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73079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60]

170647308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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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2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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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4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40]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41]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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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6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万～50万名[42]白俄投奔俄国驻中国的传教士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所在地成为俄国流亡人士的避难所。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主教，后又被提升为都主教。1922年年末，北京主教区设立了上海和天津两个代理处。在中国的东北，形成了直接归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的哈尔滨主教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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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8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内部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不久，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三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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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0 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起源于1794年。当时，俄国的新土地开发者发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并向那里移民。随之，俄国东正教会瓦拉姆修道院（Ваа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们便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教堂。184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拉斯加教区的基础上，设立了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主教区。1872年，该主教区总部移至旧金山，教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年，在后来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的吉洪做北美主教区高级主教时，北美东正教主教区总部又由旧金山移往纽约。十月革命后，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失去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年度财政拨款，开始独立为生。此时，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属于北美主教区的加拿大避难。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密切起来。1922年，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加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行列中来。同年，在全美东正教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拉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选为美国和加拿大主教区都主教。该选举同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的认可。然而，苏维埃政权对此坚决反对，原因是内战时期在当红军占领奥德萨时，曾经担任敖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曾经组织了“圣武士队”（Святая дружина）进行抵抗。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在苏维埃政权的压力下，取消了对普拉东的任命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行为激起了北美东正教徒的反感。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宣布“普拉东为美洲东正教自我管理教会的领导”，从而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44]同时，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还表示，要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认为，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决定是受分立主义情绪支配而做出的，应当受到谴责。顶着上述压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27年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二战前夕，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不满，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35年再次回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曾经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接近，该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还向苏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随着冷战的开始，该教会因不满苏联的体制于1947年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70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Америке）。197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式承认了美国东正教会的独立。考虑到教民主要以英语为母语，同意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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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2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1917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年10月1日，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任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192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了这一任命。1922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因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宣传而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由于叶夫洛基在思想上属于自由派，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反而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2年1月30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基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同年5月，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吉洪颁令由叶夫洛基管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事务，即让卡尔洛瓦茨派服从于叶夫洛基的领导。1922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总部迁入巴黎。叶夫洛基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温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侨民。1925～1946年间，他任巴黎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吸收卡尔塔绍夫、布尔加科夫、弗洛罗夫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等侨民宗教思想家前来任教。很快，该学院成为俄罗斯侨民东正教思想文化的中心。同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许多学者一样，叶夫洛基也支持基督教大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显然不能为以安东尼为首的保皇派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所接受。1926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接管叶夫洛基领导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也不承认莫斯科对叶夫洛基都主教的任命。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卡尔洛瓦茨派同叶夫洛基派的矛盾加剧。正在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颁布了谢尔吉宣言。出于对卡尔洛瓦茨派的不满，叶夫洛基领导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投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1930年，由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徒祈祷，叶夫洛基被莫斯科牧首区撤职。但是，广大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教徒们仍然跟随着他。1930年，他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都主教（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архат）。1945年，应叶夫洛基的请求，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又重新并入莫斯科牧首区。1946年，叶夫洛基去世。考虑到苏联的政治环境，他的继任者决定将该教区再度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947年，该教区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从此，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内外教会宣告无缘。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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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4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不论是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苏维埃时期，都有过与莫斯科牧首区合作或者服从其领导的经历。此外，1927年，在谢尔吉宣言发表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下的日本东正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二战结束后，在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中国教区中，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回归祖国，服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始终与苏联国家政权势不两立。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红色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1946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慕尼黑。为了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影响，1945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一世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提出倡议，欢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祖国。但是，卡尔洛瓦茨派坚决不予理睬。40年代末，欧洲有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随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教区在美国不断增多。为了方便管理，195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并保持至今。