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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4 君士坦丁堡陷落（公元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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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蜘蛛织就皇帝宫殿的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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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枭啼鸣，在阿弗拉西亚布的塔楼上下令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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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后援引的十三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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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它的陷落是最不令人意外的。从拜占庭帝国的角度来看，约翰八世对意大利的访问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公元1439年，费拉拉会议的代表们集体转移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会议设法掩盖了东西方两大基督教会之间有限但深不可测的教义差距，[196]但当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宣布他费尽心力达成了教会的合二为一时，神职人员和民众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而皇帝也没能成功地劝说西方的统治者们出兵拯救拜占庭帝国。教宗尤金顺应皇帝的请求号召发起十字军东征，但结果只组建起来一支大多由匈牙利人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小型军队，将将走到黑海沿海的瓦尔纳，这支军队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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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8年，约翰八世去世，将皇位留给他在世的兄弟中最年长的康斯坦丁。三年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以十九岁之龄坐上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之位。公元1452年8月，穆罕默德二世完成了如梅利堡垒这座庞大要塞的建设，它位于如今伊斯坦布尔东北方一到两英里，依旧巍然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处。至此，穆罕默德二世的意图和他让拜占庭臣服的决心已经表露无遗，差不多就在城堡完工之前，他下令要求所有来往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必须接受检查。11月的时候，两艘威尼斯船成功穿过土耳其人的枪林弹雨，带着着火的船身逃脱了，但是第三艘威尼斯船在效仿它们时被炮弹直接击中而沉没。船长和水手们被带到苏丹面前，在苏丹的命令下，所有水手都当即被砍下了脑袋，而船长安东尼奥·里佐的遭遇更为凄惨，他被处以穿刺的刑罚，尸体还被曝于路边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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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的暴行在威尼斯引起了恐慌。比起作战，威尼斯向来更倾向于同他们做生意，自从土耳其人控制了东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部分地区以来，与他们贸易对维持共和国的繁荣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事，从威尼斯人的商业眼光来看，这结果或许更令他们满意。因此，威尼斯毫不犹豫地同穆罕默德续订了之前与他父亲订下的友好关系和商贸协议。但另一方面，威尼斯同样不能忽视它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商业社区，就在前一年，皇帝康斯坦丁还确认了它们的商业优惠特权，而威尼斯对穆罕默德更长远的计划并不抱有乐观的幻想。一旦拜占庭帝国覆亡，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穆罕默德二世将注意力转向对付克里特岛以及威尼斯在希腊陆上本土和爱琴海的其他殖民地。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意外事件发生前三个月，一个提议放弃拜占庭人，让他们听天由命的提案在元老院以七十四票对七票的绝对多数而宣告无效，而苏丹残忍屠杀合法通航途中的威尼斯公民的暴行则必然刺激威尼斯人设法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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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如何报复？威尼斯共和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都被牵制在伦巴第，此时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对威尼斯安全的危险要更直接且迫在眉睫。而经过三十年在意大利大陆上的征战，威尼斯的国库已经大大空虚，人力也显得捉襟见肘。威尼斯无力再发起新一场战争来对抗一个身在相反方向数百里外所向披靡的敌人。因此，即使它采取了相对来说不那么大胆无畏的保守政策，也至少是无可厚非的。威尼斯仍然继续给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制作数量有限的硝石和护胸甲，后者则以信用状的方式支付货款，同时，威尼斯还允许皇帝在克里特岛招募志愿兵。最后，威尼斯还命令自己的海军司令尽可能为帝国的基督徒臣民提供帮助和保护。然而，威尼斯人绝不会采取任何无缘无故的攻击性行为来得罪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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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2年12月初，一位威尼斯海军指挥官，海湾副司令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和五艘桨帆船一起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年轻的船医尼科洛·巴尔巴洛就在其中的一艘船上，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之后到来的攻城战，这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为详细且精确的报告资料。