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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溶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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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阶级以不同的速度解体。德·卡斯特雷恩伯爵或者巴黎社会非常时髦的一小群公爵和公主在1789年以来并没有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对共和和世俗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主要来自教会。大多数自由主义、世俗派的法国人支持德雷福斯，但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派别（教士、政党和报纸）共同发起了持续的、丑陋的声讨他的风潮，其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情绪直接针对“犹太共济会”和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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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激进的总统埃米尔·孔布发起了进攻。他引用一项针对政治集会的晦涩法律，命令解散1000个天主教派（全部都迅速恢复，由共和党教师负责）以及众多的寺院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法国东部格勒诺布尔附近、建于1084年的格兰德－查特修道院，农民对1902年驱逐令的反应是在路上搭建燃烧的路障。修士们唱着歌离开修道院，教区居民站在队列的两侧哭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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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催化了教会和共和之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斗争，1905年12月通过的政教分离法律迅速结束了这场斗争。这下，教会机构不仅顿时失去了基础，而且还得出钱向国家反租其屋宇。无论自发的暴动还是1906年的教皇通谕都已经无法令事态回到从前：法国教会的力量被打破了，其牧师被赶出了共和国的学校，修道院被关闭，机构几乎全部破产。激进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击败了它的宿敌，1906年7月13日（法国革命纪念日前夕），憔悴但是仍然富于尊严的德雷福斯上尉被免除了全部罪责并恢复职务，这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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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资产阶级怀有梦想，但是在俄国，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突破贵族和教会的掌控。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他的权力只需依靠这两大支柱，并不遗余力地遏制民主趋势。沙皇中世纪的、神秘的社会观令他眼花缭乱，使他看不到国家的问题，而事实上，他的贵族很大程度上处于破产状态。1861年农奴解放令许多地主不知所措：由于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有效的农耕方法，他们迅速积累起沉重的债务，被迫把土地出售给新的有钱人。1917年成为第一位民主选举首相的G. E.利沃夫亲王说：“取消农奴制以后，我们这些地主很快沦落，没钱过圈内人习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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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樱桃园》（1903年）里的一个小地主把自己的府邸和土地卖给了一位粗俗的商人。书中对砍伐一个小地主家树木的斧头声的那部分描写，反映了俄国历史的这一页。由于从前农奴的无知和固执，再加上深入骨髓的保守，他们宁愿破坏新方法捣毁机器也不接受哪怕丝毫的改变——正如托尔斯泰1877年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狂热的现代主义者列文在付出代价后意识到的一样，少数头脑灵活、尝试新的耕作方式、新机器和新作物的贵族几乎总是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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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沃夫亲王本人是他的贵族朋友中少有获得成功的人。他继承了15万卢布的债务，他和家人决定自己耕种土地，种植三叶草这类非传统但适合当地土壤的庄稼，阅读新的农业著作并采用书中推荐的方法，而且，有段时间像农民一样吃黑面包喝白菜汤。最初，农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完全疯了，但是，他们全家想方设法把地产运转起来，经过25年的艰苦劳动，还清了全部债务，而且农场的利润还相当可观。利沃夫甚至还种了一个果园，为莫斯科市场供应苹果泥——好像是对《樱桃园》阴郁信息的驳斥。然而，大多数贵族不能想象没有其习惯的奢侈享受，正如他们无法想象喝白菜汤。一旦丧失了农奴的免费劳动力，俄国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命运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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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英国的贵族有理由妒忌哈布斯堡帝国的那些大家族，如文迪施格雷茨、华德斯坦、哈拉斯、罗布柯魏兹、列支敦士登、伊斯特汉日和帕尔菲，其中有些家族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当于英格兰所有县的总面积。哈布斯堡帝国基本上是乡村，自给自足，所以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大。匈牙利甚至出口小麦，在1900年的全球市场上，它是出口牛肉的阿根廷最大的小麦供应商。匈牙利广阔的平原，以及保守的乡村社会结构，使得它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生产粮食，这是少有的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反的例子，来自新世界的进口食品潮水般地涌入这些国家。小地主受到土地收入总体下降的打击更沉重，但是，他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通过一个巧妙而独特的办法补偿他们：他把他们全都纳入他的工资单，不仅仅是在军队，也在政府，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国家补贴贵族看似愚不可及，但是实际上，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情形，它使得皇帝维持了贵族这一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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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眼看要瓦解，成为民族主义的分裂国家，四处兴起的民族运动都在寻找领导，弗朗茨·约瑟夫成功地把贵族凝聚在皇帝的周围，不仅仅是收买他们的默许，而且也让他们积极参与他的政策。