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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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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不同意“宿命”说，尽管革命与俄国公社世界的传统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导致一种“必然性”。文化宿命论往往假定有这么两种民族：一种是天生的个性活跃者，喜欢竞争与自立；另一种是天生的共同体成员，留恋受保护的和谐生活。然而世间未必真有这样的“文化动物”。事实上，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传统社会多少都有的特征。而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追求个性发展，在另一些情况下要求共同体的庇护，这种选择也往往不是以“文化”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的。在中国改革中，农民乐于摆脱人民公社，而工人则不愿在国企改革中两手空空地“下岗”，这并非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传统”；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把全村土地变为支书的私人庄园，试想农民能接受这种“改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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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国而言，既然在16世纪“公社化”以前俄国有过准私有制与古典独立农民，就不能说他们天生喜欢公社世界。进入19世纪，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之潮冲击着传统体制，这时如果上层的“公社之父”为了维护专制特权而强化公社对人民的束缚，社会上就会发生要求冲破公社束缚的呼声，用亨廷顿的话说即“现代化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斗争；而倘若“公社之父”倚仗权势化公为私而把“子弟们”赶出家门，社会上便会兴起捍卫公社的呼声，亦即“传统多元主义反对现代化专制”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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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俄国第一场大改革1861年“农民改革”就是一次“父夺子利”的改革。贵族割占公社部分最好的土地为私有，从而由“公社主”变成了地主，公社社员因此不再是贵族的农奴。然而公社的束缚依然，只是其土地因“割地”而缩小了，而农民还要为这已经减少的份地交纳“赎金”，并且还不是以户而是以公社的名义赎地，即赎下的土地仍是公社的份地而非农户的地产。这就好像一个“大家长”把宗法式大家庭的颇大一部分家产席卷而逃，同时却仍把“子弟们”圈在“大家庭”中。于是，子弟们的第一个愿望便不是如何“分家”而是怎样追回被盗窃的大家庭财产了。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20年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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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后它便衰落了，除了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批判与它自己的政治冒险受挫外，最重要的是当时虽然贵族不再是“公社主”，沙皇仍是“公社之父”，农民的公社意识也依然表现为皇权主义而对民粹派的“革命”不感兴趣。加之19世纪80年代后沙皇政权一度保守化，一批“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87]执政，使俄国进入了一个“反改革时代”，强化公社便是保守政策的核心。它激起了社会上要求摆脱公社的斗争，而民粹派便被挤到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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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斗争的高潮便是1905-1907年革命。苏联时期喜欢强调这次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然而《维特回忆录》表明当时当局主要头痛的是杜马造反与农民作乱，而并不在乎罢工。[88]用英国学者T. 沙宁的话说，城市罢工和起义在这两年只是“一瞬间真实的革命”，实际影响很小[89]。列宁当时也讲过：俄国形势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峙，而当时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90]，这是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都做不到的。自由派知识界通过立宪民主党执牛耳的杜马实际上主导着全国的反对派运动。另一方面，“最反动的专制政府”之说却不符合事实。1905年的俄国政府由著名的开明政治家C. Ю. 维特任总理。他不仅对公社之弊已有认识，决心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还是宪政的热心者。当时的保守派认为维持专制政治有利于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因为投资者并不关心俄国是什么政体，只希望稳定，而害怕动荡。维特对此批评道：“这当然是十分幼稚之论。不错，他们希望停止无政府状态，但是，无论外国还是俄国的贷款者，都希望俄国确立这样一种政体：它应当不至于或很难于让某些冒险分子一旦心血来潮就能挑起像可怕的日俄战争那样的冒险活动，也不可能出现让一个伟大民族永远受一批自私的宫廷佞臣任意摆布的状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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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为主流，而政府方面又由开明的改革派官员执政的条件下，只要双方能达成妥协，1905-1907年之后的俄国将会是另一种前途，走向市场经济、民主宪政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杜马反对派与维特政府的谈判未能成功。维特由于过分“温和”而被沙皇一脚踢开，强硬的戈列梅金与斯托雷平相继登台，对反对派野蛮镇压。第一、二届杜马相继被强令解散，立宪民主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该党的土地问题专家赫尔岑斯坦与活动家约洛斯惨遭杀害，米留可夫避难海外，参与了反对派杜马议员《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被交付审判。由于大批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被剥夺选举权，也由于修改选举法并动用“黑帮”极右翼恐怖分子进行威胁与控制，后来产生的第三、四届杜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变成了“黑帮杜马”。俄国进入了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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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胜利了的“家长”不仅没有维护“大家庭”，反而实行了彻底的“分家”。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原先要“抑强扶弱”，充当“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其实，1905年以前的“公社世界”大家庭早已“父不慈子不孝”，只是还保留着一层大家庭的温情面纱。而1905-1907年“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就在于：刺刀挑破了这层面纱，透过破口一看，原来家长与子弟们都对家产心痒久矣！于是对当局来说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赶快把家长权变为家产所有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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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社会认可“家长”对家产的霸占，斯托雷平的办法是让“长子”也分一杯羹以获得他们对家长的支持，用权势帮助公社的“强者”（所谓“富农”）以“强迫动员”[92]的方式摧毁公社世界，从而用把“弱者”赶出家门的办法实现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93]（1861年是“第一次解放”）。