差不多与特雷维桑同时到达的还有前基辅大主教，如今是罗马枢机的伊西多尔，他奉教宗之命前来为东西方两大教会的融合举行宗教仪式。12月14日，就在受到几乎所有拜占庭神职人员和城内居民抵制的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在一艘威尼斯船上，作为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长期贸易殖民地领导人的威尼斯市政官以及所有城内威尼斯商界的首脑人物参加了一场会议，伊西多尔主教以个人身份在会上向聚集的军官们呼吁，恳求他们不要放弃面前这座城市。然而特雷维桑的答复是，他必须遵守政府的命令，在另一艘来自特拉布宗的桨帆船抵达的十天之内离开。这位指挥官乘船离开这座城市已成定局，但他很乐意带任何想要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商人以及任何准备转运的商品一起走。市政官和商人们回到岸上，又秘密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这些人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留在这座城市并为其奋战，于是他们以二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决定，要用武力扣下威尼斯的舰船，做成这件事后，这些人用最快的方式送信回威尼斯，解释他们这么做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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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记载元老院对此做何反应，但他们在公元1453年2月收到了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市政官吉罗拉莫·米诺托的又一封来信，信中详细报告了土耳其人备战的速度和规模，同时恳求他们尽最大可能火速派遣援兵。这显然起到了作用，2月19日，“鉴于君士坦丁堡正面临的致命威胁”，元老院成员通过投票，派出了一支由十五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这些船一经整修完毕便立刻起航，同行的还有各搭载四百人的两艘运输船。而这场远征的资金来源于威尼斯政府向所有在黎凡特有利益关系的商人特别征收的税款。同时，更多措辞愈发急切的信件被送到教宗、阿方索国王、神圣罗马皇帝和匈牙利国王手里，书信指出，假如他们不立刻加入战场，助威尼斯一臂之力，君士坦丁堡将必然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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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同样耽搁了很久。当舰队终于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起航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围困了一个月，而金角湾的八艘威尼斯商船（五艘属于特雷维桑，三艘来自克里特）被匆匆改装成战船，准备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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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持续了整个4月，皇帝的七千士兵在长达十四里的城墙上抵抗城下苏丹超过八万人的军队，此外，横亘在君士坦丁堡和它的毁灭之间的三重防御工事正被土耳其人的大炮冷酷无情地不断轰击。在当月22日星期天，穆罕默德二世效仿十四年前威尼斯人在加尔达湖的故智，获得了比当年那次行军更大的成功，他将七十艘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拖过佩拉山，到达山那一边的金角湾。数日后，一个威尼斯人试图摧毁这些船只，但很大程度上由于热那亚人的嫉妒之心，这次行动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于是如今消耗敌人从而保全这座城市的渺茫希望就落在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威尼斯舰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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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这点渺茫的希望仍然存在着问题。虽然米诺托向皇帝承诺威尼斯会派出一支舰队，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至今他的请求还没有得到元老院有利的回复，因而米诺托也没有足够的底气来保证承诺会变成现实。而且即便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知道后续一连串的拖延阻碍了舰队及时出发。不过尽管如此，大批海军正奔赴君士坦丁堡这件事仍有很大可能实现，或许再过不久，它就会变成现实。5月3日午夜，一艘威尼斯双桅帆船升起土耳其旗帜，船上的十二名水手志愿打扮成土耳其人模样，驾驶船只溜出金角湾，穿过马尔马拉海到达地中海，希望能与前来救援的舰队取得联系，促使它尽快到达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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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天后的5月23日，这艘船回来了。在午后斜阳下，它没法再在马尔马拉海的土耳其船眼皮底下蒙混过关，随即便有几艘船对它穷追不舍。然而凭借着极高的速度和机动性，威尼斯船逃脱了被俘获的命运，等到夜幕降临，它趁着横贯金角湾的铁索降低的时机回到城内。但是它带回的消息却没能鼓舞守城者们。这艘船在爱琴海上搜寻了三个星期都没有找到威尼斯舰队的影子，船员们四处寻访，也没有得到任何船队被派遣出航的消息。当这次任务眼看就要无功而返时，有一个水手提议前往威尼斯，他认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君士坦丁堡眼看已经不可能继续掌握在基督徒手中了，即便现在它仍未陷落，这座城市的覆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返回报告任务失败，得到的也只会是死亡或牢狱之灾。但是他的同伴们不肯听从他的建议，他们被皇帝授予任务，那么不论君士坦丁堡如今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或者已经沦陷在土耳其铁蹄之下，不管他们自己是生是死，都必须履行职责，完成使命。于是这些人选择带着坏消息返回君士坦丁堡。他们一回到城市，就被带到皇帝面前，皇帝首先感谢了这些人的勇气和忠诚，接着，他难以抑制心中情感，整个人垮了下来，泪流满面。如今只有耶稣基督和圣母可以拯救这座城市了，皇帝如此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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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一切都结束了。5月29日清晨，土耳其人越过君士坦丁堡破损不堪的城墙，拜占庭帝国就此覆灭。这个帝国面对着比它装备精良得多的强大敌人持续不断的炮击，英勇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在最后被征服之前，整整坚持了五十三天。