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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9 和解（公元1172—11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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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和宗教对抗……宗教观念在人类心智中占据的领域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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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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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并没有立即再选举一位新执政官。他们需要时间思考，毫无疑问，如今局势已经极度危急，威尼斯人正处在同时与两个大帝国交战的状态，然而他们曾经出类拔萃的海军实力大减，已经远远不及六个月前声势之壮，而且为了防止瘟疫扩散，有许多船只在爱琴海上被蓄意付之一炬。由于被羁押在拜占庭的威尼斯人无一被释放，同时，威尼斯以及其他潟湖城市因为瘟疫肆虐产生的受害者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人力短缺就成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问题。国库空空荡荡，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威尼斯只能故技重施，像前一年那样发行强制性公债。[75]而最糟糕的是威尼斯人意志的消沉，维塔莱·米希尔是共和国历史上第八位死于暴力的执政官，但他是近两百年来的第一个。或许威尼斯人意识到他们突然受到了集体性歇斯底里压倒一切所带来的力量影响，并察觉到这场谋杀中他们所要担负的某种集体责任。无论如何，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与羞耻，并且觉得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和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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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究竟是哪里出错了？显而易见，导致远征失败和国家贫穷的主要责任得落在米希尔执政官身上，但是那些用来控制他行为的审查与平衡力量在哪里？过去由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执政官本人规定，在执政官职位之下，还有两位顾问，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此外，执政官有义务在必要时“邀请”其他德高望重的公民提供额外建议。他还同样有权召集所有人举行公民大会（arengo）。但是弗拉班尼科已经去世一个半世纪之久，两位顾问的权威也丧失大半，城内的元老亦很少得到“邀请”，而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全民大会也不再是实际可行的措施。早期潟湖聚居地的居民因为人数较少，可以聚在一起召开全体公民议会，而如今要是仿效祖辈所为，显然与会人数就实在太多了，而且，即便将人们聚集起来召开会议，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如此庞大的人群。集聚起来的人群（Arenghi）现在更近于一群合法的暴民，近几年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他们在参与国家重要的决定上并不可靠。只有在法律特许的情况下，如执政官选举或宣战时，他们才会被召集起来。因此，执政官的权力在事实上是不受约束的。所以重新定义威尼斯政府中的三个统治部分：执政官、顾问与民众，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件事的必要性直接导致了公元1172年至1173年，可以说是威尼斯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政改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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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改革是由四百八十名威尼斯杰出公民组成的代表大会。威尼斯全城六大行政区中，每个区各有两名代表负责这些公民的提名，这四百八十人在政府供职，为期仅限一年。自此之后，这个代表大会（Comitia Majora）或者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的组织承担起任命所有主要共和国官员的责任，其中包括六大行政区的十二名代表。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安排就意味着在第一年之后，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各行政区代表和大议会就可以互相提名，从而形成一个将一般大众完全排除出组织管理的封闭圈子。全民大会没有被废除，但尽管它被强制保留下来，却被尽可能地剥夺了实权，它最小心守护的特权——选举执政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先前执政官赛尔沃的就任为例，威尼斯的人民在领袖的选择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这么做的权利是威尼斯宪法的基石。然而从现在起，执政官的选择被授权给大议会提名的十一位特别选举人，新执政官的名字也只会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作为既成事实告知聚集的人群。这一新程序的首次尝试导致了骚乱，直到众人商定出一个折中方案，反对的人群才被安抚住。在这个方案中，胜出的执政官候选人需要在圣马可大教堂正式在众人面前现身，同时伴随着例行公事的话语：“假如他让你们满意，那么这就是你们的执政官。”于是人民的声音在理论上得到了保留，不过威尼斯人也知道，这不过是礼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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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下一步是将执政官的顾问人数由两名上升到六名。