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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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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启蒙运动晚期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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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晚期包含了几个趋势。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首次将自由的概念应用于经济的运作。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启蒙思想家放弃了对理性和自然法则的长久思考。人类自由的标志不再是理性的运用，而是情感的表达。卢梭自己通过强调情感发展和情感满足的重要性，开始转向他所谓的“合理的多愁善感”（reasoned sentimentality）。在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发展方向中，许多作家开始“发现”并欣然接受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在中世纪的诗歌和歌曲中寻找它们的起源。而在法国，再也没有出现另一个伏尔泰或卢梭。下一代自称启蒙思想家的人，即那些抨击法国君主制体制结构的平庸作家，影响着公共舆论。所有这些发展都在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见第十一章）。晚期的启蒙运动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根源，使民族认同感的概念得以形成，这是对19世纪及之后的欧洲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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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和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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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对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探寻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建立起一系列可以解释经济运作的法则。这种探索脱离了重商主义，并导致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出现。重商主义是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理论认为，国家应该通过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的限制和关税等手段保护本国经济，让流入国内的金银比流出国外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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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者”相信土地（而非金银）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他们希望结束国家在农业、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干预。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是一名法国的医生和经济学家，他参与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编著，在书中呼吁君主批准谷物的自由贸易，并结束专断的价格管制，这是国家有时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实施的政策。他和其他重农主义者坚持认为，更高的物价将促进生产，因此从长远来看，将会带来更低的价格。重农主义者还鼓励富裕的地主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产量，他们还希望开明君主取消农业经济的通行费和国内关税。在商品化农业早已发展良好的英国，重农主义者吸引了一批饶有兴趣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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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欣赏他自己的著作《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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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名字古怪的安罗贝尔·杜尔哥（1727—1781）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取消了法国的谷物贸易控制后，伴随着连年的粮食歉收，出现了灾难性的食物短缺（见第十一章）。囤粮造成了更高的粮价，随后发生了粮食骚乱，于是这场实验很快结束了，法国又回归到原来的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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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苏格兰人，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在他的《国富论》（1776）里，他反驳了重商主义的一些标志性理论。他以解开对经济的束缚为目标，反对行会限制和垄断，以及贸易壁垒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这些大胆的提议与当时的经济思想大相径庭，后者大力主张受管理的垄断，并对自由市场竞争持怀疑态度。商人们则指望国家能提供财政、政治和军事上的保护。这名苏格兰哲学家乐观的学说后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法语名称“laissez-faire”，即“放任自由”。斯密坚持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方法去追寻自己的利益”的主张。他提出，若“放任自由”，英国的经济自然就会蓬勃发展，产生国内和国际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自由经济那“看不见的手”将解决供需平衡问题，并决定商品价格。“市场的美德”将战胜让人们失去活力的“垄断的卑劣精神”，由此增强社会幸福感和公民的美德。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常见主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特别关注如何向这个逐步被商业和制造业改变的社会反复灌输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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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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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启蒙运动晚期将重点转向经济自由，而在欧洲大陆上，这个时期的标志是主观主义和更加强调情感，这种转变早已通过卢梭的“合理的多愁善感”体现出来。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是通过思想这个媒介来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而非直接通过感觉器官。康德是这一学派最重要的倡导者。