为此，当局以“11月9日法令”鼓励农民退出公社，以“5月29日法律”推行“一户决定”原则下的强制性“土地整理”。同时建立官办农民银行，一方面低价收购“弱者”的份地并转售“强者”，一方面向“强者”提供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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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看来，这样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产权明晰，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毕竟比种“大锅”地，纳“大锅”税的村社经济有效率，而铁腕下的安定更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年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之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维特在1913年感叹道：“这件事过去6年了，斯托雷平宣称‘安宁’也有那么久了，但他所实行的制度迄今没有改变，舆论对之也没有反应，现在舆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口袋里有多少钱……”[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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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无聊，内讧成习，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愈来愈多，而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更于1910年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党，彼此从政见直到经费之类的琐事都斗得不亦乐乎。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如马克拉科夫，成了支持当局镇压“弱者”捣乱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有的如别尔嘉耶夫，由鼓吹西化急变为宏扬“国粹”，成为不问政治的东正教“寻神派大师”，有的如米留可夫，反对保守主义，但却越来越走向了民族主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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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消解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1917年的俄国与1905年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说，俄国那时就已差不多注定与自由宪政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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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却积累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斯托雷平时代以前已经开始。沙俄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分布表明，1890-1903年间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军政公职人员与自由职业者等知识阶层在“反国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则相反地上升了一倍半，两者的地位恰好来个颠倒：1890年前“反国家”者中大多数为知识阶层，而1903年时，“反国家”的人中体力劳动者已占3/5，比知识阶层高出一倍多。这样的趋势到了1905年以后更加明显，据一份统计，在政治性“罪案”中贵族、教士与富商所占比例已由49.1%，下降为16.4%，而下层市民（包括工人在内）则从27.5%增至43.9%，农民也从19.1%增到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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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父夺子利”式的不公正改革，首先使得“父亲”声望扫地，随着沙皇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其次，“父亲唆使长子抢夺家产”的做法也导致了“兄弟”矛盾加剧，俄国农村除了农民反对贵族之外又出现了公社农民反对独立农民（退社者）的潮流。据统计，从1907年改革开始到1914年9月1日止，递交土地私有申请的269万农户中，只有71.8万户即26.6%得到了村社的允许，183万户（67.8%）是强行分离的，而1/10的分离者“由于害怕同村社人的打击而撤回了自己的申请”。[97]90年代的档案研究也表明“农民骚乱”中的“反改革”案件在这几年急剧上升，1907年只占总发案的5.1%，1908年为14.3%，1909年为23.3%，1910年已达75%。[98]社会上维护公社的情绪从鼓吹“村社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之兴衰明显可见。该党在改革前对农民影响很小，在农民联合会与第一、二届杜马的农民代表中屡受冷落。然而改革后其势力即迅速上升，从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1917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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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不仅使改革进展有限，而且这一进展的后果也出乎斯托雷平所料。改革前的公社内部存在着贫富利益差别，难于一致行动，而沙皇却可以以凌驾于贫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改革后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立独立农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不可能成为斯托雷平所设想的政府社会支柱，“长子”支持“家长”维持统治的希望落空。而公社本身却因富人的退出而变成了贫弱户的均一化团体，成为绝望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佳组织方式。到1917年，这种内部认同大为提高并且一致对外仇视富人的公社组织终于成了“农村大雪崩”的巨大动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对其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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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斯托雷平改革虽然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却使民粹主义死灰复燃，“肮脏的进步”导致了“干净的反动”，“传统多元主义反对现代化专制”的斗争又一次排挤了“现代化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运动。俄国反对派的主流由自由主义再次复归民粹主义。然而与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不同的是：那时知识分子鼓吹革命，而人民却寄希望于“公社之父”，而今天完全倒了过来。随着反对派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正如米留可夫所担心的：“他们并不能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在人民眼中他们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99]。知识界道德形象的极度下降，在革命后不久访俄的瞿秋白的记录中可见一斑。瞿秋白曾在图拉访谈一老农，该老农对托尔斯泰一代的知识分子崇敬至极，而对当时的知识界却是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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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负罪不小。