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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0 叛国与密谋（公元1607—16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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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那些奴隶和亡命徒混在一起，还有那些臭名昭著的刺客，割鼻者，以及埋伏在小巷中的恶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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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这样一批人，再雇用流氓地痞，在那些可怜人入睡时割断他们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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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奥特韦，《威尼斯得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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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重大的胜利，无论它发生在军事、外交或道德层面，都不可避免地令胜利一方的领导人受到大众的欢迎。不过列奥纳多·多纳却是个例外。在威尼斯被施以教会禁令的时期，它的领导权从多纳转到了萨尔皮手上（虽然在名义上并非如此）。尽管在那之后五年，多纳继续作为执政官统治威尼斯，但他一直没能得到子民的爱戴。其原因再清楚不过，特别是在威尼斯的历史上，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总是反复出现，威尼斯人只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评判执政官，即他是否慷慨。据记载，在他绕行广场的就职游行中，多纳没有向人们抛掷多少赠礼，陪同的三个侄子更是一毛不拔，因此愤愤不平的民众纷纷向他们投掷雪球。这种节俭的行事风格贯穿了多纳整个执政时期，游行队伍的长度被缩短了，公共开销被无情地裁减，至于那些按惯例加入盛大活动和游行，给未获邀请的人民大众带来比受邀宾客更多欢乐的国务宴会，无论在参与人数和奢华排场上都不如从前。就在威尼斯遭受禁令，最需要这些活动的时候，威尼斯人的生活却因为执政官的举动失去了大部分色彩。人们恋恋不舍地怀念多纳的前任，慷慨的老马里诺·格里马尼执政的日子，个个伤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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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其他方面，多纳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他聪敏绝伦，是伽利略的密友，而且他勤勉肯干，尽职尽责，据说大议会、元老院与十人议会召开的会议，除了极少几次生病缺席，多纳次次到场。而且在会上，没有任何小细节可以逃过他的眼睛。因此，这样一个高大严厉、不苟言笑、有着一双睿智且富有洞察力的眼睛的男人，会极度在意自己不受欢迎的事实，实在是件怪事。公元1612年2月，多纳在一年一度的圣母洁净礼日访问圣玛利亚福尔莫萨教堂，人们在那里奚落他，朝他大喊“格里马尼执政官万岁！”，这次不愉快的经历给多纳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他随后拒绝举办任何公开游行。此后他也确实没能有举办活动的机会，五个月后的公元1612年7月16日，多纳经历完一场在委员会大厅内举行的激烈辩论，突然毫无预兆地倒下，不到一个小时就与世长辞。[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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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多纳的三位继任者，马尔坎托尼奥·梅莫、乔瓦尼·本博和他的远亲尼科洛·多纳对历史影响甚微——尽管本博在勒班陀海战中表现优异，击沉了三艘土耳其桨帆船，自己也身受重伤，甚至留下了两处伴随终身的伤疤——他们的执政期很短，前两位分别执政三年，而最后一位因中风去世时，只做了三十四天的执政官，这或许就是他们在执政官之位上毫无建树的原因。不过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威尼斯经历了一段可谓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感觉到不真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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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班牙势力若隐若现的幽灵正给整个意大利蒙上阴霾。一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的野心都受到法兰西的制约，但就在这个世纪初，法兰西宣布放弃它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最后一块领地。[290]公元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王位落到他九岁儿子路易十三头上，并由坚定支持西班牙的亨利遗孀玛丽·德·美第奇担任摄政，以便让年轻的国王不至受到西班牙更多抵制。如今西班牙已经是米兰与那不勒斯的至高统治者，玛丽的堂兄弟，佛罗伦萨大公柯西莫二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班牙，鉴于西班牙籍枢机主教和耶稣会势力的联合影响，罗马教宗亦受到西班牙的操纵。只有两个意大利国家决心抵挡西班牙与日俱增的威胁，一个是萨伏伊公国，它的统治者萨伏伊公爵卡洛斯·伊曼纽尔二世在法兰西元帅莱迪吉耶尔的主动协助下召集了两万余人的军队，做好了接受西班牙驻米兰总督派来的任何军队挑战的准备，而另一个国家，就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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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米兰给萨伏伊带来麻烦的时候——萨伏伊借此弄到了极大一笔财政补贴——威尼斯正在面临比萨伏伊更大的麻烦。