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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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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和东欧零星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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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南欧工业化的地区仍然相当稀少，自然资源开发和政府关注的不足阻碍了工业化。当地的企业家们难以在贫困的农业社会里筹集投资资本。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纺织品生产日趋机械化，波希米亚和维也纳附近也出现了一些小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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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不完善的交通和阻碍投资的法律导致工业化的进程缓慢。西班牙不但缺乏通航的河流，而且一直到19世纪中叶前都没有铁路系统。1829年的一部商业法典使国家有权否决任何设立投资者协会的提案。从1846年到1847年，欧洲大陆爆发了经济危机，此后西班牙把银行业置于议会管辖之下，并禁止建立新公司，除非投资者可以证明他们的公司将为“公共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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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相对稀少，19世纪中叶全国大约有5700万人口，而商人只有约16万。然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是一辈子被束缚在领主拥有的土地上的农奴（见第十八章）。他们的农奴身份导致企业家无法获得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几十万农奴逃到俄国东部偏远地区，其中也有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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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运输系统也仍然相当原始。1823年到1844年，财政大臣反对修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会鼓励人们开展不必要的旅行。一直到1851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才通铁路。只有3000英里长的可以通车的道路修筑的目的是用于军事，而非商业或工业。俄国的河流是交通干道，但是船只都不是蒸汽船，且速度缓慢。30万名船夫拉着驳船驶向伏尔加河上游，整个行程耗费75天。19世纪早期开凿了几条大型运河，包括一条连接圣彼得堡和伏尔加河的运河。19世纪上半叶，国内外贸易有了显著发展，包括谷物和木材贸易，大部分贸易通过黑海的港口进行。但是，煤矿和铁矿的产地离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都有几千公里远，必须花费巨大的成本才能艰难地将其运往制造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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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工业化和西方仍抱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部分受东正教会操控。19世纪60年代，俄语里依然没有普遍为大众所接受的“工厂”、甚至“工人”这类词。工人依然与农村生活紧密相关。而国家也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促进工业的发展。1828年制造商委员会成立，一些大型城镇里组织起贸易委员会，一些技术学校也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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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尽管有以上不利因素，俄罗斯的工业在19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显著发展，尽管发展地区主要是圣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山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和许多传统制造业门类迅速发展，以应对人口增长。俄国工人的五分之一是农奴，他们需要将自己的部分工作所得交给领主。工人的人数从1824年的20.1万增加到1860年的56.5万，而当时总人口约为6000万人。同时俄国开始进口并制造更多的机器。然而，绝大多数纺织工作依旧由家庭手工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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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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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该夸大欧洲中产阶级的凝聚力。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俄国这些仍由贵族统治的国家相比，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诸国以及意大利北部城邦这些经济和社会正慢慢被工业革命改变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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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论与其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仿，其中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至少在理论上各司其职。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宗教和教育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同时，虽然人们有时认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是节俭的，但一种舒适文化的发展体现出了这个阶级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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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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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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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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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经济的转变，中产阶级愈发壮大且多样化。中产阶级包含所有既没有贵族头衔，也不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或农民的人。“中产阶级”与“市民”这两个术语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指的是住在吕贝克、不莱梅以及汉堡等城镇的享受特殊权利(12)、甚至被统治者赐予独立地位的居民。到了19世纪，西欧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据总人口的15％到25％，不过在瑞典、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中产阶级则少得多。19世纪早期的俄国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东正教神父在内，还不到总人口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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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中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状况、从事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可以将这个阶级想象成一座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是一小群联系密切的银行家族、工业巨头、最富有的批发商人以及一些顶级政府高级官员和大使。在这个极富有的群体之下的是律师和公证人(13)，以及靠商业、出租地产和获利丰厚的政府职位赚到不少钱的家族。总的来说，他们需要一些资源、关系以及信贷来赚钱。在柏林，五分之四的企业家都是银行家、制造商或商人之子。他们的父亲将他们带入这个行业，或借给他们足够的资金让他们能够独立经商。而在这个金字塔最底层的是“小资产阶级”，贵族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经常不留情面地拿他们开涮。这个阶层的人包括相对富裕且未来有些许期盼的店主、葡萄酒商、职位较低的官员、学校教师、咖啡店老板已经一些手工艺人，特别是那些奢侈品行业的工匠，诸如金银匠，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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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富裕商人和企业家渴望得到社会声望，而社会声望依旧与拥有土地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德意志诸国与意大利城邦的中产阶级拥有的土地在全部土地中的比重飞速上升。由于西欧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特别是缴纳的土地税）依旧是选举权的基础，这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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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维也纳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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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精英不论是否是贵族都一直在英国处于社会地位的顶端，尽管从1800年到1850年，他们所占国家财富的比例从约20％下降到了约10％。一些英国的“乡村绅士”依旧鄙视那些被他们嘲讽为“印花布染工”和“店主”的人，尽管如今一些贵族是靠家族在一个世纪前通过商业或工业赚到的财富而获得贵族头衔的。同样，因为英国依旧实行长子继承制，一些家族的次子或三子只得离开乡村成为商人，他们与普鲁士的同行不同，并不以此为耻。许多贵族家庭很高兴他们有后代与富商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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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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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理想和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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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成了受人尊敬且被人争相效仿的职业。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14)（1773—1836）在政治上支持中产阶级，他称中产阶级为“社会中最智慧且最道德的那部分”。密尔在作于1820年的《论政府》中谴责贵族们自私地只关注他们的地产利益：“可以说，他们一边睡觉一边变得更富有，不需要工作、承担风险、勤俭持家。以社会公正的普遍原则来看，他们凭什么拥有如此的财富？”在西班牙，中产阶级（繁荣的港口巴塞罗那的银行家、制造商，商人，马德里的律师和官员）称他们自己为“有用的阶层”，与那些所谓的“无所事事”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英国、荷兰以及一些德意志邦国的中产阶级受到新教福音派的影响，这种思想强调辛苦劳动的救赎本质。1847年，一份巴黎报纸这样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并非一种阶级，而是一种社会地位，有些人获得了那个地位，另一些人失去了。辛勤工作、勤俭节约且能力出众才能获得这一地位；腐化堕落、挥霍无度且懒散度日则意味着失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