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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个国家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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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二十卷的官方纪念特刊称巴黎博览会为“时代的精华”，其辉煌外观早已破碎，或者消逝，但是，它仍然以其纯粹的豪奢、无数的逸闻趣事和奇异的细节，以及它如此直白地陈说的内容和它拒绝表达的内容而引人入胜。除去官方演讲和对博爱及国家伟大的重申，展会的灿烂光辉受到欢迎，整个展览充当了装饰华丽的地毯，掩盖了前所未有的、弥漫法国上下的灰心丧气感和巨大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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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会呈现了一个包裹着旧时代舒服外观的崭新技术世界。在法国革命100周年之际，1889年世界博览会大胆地照耀着未来，朴素的埃菲尔铁塔乃是它的标志，光束是它的传奇。1900年，人们对大言炎炎的声明兴味索然。法国人希望分散一下精神，希望娱乐一番，不希望吃惊或者甚至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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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法国男女而言，新世纪不仅不确定，而且感觉备受威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国家输了一场战争给德国。它承受了1871年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并被迫逊位的屈辱，还被迫将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更糟糕的是，法国人目睹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诞生，眼睁睁看着德皇威廉一世在法国皇家荣耀的核心之地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紧随战败之后，巴黎公社起来反抗为逃避德国人而撤退到外省、软弱而反动的政府。更恶劣的是，法国军队在残酷镇压了反叛、夺回巴黎以后，在一周之内，通过军法审判的方式处决了它自己的两万多公民，造成“血腥的一周”。在更晚近的1894年德雷福斯一案中，一位无辜的犹太军官被指控叛国罪，明显舞弊的法庭判他终身监禁，这件事引起国家中产阶级以上社会的分裂，使曾经的朋友甚至家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种分裂像开放性的伤口一样还在继续溃烂，因为这位诚实的上尉被孤零零地关在远离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遭罪，德雷福斯分子要求对他进行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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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的敌人和支持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了私人生活领域：曾经的好朋友、印象派画家德加和毕沙罗因为这件事而形同陌路。作为德雷福斯的激烈反对者，德加甚至因为一位模特同情犹太上尉而解雇了她。连首都的空气似乎也分裂了。随着情绪接近沸点，1898年左拉在《极光》上发表的文章《我控诉》总结了辩方论点：“我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以人性为名义的启蒙热情，人性受的罪够多了，它有权得到快乐。我的激烈抗议仅仅是我心灵的呼声。让他们有胆量就（以诽谤罪）审判我，以使此事为大家所周知吧！”他没有受到审判，但是经过几天的街头骚乱和威胁以后，他只得远避英国，等待事态降温。回到法国4年以后，由于夜间烟囱堵塞左拉在自己家里窒息身亡。他的死因被登记为事故。几年后，一位盖屋顶的人承认，他在左拉家隔壁的屋顶上工作过，出于报复作家为犹太上尉所做的辩护，他把一片木头放到左拉家的烟囱上，令他命归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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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德雷福斯与衰退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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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成了法国莫名不安感的象征。仅仅在一代人以前，法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化中心，主宰着全世界的时尚和各处“文明”人的音乐与文学品位。1870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还言之凿凿、满怀流光溢彩般的信心写道，全世界的艺术家“在巴黎允许他们成名之前，都只能享有地方性的声誉……也许，在法国人给出解释之前，任何东西在欧洲都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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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之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独步世界。法国本身受困于各种阴影，包括战争失败、领土丢失，以及亡国灭种威胁下的衰退与堕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1891年，法国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如果说1850年到1900年期间人口数量没有下降（甚至从3600万上升到了3900万），那也主要归功于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在同一时期，尽管有大量人口移居他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反而增加了20%，而哈布斯堡的臣民几乎增加了一倍，俄罗斯人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三番。法国母亲不再孕育足够的子女，更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的男人好像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让女人怀孕了。许多作家说，法国人似乎患了不孕症；100年内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将会消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毫无意义，”1911年，历史学家雅克·贝迪永写道，“……法兰西之死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关键的事实之一。”法国落后了，而其东边的“世敌”、新德意志帝国则不仅在人口方面稳步增长，而且在科学（德国研究者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超过任何国家）、军备及工业发展方面也稳步前进。法国似乎不仅仅是战败了，而且日趋消亡，日渐退入其从前辉煌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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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恐惧削弱、被焦躁的悲观主义情绪动摇的法国人渴望一场兴高采烈、不具威胁性的世界博览会，而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成功。