因为他们的职能主要是限制执政官权力，因此这些顾问会经常侍于执政官左右，或许还乐于享受他们否决执政官决定的权力。顾问和执政官共同组成了一个内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日后以执政团（Signoria）或评议会（consiglietto）的名字为人所知。作为外部的咨询机构，元老们（pregadi），或元老院依然存在着，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元老们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之后都得到了大议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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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措施削弱了威尼斯行政管理金字塔的顶峰和底座，加强了中间阶层的力量。其后威尼斯还需要进行几个步骤的改革，才能迈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它不断完善并将其改造为威尼斯独特体系的寡头政治。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对执政官权力的削减限制并未表现在执政官声望的损失上，相反，威尼斯政府进一步增强了执政官的高贵威严，以及执政官身边各项排场仪式的奢华气派程度。再往后，一当选举结束，新执政官就会坐在一把特别的圆形椅子上被抬着绕圣马可广场一周，这把椅子被称作“井口”（pozzetto），因为它的外表看上去同城中水井的井口十分相似。接着，当选的执政官向众人分发赠礼；另外，从此以后每当执政官离开执政官宫执行国务，他身边都跟随着一条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组成的长长队列，前呼后拥，气派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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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无论是盛大的仪式场面，还是在随后的法律规定中价值在一百至五百杜卡特之间的赠礼，都不能够补偿威尼斯人在政治体制变革中被夺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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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威尼斯人总体上对新的选举系统削减了他们古老的权利一事愤愤不平，但当十一名选举者决定让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成为新一任执政官时，没有人认真地质疑他们的抉择是否明智。这位新执政官聪明过人，虽是古稀老人但仍然精力充沛，而且他还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与其不相上下的庞大财富。鉴于威尼斯已经到达了破产的边缘，他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恢复国家财政状况，同时在元老们的建议下，停止了新政府债券的所有偿付行为。这是个十分勇敢的决定，不过社会上因此而生的怨气要比想象中来得少。政府的债券持有人都是威尼斯公民，他们爱钱，但更爱威尼斯，而这种对他们爱国心的直接呼吁立刻得到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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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了，它再度派出大使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和，并希望能释放所有仍身陷囹圄的威尼斯人。不过他们的努力还是落空了，曼努埃尔·科穆宁依然毫不妥协。鉴于此时威尼斯剩下的舰队正积极同红胡子腓特烈的军队围攻拜占庭所属的安科纳，皇帝这番态度倒不足为怪，然而他针对威尼斯人第二次主动求和表示出的拒绝日后被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使得曼努埃尔一世的后继者因此饱尝苦果，悔恨不堪。同时，与拜占庭帝国周旋的失败使得威尼斯人转而投入了西西里王国威廉二世（好人威廉）的怀抱。公元1175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时限二十年的合约，从中取得的商业条款要远远优惠过威尼斯人之前曾享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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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英明的领导下，威尼斯开始渐渐复苏。物质上的复原难免还需要一些时日，然而另一方面，人们重振精神的过程要迅速得多。公元1177年，一件大事令威尼斯吸引了全基督教世界的注意。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与皇帝腓特烈一世握手言和，终结了长达十七年的教廷分裂，给意大利带来了和平。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年，公元1176年5月29日，伦巴第城市同盟在莱尼亚诺让红胡子腓特烈遭受了他有生以来遭遇过的最大惨败。腓特烈失去了他大部分的军队，他自己仅以身免。不过这场大难使皇帝恢复了理智，经过四场漫长的意大利征伐战，腓特烈发现伦巴第诸城对他的反抗之心越来越坚决，而从伦巴第城市同盟成立以来，它们也有能力将信念付诸行动。而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几乎被所有地区承认为合法的教宗，哪怕是在腓特烈本人的帝国内也是如此。如果腓特烈继续固执己见，在已经耗费了他一生中最好时光的政策上不肯回头，那么他就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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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腓特烈派出的大使在阿纳尼与教宗会面，商讨和解的有关条件。本质上双方的要求都很简单，教宗对帝国的要求是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偿还教会财产，并且同拜占庭、伦巴第城市同盟和西西里王国媾和；而帝国这边，则要求教宗承认腓特烈的妻子为皇后，其子亨利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且认可原本属于敌对教宗派系教区内名望卓著的数名高级教士。