在东边，哈布斯堡大公奥地利的斐迪南的军队正联合西班牙人形成夹击之势。究其根本原因，是乌斯科克海盗的抢掠行径在公元1613年达到了顶峰，他们甚至还将一位威尼斯海军将领克里斯托弗罗·维尼耶斩首。威尼斯一次次向斐迪南进行抗议，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约束他令人难以忍受的臣民，但随着威尼斯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恶化，大公看待乌斯科克海盗的眼光开始带有越来越多的同情。他在表面上对乌斯科克人进行了几次温和的规劝，私下却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支持。威尼斯于是自行发动了征讨乌斯科克人的惩罚性战争（这已不是威尼斯人第一次这么做），斐迪南随即进行抗议，从而导致新的战争爆发。公元1617年秋天之前，这场战争还停留在零敲碎打的阶段，战场亦仅局限在伊斯特里亚和弗留利地区。但当威尼斯、萨伏伊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乌斯科克海盗的命运就被一锤定音了（尽管除此之外，三个国家间的这种状态没有在其他方面造成多少结果）。乌斯科克海盗的海港和堡垒被摧毁，船只则被付之一炬，那些逃离了死亡命运的乌斯科克人带着家眷逃往克罗地亚腹地，他们在那儿与当地人通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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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在为自己攫取利益时，既没有诉诸武力，也没有采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是使用了见不得光的方式。毕竟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是阴谋诡计盛行的时代，而阴谋诡计来来去去总是那些花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尤其是罗马的波吉亚家族（如果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言值得取信），可以举出数不清的阴谋、毒杀、间谍与反间谍行为、密会以及藏在斗篷下的危险匕首的例子。当然阴谋也不是意大利的专利，在法兰西，不必将回忆上溯到中世纪，就有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还有胡格诺将军科利尼以及亨利四世遇刺事件；而苏格兰女王玛丽悲哀扭曲的一生与无数阴谋紧密交织，英格兰亦有著名的火药阴谋。只有威尼斯，直到刺杀保罗·萨尔皮未遂事件发生前，相对来说不受其不良影响。然而现在它转变得很快，和过去一样，它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四处游荡的意大利及外国冒险者，但是往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会接受雇用，成为水手和雇佣兵，现在他们更倾向于加入亡命徒的小团体，在广场周围或里亚尔托周围游荡，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金主，来雇用他们去做一些“脏活儿”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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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人不需要等待太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威尼斯迎来了一类新的访客——国外的贵族世家子弟。虽然旧日英国贵族让子女到欧洲游历的教育方式还不为人所知，但到了17世纪初，整个西欧都已经饱受文艺复兴观念熏陶，其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去外国旅行，尤其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价值是一名具有良好教养的绅士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世纪，这类人很少出国冒险，除非是为了作战、朝圣或偶尔接受外交任务，为了娱乐而旅行显然是个崭新的概念。威尼斯风景优美，城市壮丽，是著名的国际大都会，还时常举办盛大庆典，它也因为能够向来访者同时提供最纯洁和最堕落的乐趣声名鹊起，于是它自然成为最受旅行者喜爱的目的地。威尼斯热情欢迎这些早期的游客，尽可能为他们提供食宿，并煞费苦心地确认没有人采取不公正的手段欺骗他们，即便如此，有什么能比新来者接受一个或更多上述不法之徒的劝诱更容易的呢？这些人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使用的语言，这些人还了解与金钱相关的事务，清楚当地风俗，并且能提供娱乐活动、人身保护，以及其他雇主需要的特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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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人之中还有一些更罪恶的交易。威尼斯极度发达的通信网络和稳定的政府令它成为欧洲最主要的间谍大本营和国家秘密的交易场。这时候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国家都通过它们的大使、密探、银行、贸易中心或者更私密的机构在威尼斯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机构和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说，收集情报是一种基本职责。出于收集情报的目的，多一些眼线总是有用处的，一个用刀好手和一个永远不显得过于敏感的直觉也总是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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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威尼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发达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情报系统的共和国，如果没有蓄养自己的眼线关注所有这些隐秘活动，以及在需要时将它们为自己所用，那才是咄咄怪事。