主办者要求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大胆：回顾性的辉煌和娱乐统领一切。每个人都要对现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人都要好好享受——即便旧法国的纸型炮塔更像是对民族伟大华而不实的戏仿，而不是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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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光辉的表面蒙骗：“这次博览会带给我们的新东西还有待观察，”博览会的大门最后一次关闭后，法国散文家尤金－梅尔基奥尔在《时尚》杂志中写道，“1889年，钢铁（埃菲尔铁塔）勇敢地、赤裸裸地独自矗立在我们眼前；它令我们欣赏它作为建筑元素的优点。自那以后，你觉得它好像感受到人在犯下原罪之后的那种羞愧，觉得需要把自己盖住。今天，钢铁用石膏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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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就是永远分裂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这个似乎已迷失方向的国家，这位犹太军官正好充当理想的妖魔。自从爱德华·德拉蒙特（1844—1917年）于1886年出版了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1914年时已出版了200版）以来，反犹主义在民族主义右翼中十分盛行，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将天主教徒和共和派无神论者哨聚在这面旗帜之下。德雷福斯特别适合作为阴谋、外国人和国际资本传说的题材。作为犹太人，他被等同于国际资本和法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终结；他生长在德法之间历史上素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地区，因此他被怀疑对法国怀有二心、是叛徒，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人口迅速增加的德国人及其在海军服役的无数子弟。在历史本身令法国人不知所措之时，作为一名军官，他也代表着男性美德和急于洗刷失败气息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能够生育足够数量的子女，那么，也许腐朽已经深入到法国的历史性伟大与男子气概的核心，军人阶层——在其发表于1899年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在巴黎做过医学研究的弗洛伊德把军官与夸张的男性气概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上尉的运气差得出奇，他有着这个国家害怕和意欲仇视的一切。“对我来说，今天的法国人——最近的一起危机已经使情况再清楚不过——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分享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愉快，但是他们不再同心同德。”反德雷福斯的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小说《伊塔普》中的人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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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头禅是土地和死人，相当于德国人说的血液和土壤。上面这句话出自毛利斯·巴雷斯（1862—1923年）。由于他是最排外的老人俱乐部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这句话具有不朽的善意。巴雷斯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享乐主义者，他的纲领性小说《崇拜我》宣扬一种彻底的、唯我论的自私自利，为他赢得了相当的文学声誉。后来，这位专业自我主义者厌倦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投入到国家共同体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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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右翼最危险的一些煽动家认为他们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是审美的，服务于更高的美和纯洁，巴雷斯也不例外。像那么多转变者一样，他最厌恶的莫过于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他曾经宣扬的颓废。他相信，天主教的法国被清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腐化了，这些人破坏了“有机的团结”，而这种“有机的团结”本来应该统领由“我们的死者和我们土地的产物”团结起来的民族成员。“扭曲了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死者的每一个行为，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令我们失去生育能力的谎言”。不育的幽灵又浮现了，这次体现为被阿哈斯威尔——流浪的犹太人阉割的乡村天主教徒。爱德华·德拉蒙特在他的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中写道：“一切都出自犹太人，一切又回到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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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是德雷福斯案的显然动机，人口争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者雷内·戈纳尔等批评者迅速抓住民族衰退的假定原因：城市生活、缺少信仰、普遍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颓废的过度文雅，以及“吃人的”大城市里尤其明显的现代生活的其他特点。这对世界上最有教养的国家——法国的打击尤其严重，戈纳尔警告说：“恰好我们的法国文明及其律法和习俗夸大了这一影响，迫使人真正害怕人口下降。”尽管采取了各种反向的措施，尤其是取消堕胎（在维希政权统治期间，这是死罪），甚至不准做避孕套广告——当时出现在其他国家报纸上的“绅士们的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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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德雷福斯的捍卫者埃米尔·左拉在受到触动之下也写了一部题为《繁殖力》的小说，对比了两对夫妻的命运：自我本位、富裕的城市居民把一切都投入到他们唯一的儿子（当然，他死了）身上，而故事核心的主角夫妇则选择了简单的生活，生育了一堆孩子，结果得到了爱和满足。这篇小说左拉构思了好几年。早在1896年，他就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我的小说……将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解释巴黎这样的城市如何杀死病菌，吞噬生物，消耗堕胎才成了这个样子：明天的生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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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怪物的形象——瞪着闪着电光的眼睛，石头和钢铁做成的身体，没有寄生虫，更谈不上生命，这种怪物以无法餍足的饥饿吞食其居民，就像直接回归到用自己的孩子烹煮盛宴的疯狂的神萨图尔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这个造成毁灭的创造者一样。