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召开这场重要会议的地点，博洛尼亚曾经被列入备选方案，但是因为它隶属于伦巴第城市同盟，因此被腓特烈驳回。最后，在旷日持久的商议后，教宗与皇帝同意在威尼斯会面，不过前提条件是在教宗给予准许之前，腓特烈不得进入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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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上，没有比威尼斯更好的选择了。的确，威尼斯是伦巴第城市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但另一方面，近来它与拜占庭之间产生的麻烦令其无法在同盟事务中扮演一个活跃的参与者角色，而且在安科纳的城墙下，威尼斯曾一度与神圣罗马帝国并肩作战。同时，威尼斯保持独立的历史要长过任何一个北意大利城市，同时还是一座招待多方来宾不费吹灰之力的豪华大都会，所有可能与会的欧洲显贵，包括王公、主教、大使以及伦巴第诸城派出的代表，都会在这儿以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得到招待，真正是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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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77年5月10日，教宗偕同他的教廷成员抵达威尼斯。他受到了执政官以及阿奎莱亚同格拉多两位宗主教的欢迎，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弥撒之后，教宗被请上国宾级别的游艇，前往圣西尔维斯特罗的宗主教宫，在他逗留期间，这座宫殿任凭教宗使用。在与皇帝会谈之前，教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阿纳尼会谈期间，他无暇为西西里或伦巴第城市同盟说话，如果教宗允诺的和平之吻要达到他意图取得的重要性，这两方将会和帝国的全权代表签署协议。因此现在在宗主教宫的教堂内展开了第二轮磋商，同时依照之前的和解条件，皇帝仍然被禁止进入威尼斯领土范围，因此他在拉文纳将一切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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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城市同盟的代表被证明是特别难缠的谈判者，与他们的谈话拖延了很久，占据了两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无论如何，到了7月初，协议的达成近在眼前，而且为了加快沟通，教宗同意让腓特烈接近基奥贾，这样他可以每日实时跟进谈判进度。到目前为止，腓特烈一世的表现堪称典范，并且在这种只能令他感到耻辱非常的情况下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克制，但最终他开始显露不耐的迹象。在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破裂以来的六年中，腓特烈的支持者在这座城市内大量增加，直至组成一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派系。这批人如今鼓动腓特烈立刻进入威尼斯，以此作为对教宗禁令的挑衅，从而迫使亚历山大三世与伦巴第城市同盟答应更有利的谈判条件。腓特烈显然动心了，但在得到齐亚尼执政官允许之前他拒绝动身。考虑到直接拒绝可能导致皇帝的拥护者们兴起暴动，齐亚尼执政官对是否答应此事犹豫不决，而来自同盟的代表惊怒交加，退居到特雷维索。在这一刻，过去多年来所有谨慎小心的外交斡旋，仿佛都将化作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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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了事态的是西西里人。他们外交使团的领袖，萨莱诺的罗穆亚尔德大主教下令所有船只做好匆匆起航的准备，暗示一旦他和他的使节团决定离开，其主君威廉国王就会立刻对威尼斯的背信弃义采取报复。大主教的意思再明确不过，过去两年中，在巴勒莫、墨西拿和卡塔尼亚的威尼斯商人已经剧增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假如威廉要效仿公元1171年曼努埃尔一世之故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行动。于是齐亚尼再不踌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确定只有在教宗正式批准之后，才会允许红胡子腓特烈进入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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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场危机似乎给所有谈判者造成了一点有益的震动。悬而未决的谈判细节很快被敲定。公元1177年7月23日，和约正式完成。在教宗的要求下，一支威尼斯小型船队前往基奥贾，将腓特烈迎至利多，同时，四名枢机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那里欢迎皇帝。皇帝在他们面前庄严宣誓放弃他培植的敌对教宗，并正式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作为回报，主教们解除了对腓特烈长达十七年的逐出教会的惩罚决定。红胡子终于得以进入威尼斯。次日清晨，执政官带着一大批显赫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到达利多的圣尼科洛教堂，亲自陪同在教堂中过夜的皇帝登上为此事特别装饰一新的驳船，然后一同隆重地驶向莫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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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威尼斯人对盛大场面和豪华排场的喜爱根深蒂固，这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于是他们决定要在这时恰如其分地表现。人们连续数日拥入城市，城内旌旗飘扬，窗户装饰得华丽醒目。