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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70650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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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的能力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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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觉察到的，主要是16世纪的种种形势和机遇所推动、促成的各个国家和各个“帝国”的兴起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导致这种兴起的原因。现代国家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建立起来。它应该增强它用以维护它的威势的手段、工具和代理人。这是新的现象中的最明显不过的现象。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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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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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密集的队形出现了我们不是由于对现代词汇的过度使用，而是出于方便将称之为“公职人员”的这种人。他们占据着政治历史的道路，这是事实。由于他们的缘故，发生了一场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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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受命执掌政权以后，立即把一部分公共权力据为己有。至少在16世纪，他们在各地都出身微贱。在土耳其，他们往往出身为基督教徒，属于被征服的种族。他们也往往是犹太人。这是他们附加的缺陷。根据H.格尔策尔的统计，84 在从1453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任土耳其首相的48人中，5人为土耳其族人（如果可以说是土耳其族人的话。这5人中有1个切尔卡西人），10人出身不详，33人是背教者（其中有6个希腊人、11个阿尔巴尼亚人或南斯拉夫人、1个意大利人、1个亚美尼亚人、1个格鲁吉亚人）。一直爬到土耳其官职等级的顶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显示出基督教徒已经以何等规模渗入奥斯曼帝国的公职人员的行列。最后，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更像拜占庭帝国而不像某个蒙古帝国的话，85 其原因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公职人员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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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西班牙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比对其他地方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更加了解。在这个国家，公职人员出身于城市的平民百姓，甚至出身于农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是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后代。在西班牙，谁又不声称自己是这种贵族的后代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却逃不过任何人的注意，特别是逃不过他们的公开的敌人之一、大军事贵族的辩护人迪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注意。这位辩护人在其所著《格拉纳达之战》一书中指出86 ：“西班牙国王把司法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交到文士（letrados）的手里。这是介于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地位中等的、既不触犯前者也不触犯后者的以研究法律为业的人。”这些文士是意大利的文献资料提到的“法学博士”的同行，是16世纪的法国法律家的同行。这些法国法律家不管是否来自图卢兹大学，都由于他们具有罗马法思想而为瓦卢瓦家族的专制主义出过大力。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怀着使他变得明智清醒的仇恨，提到这些公职人员的整个队伍：民事法官、刑事治安法官、法院院长、法院（类似法国的最高法院）的成员以及居于一切之上的卡斯蒂利亚会议的最高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限达到所有领域，及于一切事务，比起对合法的事物和不合法的事物的审理权 来，既不大也不小。他们妒忌别人的职务，并时刻准备侵越军事当局（实际上是大贵族家族）的权限。这种进行统治和惩罚的工具并不局限于西班牙的范围内：“这种统治工具和方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今天正处于它的力量和权威的顶峰。”87 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已经功成名遂、得到权位的文士之外的那一大群正准备步入仕途的、越来越充塞西班牙的各所大学（不久以后又充塞新世界的各所大学）的人。在下个世纪初，新西班牙的另一个大封建领主、克里奥尔人巴列侯爵罗德里戈·维沃罗88 统计出有7万名大学生。他在计算时心绪十分恶劣。在这些大学生中，有鞋匠和农夫的儿子。如果说这不是国家和教会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它们通过提供政府和教会的职位，以和求知欲相同的程度把人们吸引到大学里来，使之人满为患。有的文士往往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或者在萨拉曼卡取得他们的学位。不管怎样，即使有人认为7万名大学生在罗德里戈·维沃罗眼里是个巨大数字，但与西班牙的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微不足道。这股社会的推动力，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建设时期起，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甚至那里已经出现了出身十分微贱的像西印度法律的编纂者帕拉西奥斯·鲁比奥斯89 那样的“王室办事员”。他的父亲甚至连西班牙的末等贵族都不是。于是，后来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出现了贡扎洛·佩雷斯这个地位低下、后来被人怀疑其直系亲属是犹太人的秘书。90 于是还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出现了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这位主教1572年死于中风，死时荣殊誉满，身兼多职，头衔颇多，留下一所档案汗牛充栋、文件堆积如山的房屋。