即便如今败局已定，这个帝国还是没有投降，皇帝康斯坦丁见大势已去，便亲自投入了肉搏战最激烈的地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国捐躯。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皇帝的无头尸体，死者的脚上仍然穿着系带凉鞋，鞋子是代表皇室的紫色，印着拜占庭帝国的黄金鹰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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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拜占庭陷落的同时，威尼斯前去救援的舰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它们迟迟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元老院的记录中找到。我们从中发现，贾科莫·洛雷登将军直到5月7日才收到出航命令，而记录又补充，由于次日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使得他至少到5月9日前都无法动身。他被指示在科孚岛稍事停留，捎带上在那儿的另一艘桨帆船，接着在前往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忒内多斯岛之前到尼格罗蓬特（优卑亚岛）装载物资。他将在那里见到由阿尔维塞·隆哥率领的另一艘威尼斯桨帆船，隆哥在三周前离开威尼斯，为的是搜集土耳其人的部署情报，等这两方会师之后，他们再一起率领船队驶向君士坦丁堡。[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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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安排下，洛雷登不能按时抵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个季节从北方吹来的烈风中，一支大型舰队要从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取道而上并不是件可以很快完成的轻松任务。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从君士坦丁堡逃出的威尼斯水手们没能联系上隆哥，或许是水手们返回的时候他还没有抵达泰内多斯岛。无论如何，在没有掌握确切路线信息或航程日期的情况下，要追踪海上的船只，直到二十世纪前都只是件碰运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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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威尼斯舰队会耽搁那么久？这是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就像史蒂芬·朗西曼爵士曾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因为威尼斯，或者任何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无一能理解苏丹坚忍固执的性格及其战争武器的极高质量”。当然另一方面，至少对威尼斯人来说，他们绝不认为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无法攻破，二百五十年前，老丹多洛执政官和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洛雷登的旗舰搭载了前去觐见苏丹的大使巴托洛梅奥·马尔切洛，鉴于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战事可能已经结束，因此马尔切洛本人和他所得到的指示都是为了这一情况而准备的。而对大使和洛雷登将军，威尼斯的指示特别要求他们一切以小心为上，在航程中，洛雷登除非自卫，否则不得与任何土耳其船只交战；而一旦到达君士坦丁堡，由于没有从威尼斯方面获得听从皇帝指挥的命令，对将军来说他就不会得到投入战斗的直接指令，反而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们有序地护送回国的任务给予了他更大的压力。马尔切洛的任务则是向苏丹强调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有和平，即便它派遣舰队来到君士坦丁堡，也是为了保证商人们的安全和威尼斯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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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他们自己都未必完全承认，威尼斯人确实遵循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政策。威尼斯人希望全世界都认为他们为拯救东方基督教世界派出了一支庞大的救援舰队并且已尽人事，虽然结果不成功，但还是鼓舞了欧洲的统治者们效仿，但实际上他们意不在此。作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威尼斯人很清楚拜占庭帝国注定覆灭，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与接收它的奥斯曼土耳其为敌，这是毫无必要的。从与穆罕默德二世的友谊中，威尼斯人看到的不仅仅是延续他们在东方利润丰厚的贸易活动的最佳途径，而且很大可能也是保留他们在希腊和爱琴海现存殖民地的唯一机会。而威尼斯人另一个对远征君士坦丁堡缺乏热情的表现是他们拒绝用公款资助这次航行，甚至在所有大宗捐款付清之前不允许船队起航。这样的态度显然与十字军东征的热情或者真正觉得事态紧急的感情搭不上边。如果说威尼斯没有及时向君士坦丁堡派出援军，这只是因为它并不真心希望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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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身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尽管他们彼此憎恶，互不信任，但还是在整场战争中并肩奋战。正是一个名叫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的热那亚雇佣兵在全长四里的陆上城墙上指挥作战，用他本人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一次又一次地让守军重整旗鼓，直到最后一战时胸口的致命伤将其打垮。随后朱斯蒂尼亚尼不顾皇帝多次恳求，坚持留在战场上，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自己先前的赫赫声名削弱半分。而当城破之时，却是威尼斯人承受了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苦难。除了驻守在南端城墙的两个小队，威尼斯军队的大部分都在市政官吉罗拉莫·米诺托的指挥下集结在布雷契耐宫周围，这儿正是北段城墙蜿蜒下行转向金角湾的地方，土耳其人也正是从这里打开了第一个主要突破口攻入城市。很多威尼斯人在战斗中身亡，剩下的俘虏中最重要的九人当即被斩首，其中就包括米诺托和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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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威尼斯桨帆船上的水手，他们的遭遇则要好一些。