在现存的几份见证者记录中，信息最丰富，描写也最为生动的是《从威尼斯里亚尔托带来的和平协定》，它的作者或许是一位德意志神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可以确定他当时找了个视角颇佳的位置，本人的地位也不低，这使得他能够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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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时分，教宗的侍从匆匆前往圣马可大教堂，关闭了它宏伟正门正中心的那一扇。然后他们将许多木材运到那儿，又使用梯子和木板，搭建起一张巍峨华丽的宝座。他们还在码头两侧各竖起一根高度令人惊叹的松木柱子用来悬挂圣马可的旗帜，这些旗帜大到垂地，布满极致华丽的刺绣，这个码头被称为“大理石码头”，距离圣马可大教堂不过一箭之地。当天第一个小时之前［早晨六点］，教宗就在那儿抵达，登上威尼斯的土地。观弥撒之后，教宗随即登上宝座高处，等待皇帝到来。宗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大主教们还有数不清的主教与教宗共同出席，教宗座位的右手边是威尼斯宗主教，左手边则是阿奎莱亚宗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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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在米兰大主教和拉文纳大主教之间就谁应当优先入座爆发了一场争执，他们两个都抢着要坐在教宗右侧的第三号座位。教宗决定终止这场争端，他离开自己高贵的座位走下台阶，坐到人们之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可以坐在他的右手边，也不存在第三号的地位了。差不多在第三个小时，执政官的驳船载着皇帝、执政官以及前一日教宗派出的枢机主教们抵达了威尼斯，皇帝由七名大主教和众多咏礼司铎引领，在庄严肃穆的队列中步向教宗宝座。当皇帝走到宝座前，他丢弃身上穿着的红袍，俯伏在教宗面前，亲吻他的双足和膝盖。[76]教宗站起身来，将双手放在皇帝头顶，然后拥抱并亲吻了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最后，教宗说道：“教会之子啊，欢迎你。”接着他拉着皇帝的手，引他走进大教堂，此时铜钟齐鸣，人们唱起了《感恩赞》。等到典礼结束，教宗与皇帝一同离开了大教堂。教宗骑上他的马，皇帝为他牵马坠镫，然后一行人前往执政官宫，这一切都发生在周日，正是圣雅各日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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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教宗赠给腓特烈许多盛有各色食品的金银罐子，还有一头肥胖的牛犊，伴随着赠礼教宗说：“我们应当尽情欢乐，因为我的孩子曾经死去如今复生，曾经失去如今又重新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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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历山大三世来说，威尼斯的和平协议同时标志着他教宗任期的高潮与顶峰的到来。他忍受了长达十八年的教廷分裂与十年远离罗马的放逐生涯，腓特烈一世，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最为可畏的人对他抱有深刻的敌意，一直等到年逾古稀，才终于得到了忍耐带来的回报。如今这回报可不仅限于腓特烈对他合法地位的承认，皇帝还必须认可教宗国对罗马的所有世俗权利，而他与伦巴第城市同盟达成的六年停战协议也只是腓特烈对同盟中个别城市的独立做出的初步承认。这是一位教宗对皇权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甚至比一个世纪前在卡诺莎取得的空洞胜利更为伟大，而这全都仰赖于亚历山大三世领导他的教会度过最艰难时期的耐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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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艰难时世告终，而教宗的美德仍在。无论是在他胜利的当天还是此后皇帝在威尼斯逗留的任何一段时间，教宗都没有对前宿敌表现出最轻微的得意与幸灾乐祸。有那么一两位后来的威尼斯史学者，像那位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马蒂诺·达·卡纳莱那样，仍然对一个传说念念不忘，故事提到，皇帝朝教宗匍匐下拜时小声说“我不是对你行礼，而是对圣彼得”，于是教宗就把脚放在皇帝的脖子上，尖锐地回敬道：“你是在跪拜我，还有圣彼得。”不过这个故事从未出现在同时代的作者笔下，也和目前我们找到的所有第一手见证数据所记载的不同。皇帝本人的表现也无懈可击。在这场伟大和解的次日，他甚至表现得更为谦逊有礼，在教宗离开圣马可大教堂时，他再一次为其牵马坠镫，假如教宗没有加以婉拒，腓特烈一世甚至可能会一直牵着亚历山大三世的马走到教宗乘船启程的地方。人们不禁要怀疑，腓特烈是否会记起二十二年前，他在前往罗马加冕的路上，因为在苏特里拒绝为教宗阿德里安提供同样的礼遇而浪费的两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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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弥合两派纷争上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当然它从中得到的回报相对地也十分可观。财政方面，公元1177年值得纪念的夏季对威尼斯恢复繁荣做出了极大贡献，皇帝在城内作为贵客逗留了整整八周，直到9月18日才离开。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则一直待到10月中旬，留在威尼斯长达五个多月。其间大多数时候，威尼斯从未如此人满为患，过去它的外籍流动人口主要为旅行者和商人，如今它接纳了数倍于正常流量的外来人口，它们都是欧洲最显赫的王公贵族和教士，并且都热衷于在随从人员的豪华程度上胜过他们的竞争对手。举个例子，科隆大主教携有一个不少于四百名秘书、神父和侍从的随从团；而阿奎莱亚宗主教夸口有三百名随从，和美因茨与马德堡大主教不相伯仲。安迪拉伯爵罗杰身为西西里国王的第二位使节，带来了三百三十人；因此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那一百六十人的随员队列看上去就实在是寒酸得很不像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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