贵族拥有的可不是装饰性的位置：部长、部门首脑、将军和海军上将都是现职，哈布斯堡帝国行政和军事生活迷宫般的要求让他们都很忙碌。仅仅是吸收了大量贵族官僚的作战部就督导着三支独立的军队：奥地利军、匈牙利军和奥匈联军。似乎这需要的管理强度还不够大，每一支军队还都有一个语言的巴别塔，鼓励军官们学习各种语言，而且部里几种语言都在使用。军人可能使用一种语言发布命令（毕竟，命令在语言学上并不复杂），但是还需要另一种语言进行技术交流，第三种语言则用来跟士兵交谈。有些军团的新兵会说三种不同的本国语言。有人的家乡既有匈牙利人，也有日耳曼人和斯洛伐克人，移民去美国的比例很高，所以甚至也讲英语。军官们是在学校学的英语，普通士兵则从与美国有关的朋友和家人那里捡到了一些英语词汇，足够工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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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这个貌似不可能的制度非常管用。帝国内部有广泛的共识，即最好维持现状（这已经够复杂的了），即便这意味着摒弃其他大国都在玩的全球扩张游戏。各个领域的口号都是稳定。尖酸刻薄的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没有品质的人》中写道：“在这里，你处在欧洲的中心，位于旧世界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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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展现了一些奢侈，但是，当然，不像法国人那样过于复杂。人们也参与体育运动，但是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疯狂。为军队花的钱很多，但是正好足以保证它是大国中的第二强。速度也比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略小，但是也比普通的大城市大很多。这个国家的管理以一种开明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执行，对所有尖锐的地方，欧洲最好的官僚政治都做了小心翼翼的修剪，它只有一点不足：它无助于天才和企业……除非出生高贵，或者由国家任命，或者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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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布斯堡帝国，贵族的控制惯性和痉挛性即兴表演艺术掌控了局面，只有极少数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中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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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它的大宪章、玫瑰战争和查尔斯一世的处决；俄国贵族遭到伊凡雷帝的荼毒，并于1825年奋起反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贵族一直与他们的政权保持着斗争关系；匈牙利尤其持续地对皇权评头论足；意大利人经历了复兴运动，西班牙人经历了血腥内战，波兰人遭遇了百年之久的入侵、革命和权争噩梦。法国目睹了投石党运动。在欧洲，只有一个地处大陆中心地位的国家——德国，其贵族权力和君主统治得到接受，未经受挑战或者中断。1944年之前这里没有发生过打倒贵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过打破秩序的弑君或者德国投石党运动。1944年，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克劳斯·申克领着一群人谋划推翻政府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结果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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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宣布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是从乡下登上全球舞台的，他们相信传统的军事精神。不同于其英国同伴，除了一个人（怪癖的冈特·维克多王子。他是只有10万人口的小国图林根州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首领）以外，他们都会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和官方照片中穿制服。1866年普奥战争后胜利大游行前夕，德意志帝国的新总理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七个骑兵志愿军的荣誉首脑，授少将军衔，这么做摆明了就是好让他能穿军装。即便他是第一位平民政治家，但是他经常穿着制服出现在议会，而且总是皇帝在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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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通过保护贵族免遭工业化和全球竞争的寒风，对他们持续尊重和支持等级结构予以丰硕的回报。免税和关税壁垒保证农业仍然是对地主们切实可行（即便越来越困难）的支持手段，尤其是易北河流域东普鲁士的大地主们。东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精神构成了对普鲁士君主的支柱，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抵押借贷，生活一如他们的仆人，但少有人被迫出售庄园。他们的收益下降了，但是这些坚韧的容克地主拒绝放弃，而依赖坚定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个时候，这些节俭、骄傲、内心独立的清教徒贵族几乎把节约同古老的尽责信仰一样视为神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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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参与谋杀希特勒的勃兰登堡贵族亨宁·冯·特雷斯科就是在普鲁士的一个庄园里长大的。他的庄园也差不多只能维持生计。作为庄园管理者，他母亲把开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他们能够享受的快乐都很朴素，”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冯·特雷斯科夫人要给村里人买圣诞礼物的时候，乘坐三等车厢去柏林。到了柏林市，她也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大多数时候她下榻最便宜的招待所。那些年，即便是更奢华更富裕的冯·登霍夫伯爵也被人看见搭乘三等车厢。