每一个外国大使馆，甚至每一间外国人的屋子，都被威尼斯密探渗透，他们直接向十人议会报告这些建筑人员出入的细节、收到的信件以及窃听到的对话。威尼斯还特别关注城内有名的交际花，她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被国家雇用，传递任何有用的消息用来进行勒索或者达成其他目的。威尼斯还有一个活跃的双面间谍网络，这些人的任务是给外国的情报系统提供错误或者带有误导性的消息。但即便是有着所有情报专门技术和看不见的告密者大军（更别提早已声名远播的“狮子之口”[291]）的十人议会，都不可能立即出现在城市中的任何地方，更何况威尼斯有迷宫一般的小巷、幽暗的门廊，甚至还有附近的潟湖可供处理尸体，它本身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十人议会和它的手下们完成这一任务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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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8年5月18日，就在这一天，威尼斯情报工作达到了胜利的顶峰。这天威尼斯人头攒动更胜往日，不仅因为四天前这里举办了共和国最大的年度庆典，耶稣升天节的海婚仪式，而且就在前一天（5月17日），执政官尼科洛·多纳不合时宜地去世，新当选的执政官安东尼奥·普留利之前正在达尔马提亚执行任务，整肃威尼斯和奥地利两股势力的战斗前线，将很快回到国内。普留利富裕且有慷慨之名，他巡游广场的就职仪式可谓是万众期待。[292]但此时威尼斯在名义上仍然没有执政官坐镇，这天早晨，当早起的市民穿过小广场时，他们震惊地发现两具男人的尸体，死者以一条腿吊在两根石柱之间仓促竖起的绞刑架上的方式悬挂在半空中。尽管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执行死刑的刑场，但近年来十人议会更习惯于在私下里履行它令人不快的职责，这种异于平常的行为只意味着十人议会想要发出公开警告。之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又一具尸体出现在同样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声明，没有任何确认死者身份或者解释其死亡的只言片语。于是谣言不可避免地流传开来，并促使一些亡命徒匆匆离开威尼斯，这些谣言假定这时正有一个针对共和国的巨大阴谋，而这个阴谋的幕后黑手自然只可能是西班牙。因此怀有敌意的人们聚集在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贝德马尔侯爵不得不向政府要求保护。他对自己的政府汇报道：“陛下的名号与西班牙的国名是威尼斯最恶于提及的两个词。在当地人中，‘西班牙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他们渴求我们的血。这都是威尼斯统治者们的过错，他们总是教导自己的人民憎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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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的话不完全是正确的。多年以来西班牙大使馆一直是威尼斯最繁忙的阴谋策划中心，它的地下室、接待室和走廊中充满了罪恶，在等待大使接见时，戴着耷拉下来的宽边软帽的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公元1617年10月，当十人议会最终向元老院发布完整报告，详细披露西班牙大使馆内发生过什么事时，人们发现——也正像他们猜测的那样——贝德马尔侯爵正是后世史称“西班牙阴谋”的重要策划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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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西班牙阴谋”间接地给予托马斯·奥特韦灵感，充实了他最出色亦最出名的剧本《威尼斯得免于难》的情节。[293]尽管这部戏剧不完全是悲剧结局（除了那些遭到应得报应的人），而且由于涉及性的内容完全出于作者本人的想象，这部分内容亦令人遗憾地乏善可陈，但它还是拥有了十七世纪意大利音乐剧的全部要素。戏剧讲述，反派奥苏纳公爵兼西班牙驻那不勒斯总督堂佩德罗决心摧毁威尼斯在地中海的势力，但他同时又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想要在那不勒斯建立独立的王国并自立为王。剧中的西班牙大使贝德马尔侯爵富有教养，在社会上极具魅力，但他实际上却是“西班牙最强大且危险的灵魂之一”。侯爵对威尼斯和它的人民怀着难以消解的敌意，因此他全盘同意奥苏纳公爵的第一个目的，却没有察觉到对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的第二个目的。此外还有一位居住在那不勒斯的威尼斯人加斯帕罗·斯皮内利，他是共和国忠诚的仆人，但却天真，易于轻信，头脑愚钝，显然无法与正在策划颠覆行动的那些人邪恶的智慧相抗衡。这些西班牙阴谋家雇用了两个听命于他们的人，作为实施计划的重要工具：一是名叫雅克·皮埃尔的诺曼底冒险家兼海盗，虽然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是当时最优秀的海员之一；二是皮埃尔不可分割的对立面尼古拉斯·勒尼奥，他受过良好教育，满口花言巧语而且寡廉鲜耻，不择手段，此外，勒尼奥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还写得一手好字。最后出场的是全剧的主人公巴尔塔萨·朱旺，这个年轻的法兰西人是莱迪吉耶尔元帅的外甥，他来到威尼斯，准备参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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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这一类型的阴谋一样，西班牙人的阴谋无论在理念还是实施手段上都极其复杂难解。如果完整地叙述它，会令人感到难以忍受地冗长乏味，当然本书也没有为它保留更多篇幅的打算。[294]但是它整体的计划却野心勃勃，足以满足最苛刻的剧本作者。在剧本内，早在预定发动阴谋的数周之前，穿着平民衣服的西班牙士兵便三五成群秘密潜入威尼斯境内，由身在威尼斯的贝德马尔侯爵秘密给他们送来武器装备。接着，当一切准备停当，飘着奥苏纳本人旗帜的船只将侵入亚得里亚海域，其上搭载的远征军随即会在利多岛登陆，与一支平底驳船组成的舰队穿过潟湖攻入城市。