多亏了土耳其水手的贪婪，在劫掠开始的时候，他们唯恐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们抢走了最好的战利品，于是丢下了把守金角湾入口的职责，威尼斯船因此得以穿过隆隆炮火，搭载上游出海湾投奔它们的难民，然后乘着强劲的北风鼓足风帆迅速驶入马尔马拉海安然逃脱。一些希腊和热那亚的船只也如法炮制。然而有少数手无寸铁的商船和两三艘热那亚船一起停泊在金角湾略远的地方，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来不及跟着之前的船只逃出，于是连人带船一同被土耳其人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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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城破之后整整三日比二百五十年前拉丁人的所作所为更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记录，就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了。这座城市被攻陷的消息对整个西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6月29日，里亚尔托得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后引起的后续影响尤甚于其他地方。当目击者们回到威尼斯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威尼斯人或许第一次彻底地意识到当下发生之事的严重性。这严重性不仅仅是指东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都沦陷，君士坦丁堡陷落或许会带来情感上的冲击，但拜占庭帝国从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了。同时这件事的严重性也并不只在于威尼斯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贸易点，在战斗中或战后估计有五百五十名威尼斯人和克里特人被杀，威尼斯还蒙受了高达三十万杜卡特的经济损失。然而第三个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影响的考虑要比前两个更为深远和令人忧虑，获得胜利的苏丹从此之后可以任意选择他想征服的下一个对象，一切都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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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威尼斯向洛雷登和马尔切洛大使发出了进一步的命令。对前者的命令是让他采取所有认为有必要的手段来保护尼格罗蓬特的安全，特别要保证任何从这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品都必须改道送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索尼等候进一步通知。马尔切洛收到的命令则是让他向穆罕默德二世强调威尼斯共和国仍坚持尊重与他父亲签订且经过他本人确认的和平条约，同时指出土耳其人扣押的所有威尼斯船只都是商用船而非战船，要求他们将这些船原样奉还。假如穆罕默德同意继续过去的协议，马尔切洛就可以进一步试探威尼斯是否被允许保留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商业殖民地，并且拥有与在希腊人治下同样的权利和优惠，继而迫切要求苏丹释放仍然在押的威尼斯人。但如果形势相反，苏丹拒绝和议或者意图强加新条件，大使就需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元老院。此外，马尔切洛有权花费高达一千两百杜卡特的金钱，用于为穆罕默德或是他手下任意一位可以促成谈判进展的廷臣购买礼物。与此同时，威尼斯所有的沿海城市与岛屿，例如克里特的干地亚、位于帕特雷湾的勒班陀、埃伊纳岛，以及不久前才被置于威尼斯保护之下的斯基罗斯、斯科派洛斯与斯基亚索斯诸岛，都被命令加强本地的防御。而在威尼斯本土，军械库正紧锣密鼓地建造着十九艘桨帆船，但是这个数目对新的危险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人们又投票决定额外拨款再建造五十艘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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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马尔切洛就像之后很多位大使一样，发现穆罕默德是个极难对付的谈判者。经过大半年的谈判，直到次年春天双方才达成了共识。被扣留的船只和囚犯都被交还给威尼斯，苏丹也允许威尼斯人在市政官的管理下，像过去那样继续保留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殖民地，但是他们不能再享有领土和商业上的各种优惠，这些特权与优待正是威尼斯人过去在君士坦丁堡的权势和繁荣的基础。从这时起，拉丁人在东方的势力就迅速地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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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威尼斯人需要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负起责任，那么他们应当负担的程度有多深？暂且不论当时的作者对威尼斯的一些指控，很显然威尼斯不能说对君士坦丁堡城破负有直接责任。威尼斯的行动或许是缓慢的，但是其他的几方势力也并没有更迅速地采取行动。举例来说，教宗尼古拉四世曾决定从教廷公帑中拨款资助五艘威尼斯桨帆船，但他直到6月5日才向威尼斯元老院透露了他的意图，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已经有一周时间。威尼斯也许在救援濒死的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中漫不经心，但是其他基督教国家对此甚至都没有动一根手指头。实际上威尼斯是在孤军奋战，它已经做到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即便它的舰队及时抵达，也只不过是让君士坦丁堡多支撑一到两周，反而延长了它垂死挣扎的痛苦。而即便这个假设成真，能否成功实施仍是个问题，因为游弋在马尔马拉海的土耳其舰队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威尼斯舰队到达被围困的城市。此外，与元老院的拖延表现相反，在君士坦丁堡奋战到底的那些威尼斯人与克里特人，他们的英勇值得大书特书一笔。这些人大多数都死在君士坦丁堡破损不堪的城墙上，其中至少有六十八位贵族，他们很多人都拥有着威尼斯历史上最古老和最显赫的姓氏。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份死者名单，这其中有六个人来自孔塔里尼家族，三个姓巴尔比，两个巴尔巴洛，两个莫罗西尼家族的成员，两个莫塞尼戈，还有五个特雷维桑。[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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