同时，普鲁士许多奋争的低层贵族则被军队吸纳了，他们常常用他们的军官工资维持容克乡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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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地主的特殊经济地位在保护东普鲁士强大的容克阶级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德国贵族内部没有发生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危机，虽然在1900年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国会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贵族特权的声音。他们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特别因为选举制度本身赋予地主阶级多得不成比例的议会席位，也因为军队和政府里充斥着贵族成员：2/3的政府官员出身贵族，75%的军官和84%的将军也是贵族。1918年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所有总理（奥托·冯·俾斯麦亲王、里奥·冯·卡普里维伯爵、克洛德维希·祖·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和伯恩哈特·冯·布洛亲王）都出身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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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阿尔滕堡的恩斯特二世公爵殿下是最安全的帝国贵族的经典范例。在一张照片、田园明信片上他在德国东部图林根的小公国就是这样：自己坐在一把精心雕刻、王座般的扶手椅上，周围是他迷恋的家人：他的妻子阿德尔海（娘家姓绍姆堡－利珀）女公爵和他们的孩子乔治·莫里兹、弗里德里希·恩尼斯特、夏洛特和伊丽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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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国家的生活通常很简单，具有浓厚的家长制作风。“我父亲很早就拥有一辆汽车，”正式继承人乔治·莫里兹后来回忆说，“他告诉他的交通部长必须得改善路况，因为在崎岖不平的乡村路上开车太颠簸了。部长客气地告诉他没钱做这样奢侈的事，于是我父亲热忱地邀请部长坐他的车。部长没有好理由拒绝，于是我父亲以最快的速度着手修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满意地补充说，“道路以惊人的速度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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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阿尔滕堡是一个小公国，只有20万臣民。首都阿尔滕堡有3.9万居民，在德国城市名单上位居100位。小公国的领土主要是农地，也有一些煤矿，铁路网覆盖面积为185平方公里。公国最大的工业主是扑克牌生产商，现今仍然以阿尔滕堡的名义生产，在德国仍然很有名。恩尼斯特二世是德国最后一位君主（1918年11月14日，他比德皇晚五天退位），他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他是唯一一位生活并死在共产党统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前德国封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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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严格的等级制世界，年轻的王子们小小年龄就懂得了地位的微妙；他们明白其家庭地位的意义，以及与其他几乎与他一起吃母乳（或者奶妈的乳汁）的统治家族的关系。他们的家族关系说明了德国贵族根深蒂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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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阿尔滕堡与萨克森－科堡－哥特哈斯（乔治·莫里兹本人是令人泄气的英国王位第642位继承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大家族，包括比利时王室、保加利亚王室和葡萄牙王室密切关联。公爵的姊妹亚历山德拉嫁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爵。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公爵的姻表兄弟，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度被废的表兄弟。另一位姊妹玛丽成为皇帝威廉一世的兄弟、威廉二世的叔祖、普鲁士阿尔布雷克特亲王的夫人。他们所有人的血统都可以溯源到中世纪早期，以萨克森－阿尔滕堡为例，他们的祖先包括中世纪的皇帝查理曼和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及他们之后的一群色彩斑斓的13世纪边疆侯爵：骄傲的阿尔布雷克特、受压者迪特里希和压迫者迪特里希（不是父子关系）、堕落的阿尔布雷克特、被咬的弗里德里希、独眼威廉一世、蓄胡须的乔治。1900年，这些有趣的王公们的遥远的后代子孙仍然占着上风，但也只是勉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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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省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家长制气息，那么，贵族影响和贵族权力的程度在国内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尤其是在更加城市化的地区。像哈布斯堡、不莱梅、吕贝克或者但泽这些强大的北部港口（全都属于古代重商的汉萨同盟）都是小共和国，数百年都由公民参议院统治。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广袤的乡村主流容克地主精神在天主教莱茵地区的工业城市（科隆、埃森、波鸿等）则属异类。这些城市虽然正式属于普鲁士，但是其传统和行事方式则断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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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经常把德国中产阶级说成是拍马者，其实远非如此。他们很有自信，而且看不起出身贵族的人，认为那些人是一群退化的、墨守成规的骗子。德国中产阶级以教育背景和公民优点，而不是以贵族出身衡量地位和价值。杰出、富裕的德国人经常拒绝接受爵位封号。钢铁大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拒绝了封号（虽然他的儿子妥协了，从此以冯·波伦与哈尔巴赫亲王闻名），大病理学家和公共卫生活动家鲁道夫·魏尔啸也拒绝了。布雷斯劳工业家奥斯卡·胡尔德辛斯基曾经应邀乘坐帝国游船，后来他拒绝接受封赐给他的封号克罗伦诺尔顿，据说他说：“如果没有人因为我对德国工业的贡献而考虑给我荣誉，那么，我不会接受因为我同皇帝坐了趟船而给我的勋章。”中产阶级并不像莫姆森的悲观看法一样，“生来就是被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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