他们将夺取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在那里设置街垒，西班牙人的特别小分队将占领军械库和执政官宫，攻入这两个地方的武器库，把里面的武器分发给阴谋策动者们和支持他们的市民。与此同时，一支受雇于威尼斯以备不时之需的荷兰雇佣军以及搭载军人前来的十一艘船上的水手将在他们临时落脚的传染病医院被说服发动兵变，加入西班牙人的行动。重要的威尼斯贵族们或被杀死，或被用于勒索赎金。此外，作为额外的独立行动，威尼斯驻克雷马守军将背叛共和国，把城镇交给西班牙驻米兰总督。于是威尼斯就会落入奥苏纳掌控，所有掠夺而来的财富与勒索到的赎金将和其他的阴谋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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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个疯狂的计划是否可能成功，至少我们得说这机会非常小。不过它的策划人从未有机会将这个阴谋付诸实施，也可以说是一桩幸事。朱旺发现了西班牙人的阴谋，他在自己的旅店“特龙贝塔”里遇见一位同胞加布里埃尔·蒙卡桑，对方告知他西班牙人正在筹备的阴谋，并邀请他加入。但蒙卡桑愚蠢的地方在于没能事先发现朱旺是名胡格诺教徒，而且他和他声名显赫的舅父一样对西班牙心怀憎恨。朱旺随即被介绍给皮埃尔和勒尼奥，他假意答应加入他们，逐步诱使对方和盘托出包括主谋名字的全部阴谋计划。一到两天后，朱旺编造了些蹩脚的借口，让蒙卡桑同他一起前往执政官宫，径直朝执政官的接见室走去。故事进行到这里，蒙卡桑突然警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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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究竟要从执政官那儿得到什么呢？”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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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没什么。”朱旺回答，“我只是向他请求许可，让我们炸掉军械库和造币厂，然后将克雷马拱手让给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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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家伙会把我们都毁了！”蒙卡桑高喊出声，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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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你不会的。”朱旺说道，他把他的朋友交给一位他信任的威尼斯贵族马可·波拉尼看管，然后走进了接见室。朱旺向执政官简单解释了整件事的大概之后，蒙卡桑被带进房间，他为了求生立刻交代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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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威尼斯政府掌握了阴谋事实，十人议会便像往常一样迅速秘密地行动起来。正和威尼斯舰队同行的雅克·皮埃尔立即被处决，人们将他缝进一个口袋里，从船上丢进汪洋大海。勒尼奥和两名次要的阴谋策划者德布尔莱奥兄弟被逮捕和拷问，等他们交代完罪行，便被倒吊在小广场的绞刑架上。此外，差不多有三百名阴谋的次要参与者也被谨慎地清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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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苏纳和贝德马尔，他们的企图再次被挫败，气得七窍生烟，但他们位高权重，难以被逮捕，因此这两人得以继续在他们各自的宫殿高墙内进行罪恶的勾当。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机会，威尼斯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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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的描述中，威尼斯共和国常常是一个极权的警察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是。但是因此而指责它的人们忘了一些事：其一，在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或许就在于共和国的此类机制要高效得多。而尽管威尼斯像其他国家一样，时常使用一些如今看来应当受到谴责的不光明手段（在当时人们却普遍接受这些手段，认为使用它们再正常不过）来对付那些敢越雷池的人，但它的底线和其他地方的相比则要宽容不少，这一点在尊重言论自由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部分正是现代警察国家最敏感亦最受人诟病之处。当时的威尼斯在一切涉及宗教的重要问题上亦表现得自由宽大。最后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威尼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它从来都不是君主专制统治。威尼斯每一任统治者都通过自由选举来获得他们的职位，或许除了瑞士以外，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在民主治理上能和它相提并论。然而威尼斯偶尔也会做出悲剧性的错误，特别是当它放任自己对西班牙的合理猜疑，让它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力时尤其如此。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和阿伦德尔伯爵夫人阿莱西亚两人的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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