得胜利，共和国也没有前途。“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告诉他的女儿，“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6]而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则流露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不祥之感，他写道，如果内战以内格林的胜利而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7]至于代表着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温和派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正如我们所知，胡利安·贝斯泰罗表达了他们共同但不敢说出的想法，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断言：“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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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胜利的恐惧主要源于人们确信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将决定西班牙未来的政策，这一点应当毋庸置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赢得内战的话，共产党人强制实行他们的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但我知道，他们将会加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决不会再次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对控制军队那么感兴趣？如果他们宁愿冒输掉内战的风险也不愿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不能以他们比较善战因而使我们大家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内战为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除了他们的兵力更强之外，这不是事实，而那是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并且占据了更多的指挥岗位，但是，共产党的这种优势削弱了其他西班牙人的斗志，后者的人数多得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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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困扰反对派，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在保证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五个月后，内格林被迫向议会提［666］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普遍惶恐不安的议会，他在回应批评时没有表示愿意道歉或者给人以纠正的希望。他说，暗示军队受到某个政党的控制、谈论偏爱或袒护是对政府首脑、国防部长和军队的一种“侮辱”。“我们必须制止这些拙劣的含沙射影。”他接着恐吓道，“在议会中公开谈论它们是一种危害国家[lesa patria]的犯罪。何况，议员先生们，它们是捏造的。我不怀疑存在着失误。这是人的失误。但是说领导偏袒、任人唯亲是荒谬的，彻头彻尾的荒谬。这些说法造成了可怕的危害，即使它们是真的也不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危害。明天，当我们的敌人可以把那些应当更有责任感的人在这里所说的一些事情大规模复述传播时，他们该有多高兴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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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在议会内外都不能随意谈论的更重要的问题：劳动人民的士气低落，而胜利的希望取决于他们作出的牺牲。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从事组织工作多年、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英国小说家拉尔夫·贝茨承认，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所推行的政策是使无产阶级士气低落的决定性因素。一九四〇年与共产党人决裂之前不久，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今，在他们为革命作出了所有牺牲之后，在他们对共产党作出了所有让步之后，在他们憎恨的压制其军队——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民兵——的小资产阶级解散了他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之后，在这一切仍然无法赢得英法两国的认可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分析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想象一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痛苦吧。……我担心，由于发生的许多事情，共产党及其前途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例如，我曾经与许多西班牙社会党人交谈过。他们都对共产党怀有某种永恒的仇恨。这是一种灾难性后果。……我相信，你不了解各种政治倾向的西班牙工人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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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基斯塔因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敌意已经存留于后世。他在这封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最后几天所写的信中说：“这个结果是可怕的，但它不难预见到，我们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的每一个人。……[共产党人]应当独自对这一场可怕的灾难负责。即使他们以及那些像德尔巴约与内格林一样奴颜婢膝地为他们效力的社会党人有一百条性命，也无法抵偿他们的累累罪恶和蠢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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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内战结束以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Diputación Permanente de las Cortes）描绘了某种想象的情况，他说，“如果我们收到的那些姗姗来迟的战争物资能够早一点运到的话”，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提前四个月收到那些战争物资，”他说，“或许埃布罗河攻势将意味着内战的结束。只要我们提前两个月收到它们，加泰罗尼亚也不会就这样失守。即使在博尔哈斯布兰卡斯失守之后——当时加泰罗尼亚的守军还有三万七千支步枪——如果我们收到我们需要的物资，几乎可以肯定，巴塞罗那不会失守。……即使在巴塞罗那失守之后，我们也可以守住加泰罗尼［667］亚，然后我们将赢得内战，因为我一点也不怀疑，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抵抗六、八或者十个月，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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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占领了西班牙最大的工业中心、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坚固堡垒以及地方自治脉动中心的巴塞罗那，这使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士气跌到了低谷，失败主义情绪达到高潮。对于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共产党人通过抵制造成破坏的工会革命博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而崛起——来说：抵抗政策和空泛地保证“尊重地方自治权”的十三点方案毫无意义。巴塞罗那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对阿萨尼亚总统说，“由于内格林对加泰罗尼亚的敌视政策，加泰罗尼亚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了。”[14]本人主张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巴塞罗那日报》（55）主编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回忆了日益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非常明白忠于内格林政策的人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告诉我们要进行抵抗，可是，‘我们在哪里进行抵抗，用什么来进行抵抗？’我们这样问自己，‘而且，我们为什么抵抗呢？’他们提出的坚持抵抗[resistència numantina]的理由和目的在我们看来不够充分和明确。在其整个政治—军事政策中，内格林排除了一切加泰罗尼亚因素；根据持续不停地兼并集权的意图，他已经强行剥夺了加泰罗尼亚的决定性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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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最后的危机即将到来。坚定支持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描述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巴塞罗那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马德里之间的“巨大反差”：“气氛多么不同啊！那时多么热情……现在多么沮丧！敌军进入巴塞罗那之前四十八小时，它已经是一座死城。……完全是因为这种气氛使平民和士兵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它]失守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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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霍不顾使工人阶级——他们构成了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力军——士气低落并使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幻想破灭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时，对于突然降临加泰罗尼亚的灾难，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它在纪念加泰罗尼亚失陷两周年之际宣称：“自治政府没有组织[地区的]防御，而是动员它的力量阻止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在西班牙国内外与共和国政府一意周旋，破坏共和国政府的威信。由于对人民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更愿意背着共和国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谈判来寻求救助，正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帮助佛朗哥赢得了内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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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没有证据表明自治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虽然加泰罗尼亚确实有一些分离主义者，只要存在一点可能，他们乐于通过谈判实现某种独立的和平。但是，佛朗哥几乎已经赢得内战，而且世界对此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然继续努力以求得到民主国家的军事援助。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民族主义军队进军巴塞罗那途中无情地扫荡他们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像其前身《国际新闻通讯》一样用几种语言出版的共产国际的喉舌《世界新闻与观察》发表了一份由十六个共产党组织签名的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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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威胁着法国、欧洲和世界。我们发出警告。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援助西班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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