他是一名工匠之子，出生于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肯定了对自然的理性探究会带来知识。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理性就像一个法官，“迫使目击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但对康德而言，理性并非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基础。相反，每个人通过无法从其自身独特经验中剥离出来的概念去理解世界。这种哲学观点削弱了人们对启蒙运动盛期所倡导的理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信心。德国的唯心主义引领了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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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作家们逐渐对寻找民族文化的源头产生了兴趣；瑞典、丹麦、俄国和波兰都发现了用本民族语言记载的“民族”文学。第一家捷克民族剧院于1737年在布拉格开业。戈特霍尔德·莱辛为用德语写作而自豪，他还号召建造一家民族剧院。苏格兰读者为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发现了”公元3世纪一名虚构的盖尔语诗人莪相（Ossian）的作品而热烈欢呼。18世纪60年代早期，麦克弗森出版了一部诗歌译著，原作者是一名被他称为“盖尔族的荷马”的诗人，这引发了一场极大的争议，并促成了苏格兰浪漫主义的出现。作曲家们开始从大众文化中取材，特别是灵感不一定来自宗教的民间音乐。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第一批犹太人期刊在柯尼斯堡出版，而第一所犹太人的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建成。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追寻和热情的认同，比如苏格兰的事例，促进了浪漫主义的发展，并逐渐促成民族主义的发展。而民族主义将会破坏欧洲大陆好几个国家的既有秩序，特别是法国，其既有秩序的基础是对君主制王朝的忠诚，往往还有对国教的忠诚，却未必有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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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和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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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这一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并非自古就有。它于18世纪才开始在法语、英语及其他几种欧洲语言中成形（见第十一章）。在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参与讨论亟待解决的时政问题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当律师们为高等法院争取大范围的支持时，他们帮助建立了公共舆论这个概念。在1768年，路易十五曾经决定用更直接受到王室控制的温驯的机构去取代这些省级贵族法院。公共舆论迫使国王在6年后恢复了高等法院。君主制的反对者，甚至宫廷本身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也变成了一种论坛，让政治思想得到了更加多的讨论。这些思想深受有关政治主权和专制统治的限制的启蒙主义论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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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运动晚期，许多出版的文章涉及当时的政治问题，卡拉斯案件向公共舆论揭示了不宽容与迫害的后果，当时伏尔泰制作的海报就是这些文章的先声。随着法国王室在18世纪80年代财政危机的恶化，这些出版物促使改革问题被逐渐提升为国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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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出版物和权威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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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共和国的一些边缘人物曾被伏尔泰视为“三流作家”而打发走，他们也在破坏人们对君主和王室的敬意。18世纪早些时候，启蒙思想家们身处优雅的沙龙，与之不同，在启蒙运动晚期，自称启蒙思想家的作家们却经常在廉价的咖啡馆会面，他们住在街边楼房的高层，为了躲债而频繁改变住址。同时，他们坚持声称，王室的审查制度阻止了他们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有些人靠贩卖禁书维持微薄的收入。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声称自己和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样投身于反对法国的不开明体制这项共同的事业，但却写色情文学或是诽谤名人显贵（包括王室家族）的文章，还有少数人靠替警察监视其他作家来维生。虽然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也有这一类出版物，但数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也从未如此广泛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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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灵活的航运代理、运输商、驳船船员、码头工人和小贩们把在瑞士或奥属尼德兰出版的书籍走私给那些愿意设法避开书商行会及国家控制的法国书商们，使得禁书到达法国。1783年，国王再次加强力量扼止走私书籍的浪潮、取缔法国的地下印刷厂。这些出版商损害了巴黎的合法图书行业，因为他们出版禁书，并印刷比合法出版物更廉价的版本。不但如此，王室官员还担心这些走私的讽刺作品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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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尚的启蒙思想家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有什么联系？这些“后继者”包括《修道院里的维纳斯或穿睡衣的修女》、《揭下面纱的基督教》，以及《随军妓女玛戈》等书的作者。事实上，启蒙思想家的这些善妒、平庸的继承者削弱了人们对教会、贵族，尤其是王室的权力的尊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继承了其先辈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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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的确可以找到启蒙运动的某些主题。他们与名声显赫得多的前辈一道抨击法国君主制的根基。例如，不得志的作家们抨击印刷商和书商行会的特权，谴责这些特权阻碍了他们获得他们所渴求的名望。他们将审查制度等同于专制独裁，尽管这种做法怀有自私的动机，但却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声称只有废除审查制度，才能让思想自由交流。政治事件和丑闻让地下文学的印刷机持续运转，煽动普通民众对君主、教会和贵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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