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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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6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在苏联迅速复兴。1988年，为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隆重宗教庆典活动。此外，还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公会。会上，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呼吁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就恢复统一进行谈判。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对此反应冷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国内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还努力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批教区。随之，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满的俄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教徒离开东正教会，投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怀抱。这一情况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关系一度紧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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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8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许多分支经过痛苦的摸索，都在世界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中找到了归宿，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教区管辖上归属不明。它既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管理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不是东正教世界正式承认的一个自主教会。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积极呼吁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就恢复统一事宜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高级主教们提出了恢复统一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中止跟随1927年都主教谢尔吉宣言的做法”、必须“对同苏维埃政权的合作表示忏悔”、必须“承认专制制度是俄国唯一的管理体制”、必须“对尼古拉二世及全家封圣”，以及必须“放弃支持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49]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前提。经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主张回归祖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这两个苏维埃时期的“死对头”，终于在2007年5月17日重新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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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61]

170647310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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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6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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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8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1]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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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10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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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12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52]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53]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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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14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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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16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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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18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再运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冷落宗教的软措施，使宗教在苏联走向灭亡。自191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旧礼仪派像苏联其他许多宗教派别一样，饱尝了受排挤的苦痛。旧礼仪派作为工商阶层、哥萨克阶层和殷实农民阶层全部被消灭，旧礼仪派的基础教育设施被毁掉，教会期刊停办，圣像作坊和慈善机构也被关闭，教堂圣物被没收及改作他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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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20 1986年，在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иерарзия）的20个主教区中，仅有5个还勉强维持宗教活动，管理这些主教区的是一名都主教和两名主教。在全国126个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区中，仅有神甫54人，况且绝大多数已年高体弱。[57]单凭这些神职人员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一百多万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需求，各教区的教徒代表长老（старцы）和执事主动与神甫配合，共同承担着宗教礼仪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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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22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旧礼仪派教徒也积极为弘扬俄国传统文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列宁格勒的普希金故居，旧礼仪派文化人士举办俄国文学名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研讨会；在莫斯科罗果日墓地（Рогож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圣母大教堂，人们举办了旧礼仪派宗教音乐演奏会；1989年，在波罗夫斯克，旧礼仪派人士举办了旧礼仪派文化和历史回顾展。同年，苏联时期从旧礼仪派罗果日墓地圣母升天钟楼上被强行摘除的大钟历经50年的沧桑又物归原主。1988年，在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之际，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都主教区（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Митрополия）从罗马尼亚的布拉伊尔城（Браила）迁往莫斯科。至此，苏联境内的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恢复了统一，它的正式称谓为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派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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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24 俄国古代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是俄国旧礼仪派的另一个较大分支。它成立于1923年，即由主张革新旧礼仪派的萨拉托夫主教尼科尔·波兹德涅夫领导，由不承认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规的部分教堂派教徒组成。伟大的卫国战争后，该教会的神学和行政中心转移到新泽布科夫城。1990年，位于莫斯科扎采里（距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旧礼仪派圣尼古拉教堂归还给俄国古代东正教会。随后，该教会的行政和神学中心也迁移到此。到苏联解体前夕，该教会包括9个主教区，共管辖分布在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60多个教区及位于罗马尼亚的5个教区，教区数量共约70个，是仅次于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第二大民间东正教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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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26 在俄国的旧礼仪派中，唯一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并服从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领导的宗教分支是教堂派中的皈一教会（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1971年，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东正教地方会议，取消300多年前尼康将旧礼仪派教徒全部革除东正教教籍的规定，宣布承认旧礼仪派教徒为东正教徒，允许旧礼仪派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并保持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习俗。然而，旧礼仪派各分支对这一规定反应不一。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对此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管辖下的东正教已经背离了东正教的原始教义。只有较少部分旧礼仪派教徒对东正教会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进而接受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管辖。不过，他们仍保持着旧礼仪派的组织形式与宗教习俗，这个旧礼仪派分支就是现在的俄国皈一教会。[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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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28 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поморщина）是旧礼仪派中规模较大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组织，它包括许多独立的中央管理机构。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俄国委员会包括分散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的100多个教区。此外，立陶宛有一个该派管理机构叫做立陶宛旧礼仪派最高委员会，它负责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北方沿海派事务。拉脱维亚也有一个同样的管理机构叫做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老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分支（Федосеевский толк）是反教堂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它的中心是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приход）。该宗教分支没有联系各教区的统一组织。1990年，随着苏联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颁布，旧礼仪派的各个分支均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共有旧礼仪派教徒300万人，其中有200多万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61]从拥有教徒的数量上看，旧礼仪派是苏联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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