这些档案和文件他生前还来不及一一过目，往往在那里睡大觉达数年之久……贡扎洛·佩雷斯同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和东·迪戈·德·科瓦鲁维亚斯·德·莱瓦一样，也是神职人员。他的亲戚塞巴斯蒂安·德·科鲁维亚斯·德·莱瓦1594年编写了一份相当长的对他的过去的介绍。91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了解东·迪戈的情况的时机。他生于托莱多。他的父母是贵族，出生于比斯开。东·迪戈在萨拉曼卡开始他的社会活动，曾经在奥维耶多中学任教，后来又在格拉纳达的法院任法官，接着任罗德里戈城主教，继而成为“西印度群岛中”圣多明各的大主教，最后任卡斯蒂利亚法院院长，并于当时被授予昆卡的主教辖区（事实上他在拥有这个辖区之前，于1577年9月27日死于马德里，时年67岁）。如果要说明什么的话，他的一生就说明：人可以同时在教会和国家两个方面任职；而在西班牙，教会又比别处向穷人把门开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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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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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这些奇怪的估算（见《总结算》，第1册，第1卷，威尼斯，1912年，第98—99页）肯定不会绝对准确。但是，不管怎样，它却显示出在1410年和1423年之间这段时期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的总的减少（1410年的数字用晕线形成的灰色圆圈表示；1423年的数字用黑色圆圈表示）。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70万杜卡托；法国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100万杜卡托；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从30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威尼斯的财政收入从11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即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仍然需要像计算实发工资那样计算实际财政预算。总的说来，国家似乎总是有些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在经济形势趋于上升时还是趋于下降时，情况都是这样。换句话说，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在萧条时期和收缩时期，比其他减少得慢——这是它的优点；在恢复时期，则比其他增加得慢。这个假说不能被已经提到的文献资料和以后将引用的文献资料证实。只有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根据当时占主流的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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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苏里曼的统治时期既是战争胜利时期，也是进行多种建设和大规模立法活动的时期。苏里曼有立法者苏里曼的称号。这就使人能够想象到在他统治之下的各个邦国，特别在君士坦丁堡，法学研究重新兴起，而且还存在一个法学家阶级。他制定的法典把司法机构管理调节得如此之好，以致据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考察研究这个司法机构的运转情况92 。事实上，他制定的土耳其法典在东方，和《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93 或者和《法律汇编》在西班牙同样著名。苏里曼在匈牙利的全部立法工作由法学家阿布尔斯—苏乌德负责。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在所有权问题这个领域内是如此重要，以致它的很多细小部分还存留至今。一本私法手册94 的作者、法学家易卜拉欣·哈勒比，同样应该列入16世纪西方最大的法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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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思考，就越深信东西方之间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超越了词语、术语和政治的表面。不错，东西两个世界迥然不同，但并非始终背道而驰。罗马传统的法学家和学识渊博的可兰经经文的注释者——法学家，组成同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东方和西方都同样致力于提高君主的特权。把君主政体的勃兴全都归功于这些法学家的热心，归功于他们的忠诚或者归功于他们的谋略算计，是鲁莽冒失的、不正确的。在过去，政权并非只有法律方面的根源。所有的君主政体仍然是神授的。而且，经济也起着作用。不管怎样，这支包括名闻遐迩的法学家和默默无闻的法学家在内的法学家队伍，以后曾经为各个大国效劳。这支队伍憎恨并粉碎了阻碍这些大国发展壮大的事物。甚至在伊比利亚的公职人员经常滥用职权的美洲，谁能否定这些忠于君主的小人物的效劳呢？土耳其部分地违反了它自己的心愿，变成了现代国家。它在亚洲东部被征服的各个省内大量增加分得一半税款的包税人。这些包税人以他们掌管的收入为生，但把收入的主要部分转交给伊斯坦布尔。国家也增加雇佣的公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更愿意在易于监督的城市里从事某项既定任务以领取一份来自帝国国库的薪俸。这些人的队伍越来越由背弃自己原来宗教信仰并逐渐进入奥斯曼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来源于dewshirme。这是一种其内容为“从巴尔干的基督徒家中夺走一些年龄在5岁以下的孩子的收集和贡奉行动”。95 这个词同时表示政治和社会两个范畴。奥斯曼国家的这些新官员以后使巴尔干的timariote（古时土耳其给士兵的封地或采邑的拥有者）减少了并且几乎消亡了。他们以后还长期支持帝国的经过革新的力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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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国家在并不总是明确愿意调动它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调动这些人的职务。97 它随意使他们背井离乡。大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甚。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弗朗什孔泰人声称自己没有祖国。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在西班牙，这类调职事件的证据不胜枚举。先受雇于大加那利岛的法院，并且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法院终其任职的被解雇的波洛马雷斯的情况就是这样。98 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随同部队或者不随同部队，比平民百姓更加来去无定。