作为邪恶之地的大都市——昭然若揭的资本主义吸血鬼正在吸食那些被它吸引的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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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态度对于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及其表现有着强烈的影响。巴黎大王宫和巴黎小王宫这两处真正宏伟的展厅（这两个展览遗迹现在在巴黎仍然可以看到）是为了体现法国的光荣而建来举办艺术展览的。展览期间展出的大多数作品都遵循世纪之交法国艺术的正式美学：学术性很强的东西——石膏和大理石、青铜和油画表现英勇的裸体、感伤的壮丽和纯洁的美女。只有一小批展品奏响了不同的音符，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总统劳伯特准备进去的时候，一位保守的艺术评论家挡住他，大声说：“别进去，总统先生，那里面装着法国的耻辱！”那是“激进派”的展览，由艺术收藏家罗杰·马克斯担任馆长。可耻的秘密是高更、瑟拉、塞尚、毕沙罗、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的作品，是堕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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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的活力主要来自一种库存盘点和回忆感。最著名的是，这种对过去世界的回顾性个人重建体现于巴黎优雅舞台中心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上。远离劳工阶级生活的残忍和小资产阶级焦虑的自私，普鲁斯特和他圈子里的人过着美妙的生活，享受着由一系列优雅的沙龙、舞会和附近的布洛涅森林远足构成的慵懒奢侈，布洛涅森林是一个真正优美的世界（至少在其居民心目中），它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位于布瓦、协和广场与首都右岸宏伟、浮华的巴黎歌剧院及蒙梭公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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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规模巨大的艺术项目与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绪及其怀旧的表现合拍。尤金·阿特热（1857—1927年），一位有着耐心和抒情眼光的摄影家，将其整个职业生命投入到他热爱的城市及其魔力之中，他相信它们会很快消失，会被一个喧闹的新世界的建筑给掩埋。阿特热用了30年的时间扛着他巨大的照相机和脚架在城市漫游，创作了一个由废弃的街道、沉默的建筑和空空如也的房间构成的迷人的静默世界，好像某个无名的公务员尽心尽责地罗列一位垂死的公爵夫人留下的每一把椅子和每一把银匙那样巨细无遗的清单。阿特热的巴黎给人无尽回味，但是几乎总是静寂的，没有人影，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人，因为从磨损的台阶、褪色的墙壁和周围的气氛还是可以感觉到过去无数居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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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旧并不单纯，而是受到这种认识的毒化：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还没有露面。改变无处不在，但是变化的速度模糊了很多人寻求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和原则。记录纨绔子弟生活的小说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人失去了父母那种强大动力和原则，英勇的建构时期行将落幕。文学衰落的思想不限于巴黎或者法国。1900年至一战开始期间，整个欧洲出版的小说几乎都在分析一个充满活力（又是男子气概）与信心的世界的消亡。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书店堆积着哀婉或者讽刺毁灭家庭的故事：复杂的戏中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剧本中迷失的青年，罗伯特·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是后来出版的，然而针对的这个时期）中的讽刺分析，而赖内·玛利亚·里尔克噩梦般的《马尔特·劳里茨·布拉格手记》（1910年）和卡雷尔·马特耶·卡佩克－查德的《涡轮机》（1916年出版）从奄奄一息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捷克王室领地标明中欧是最丰富的厄运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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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极其疏离的《布登勃洛克》（1901年）和《魔山》（1913年开始创作，1924年出版）追溯大资产阶级的毁灭，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则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颠倒方式，在《忠实的臣民》（1919年）中以一个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形象，记录德国不可抑止的崛起。比利时弗雷德作家思迪金·斯特路威尔斯将冲突的背景放在乡村，那里的一个年轻人不想过他先祖的那种生活。即便年轻农夫在他父亲的灵床前醒悟到，显然这只是暂时的解脱。在存在主义主题的版本中，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里，恼怒的主人公（1914年）向他的作者要求其存在之谜的答案。当他发现作者准备杀死他的时候，他自杀了，以此作为他最后的、徒劳的独立性的表达。在仍然是奥匈帝国领土但是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年轻的意大利人斯威沃的《衰老》表现其年轻的主人公患了早衰，同时无望地坠入爱河——一个噩梦般的不育与丧失自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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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一度辉煌的家庭蹒跚走入坟墓、旧贵族的堕落和被思想或者虚弱致瘫的人的故事中不难看到相似的社会情形，而他们正被新一代的、讨厌的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取代。契诃夫的戏剧中尽是这种形象化的描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902年的戏剧《非利士人》中，年迈的商人瓦西里对他儿子的革命同情心嗤之以鼻，对未来怀着赤裸裸的恐惧：“会发生什么事？环顾四周，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破碎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真的地发生什么事怎么办？谁照顾我们？你妈和我老了，好像任何情况都可以……毁灭我们……人家想毁灭我们全家。注意他们，他们想毁灭我们全家。我感觉到了，近在眼前。这可怕的……可怕的灾难。”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埃米尔·涂尔干，首批现代社会科学家之一，把他觉得体现了社会征兆的自杀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8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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