俄国人的心念中，知识阶级向来和普通平民分得清清楚楚，革命初起，他们就已谈什么宪法、国会，人民看得他们和皇上一样高高在上。等到事情急了，他们又都抛弃了人民逃到外国去了——不来帮着人民共负大业。怪不得无产阶级也走极端：那几月风潮汹涌的当口，看见戴眼镜的人都指为知识阶级、怠工者，拼命排斥，于是知识阶级更逃得厉害，至今弄得需要人办事的时候，人手太少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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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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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迎来了1917年。笔者曾撰文指出：[101]当年的“二月革命”并无任何组织策划发动，完全是在偶然事件触发社会积怨而政府公信力又极差的情况下突发的。从身居瑞士以40多岁之年已作终老他乡打算的列宁，直到远离首都驾幸军中的沙皇，以及当时在首都的各党首领，对此都大出意外。如今讨论这场革命是否“必然”发生是困难的。有人认为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可以沿着斯托雷平之路走完权贵资本主义加“现代化专制”的普鲁士式进程。但应当指出，大战本身与斯托雷平改革就有一定关系。正是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帝国传统的精神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沙皇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了“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于是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争触发的危机便成了革命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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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在世纪初94%出身农家，本身具有浓厚的“农民性”，与西方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无产阶级不同，[102]也不仅因为革命本身的民粹主义色彩与农村中的公社复兴，还因为士兵——“穿军装的农民”——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战时俄军曾达1500万人，部署在首都一带的就有320万，远比首都工人多。由于要保证军工生产，俄军极少征招工人，基本是一支纯农民队伍。而革命中产生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虽号称“工兵代表苏维埃”，其产生却以军队为主：工人每1000人选一代表，士兵则每连（100人左右）就有一代表，总共士兵代表达2000名，工人代表却仅800名。[103]从二月到十月的整个期间士兵都显得比工人更激进。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处处都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就是前线的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士兵已经绝对控制了群众”。[104]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街头妇女骚动之所以演变为革命，是由于派去镇压的部队哗变。革命的成功则是由于俄军的普遍抗命（这也是后来临时政府垮台的原因）。而军队瓦解的主要原因又是农村普遍发生“雪崩”，“穿军装的农民”急于回乡夺取土地。有趣的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的主要就是“穿军装的农民”，而唯一进行了抵抗的则是“穿军装的知识分子”——士官生。然而在斯托雷平以前，在农民与农民出身的军人普遍是皇权主义者的年代，士官生曾经是俄军中最具激进思想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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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斯托雷平改革“必然”要引起革命，但革命确实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直接联系。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因而很不公正，“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105]维特于1915年去世，仅仅不到两年后，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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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月到十月，导致冲突的主要事件与其说与工人，不如说与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利益有关。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第一号令便是恢复军队秩序，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号令则是实行“军队民主”。十月革命中，核心问题是“土地与和平”，革命中召开的苏维埃“二大”上通过的是“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而不是工厂国有化之类的法令）。在当时，土地与和平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士兵们急不可耐地“现在就要和平”为的是赶快回乡参加遍及全俄农村的自发性“土地革命”，而坚持作战就意味着要至少暂时地维持农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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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当时出现的完全是个自发的（如果不是纯粹自发的话，那起了作用的就是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非斯托雷平化”过程。十月革命中通过的土地法令是根据社会革命党人主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提供的文本制定的，它在理论上规定一切土地属国有，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解释的：“在由谁掌握土地的问题上，我们让土地公社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居第一位。”所以，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是村社化。[106]在名义上，《土地法令》附件曾规定：“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应受任何限制。”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土地改革的指令中也认为，独立农庄仍应保持原状，“但这个决定只在独立农庄不属于富农时才适用”。然而，当时何为“富农”并无规定，而且不久后为征集余粮又恢复了早在1902年就废除了的村社连环保，所以真正允许存在的独立农庄很少。在主要农业区，更实行了强制消灭独立农庄的制度。如弗拉基米尔省一些乡规定：“所有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无论份地还是买来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春乡土地委员会已命令全部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主迁入村社，秋天应拆除其全部建筑物”。[107]在南方、东南与中央黑土地带，独立农民制度几乎全部被消灭。在萨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萨拉托夫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罗波尔省从24.9%降至0.4%；在顿河区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区从4.1%~10%降至0.1%~1.2%。在西部与西北地区一些农业地位不高的省份中虽仍有一些独立农民，但数量也减少了。总之，在全俄范围内，“独立农庄主开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对那些顽固者则采取强制手段，直到收回他们的土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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