西班牙的代表东·迭戈·门多·勒德斯马从南特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一份长长的关于他的忠诚效劳的记录，99 以便要求君主在他财政困难时给他一些“援助”。这个世纪末，他在南特是个精明强干的公职人员。他出身于一个肯定高贵的家庭，很年轻时就同他的兄弟一起被收纳为和平王后伊莎贝尔（卡德琳·德·梅迪奇的女儿，菲利普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的年轻侍从。在格拉纳达战役进行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就在军中服役。然后，他又曾经在意大利跟随奥地利的唐·胡安。1580年征服葡萄牙时，他和两个兄弟曾经促使萨莫拉城为西班牙国王效劳，并把他自己的封臣的军队加进城市的警卫部队中。萨莫拉这座城市在接受增加营业税 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并为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政府于是把东·迭戈派往该城，以使之晓事明理、回心转意……东·迭戈叙述说：“我一进入市政府，就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使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并使人们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没有比这更好地取得宠信的办法了。不久以后，他就在马拉加就任市长。正是通过这些市长——城市的主人和有权势的人物——国家控制着它的臣属。这些市长相当于法国的总督。东·迭戈在担任新职期间，负责港口码头的修建。他奉命立即前去救助受到德雷克威胁的丹吉尔和休达。他进行这项活动，没有花费西班牙国王一个里亚尔。不错，东·迭戈在这起使他倾家荡产的事件中破了产，因为他的确必须在担任新职期间，在救援驻防地时，出资供应60多名骑士和另外一些贵族……接着，他担任休达总督，并且以这个名义对他的前任的管理工作进行调查。他自夸在调查期间审理案件时明察公正，使教会中的任职者得以复职。他自感心满意足，于是不再任职，弃官回家，住在萨莫拉附近。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贫困不堪的妻子的理由正常的呼叫。就在这时，他同意前往布列塔尼6个月。但是，这6个月却拖延达5年之久。在他离去期间，他的长兄和长嫂死去，他却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他甚至因此两次败诉。可能自从他临时调往布列塔尼起，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一处有1 500杜卡托年金收入的骑士团封地，并且还将付给他一笔按4年计算的过期未付款。但同他支付的巨额费用相比，同他家庭的贫困相比，这又何济于事，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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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尼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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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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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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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国家财政预算由三部分组成：城市本身的财政预算、大陆的财政预算和帝国的财政预算。帝国财政预算的数字往往出自主观臆断，缺乏根据，因此被搁置一旁，不加考虑。杰玛·米娅妮小姐主要根据《总结算》绘制出这个图表。表上的三条曲线符合威尼斯和大陆的总收入情况：名义数字（以通用杜卡托为计算单位）、用金币表示的数字（以西昆为计算单位）和用白银表示的数字（以吨白银为计算单位）。法国的数字（由弗兰克·斯普纳收集汇编）大大低于实际数量（以图尔利佛为计算单位的名义数字和以金币为计算单位的数字）。这些曲线尽管因有脱漏而不完全，仍然显示出国家财政预算的起伏波动与物价的起伏波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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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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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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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的物价指数借自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国家财政预算以100万卡斯蒂利亚杜卡托为计算单位来进行估算。卡斯蒂利亚杜卡托是这个时期的计算货币，始终未变。国家财政预算的估算借自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这次尽管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不完全，但物价的形势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趋势的符合一致，比在上述的情况中清楚得多。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使用了“国家财政预算”这个词，尽管严格说来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确切。我对国家财政支出的了解并不可靠。据我所知，只有锡曼卡斯的档案资料（可能还有英国的档案资料）能够使人了解到真正的国家财政预算。与我们已经绘制的这些图表相似的关于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国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预算的情况的暂时使用的图表，易于估算和绘制出来。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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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档案保存着成千上万件诉状和类似的说明材料。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这些档案材料陈述的种种怨言苦情字字信以为真。但是，毫无疑问，现代西班牙的“公职人员”薪给菲薄，并且经常在西班牙帝国的棋盘上移来移去，背井离乡，与故土割断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往往清贫度日。在马德里居住着一大群无业的寻找职位、养老金和过期未付款的人，一大群肢体残缺、顿足捶胸、等待接见的军人。这时，他们的妻女为了生活而出卖肉体，放荡堕落……这些国家失业者（chômeurs d’État）的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他们沿着富商巨贾居住的中心大街，在等待中消磨时光，根据季节变化去普拉多·圣耶罗尼莫寻找夏天的凉爽或者冬天的阳光，或者混杂在夜间散步者的拥挤的人流中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