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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六章 赎罪日战争后的以色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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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处在一场大选之中，果尔达·梅厄的竞选口号称国家的形势空前地好。考虑到赎罪日战争及其后果，这个口号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大选被推迟到1973年12月底，国家仍处在动荡之中，脱离接触协议正在谈判当中。工党联盟（The Alignment，Hama‘arakh）由1968年重新组建的工党、以色列统一工人党、以色列劳工名单党和劳工联盟（Ahdut Ha‘avoda）联合组成，工党联盟在议会中失去了5个席位，从56席减少到51席。这虽然削弱了工党联盟的势力，但并没有使其丧失霸权地位。利库德（Likud）集团，由加哈尔集团和一些小的右翼党派组成，首次出现在这次选举中，并赢得了39个席位（加哈尔集团在196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26个席位）。结果是左右翼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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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果尔达·梅厄设法同全国宗教党结成联盟。她坚持让摩西·达扬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在以色列民众的压力之下，六日战争前夕，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公众对于达扬作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负责人充满信心。现在他们的偶像让他们失望了。这是一种让人感到痛苦的、艰难的、不能宽恕的失望。起初，达扬拒绝加入政府。梅厄认为他的拒绝不是屈服于公众舆论对他失败的指责，而是企图破坏她努力组建的政府。达扬最终做出让步并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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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公众的压力之下成立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由最高法院院长主持调查的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战争期间军队被突袭并仓促应战应由谁承担责任。委员会的报告追究了以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和他的几个副手，以及南部的指挥官撒姆耳·葛农的责任。总参谋长和其他几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被解除职务。委员会没有追究文职领导人的过失，这一裁决激起民众广泛的愤怒，他们要求政治领导人受到法律制裁。士兵们从战场上回来后参加了在政府机关外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喊“达扬辞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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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众的抗议，果尔达·梅厄于1974年4月2日引咎辞职，并解散了她的政府。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她的继任者。工党的老牌政治家和工党的左翼派别（以前的劳工联盟）更青睐于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是达扬的好朋友，是工党另一支右翼派别（先前的以色列劳工名单党）的候选人。拉宾以微弱优势获胜。他于1974年6月成立新政府，这位六日战争时的总参谋长，刚刚结束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任期，曾在果尔达·梅厄领导的前政府中担任过次要的部长职位。虽然他是一个经验不足的政治家，但是没有参与赎罪日战争决策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西蒙·佩雷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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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没人注意到，以色列领导阶层已经发生了代际更替。果尔达·梅厄是20世纪初移民巴勒斯坦的“创建者一代”（founding generation），也是建国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进取心，艰难开拓的一代中的一员。在伊休夫危机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以色列战争时期，诞生了一批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领导人。1969年列维·艾希科尔去世的时候，领导权本应交给在独立战争中战斗的土生土长的那代人。然而，由于担心摩西·达扬和伊戈尔·阿隆这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党内分裂，于是，果尔达·梅厄被选为总理，作为缓和内部争斗的临时措施。随着果尔达的离职，那些认为应该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命运负责的老一代政治家离开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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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政治从权力走廊和以色列民主的既存框架转向街头。政治抗议成为一种永久性的事件，通过游行示威对政府施加压力，旨在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之前在以色列是闻所未闻的。在六日战争前夕，在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总部，出现了黑豹党和妇女示威游行的抗议活动，要求任命达扬为国防部长，但是他们的抗议活动是暂时性的或小规模的。现在，这些新出现的运动在反复的游行示威活动中第一次成功地鼓动了民众。这种现象似乎与以色列电视的出现有关。赎罪日战争是首次发生在电视时代的以色列战争。视觉信息的即时性将战争及战争的恐怖传到每个家庭中，使得家人与前线军人感同身受。最初，示威活动只有少数人参与，但是示威者和他们的口号经电视的转播，使得这一相对边缘的现象变成了以色列生活的中心。由于这种曝光，示威者的势头日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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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抗议运动要求达扬以死谢罪。参与示威的左翼和右翼，以及士兵和遇难者亲属都强烈要求责任人（mehdal）出来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报告将所有的责任归于军方，却推卸了给军方下命令的政府领导人的责任。领导层有义务为其在以色列政治中的行为和疏忽承担公共责任，直到那时，这一原则在以色列政治中还没有得以落实（值得怀疑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是否严格遵守这一规定）。难以想象的是，在独立战争经历失败之时，本-古里安甚至被要求引咎辞职。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不被视为罗斯福总统的失败。就政府和领导人承担错误、失误及失败的责任而言，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中心影响力方面，1974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以色列政治中一再出现要求领导人承担失败的责任的情况，尤其是一旦涉及生命损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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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议活动并不代表一个特定的政治团体，但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新运动信仰者集团出现了。它源自青年耶希瓦学生的自发组织，尤其是来自莫卡兹哈拉维耶希瓦（Merkaz Harav yeshiva）的学生，还有来自耶希瓦赫斯代尔（yeshivot hesder，将高级塔木德研究与国防军兵役结合在一起的耶希瓦项目）的学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阿奇巴之子”（Bnei Akiva）的毕业生，宗教和非宗教阵营中的大以色列信徒，以及占领土地上定居的老兵［如来自埃齐翁定居点集团的哈南·普莱特（Hanan Porat）；来自希伯伦的拉比摩西·莱文杰（Moshe Levinger）；来自戈兰高地的耶胡达·哈雷尔（Yehuda Harel）］。他们充分意识到战争之后，以色列社会被绝望和痛苦包围着。他们发现政府愿意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做出领土让步，并担心这场造成大量伤亡的惨烈战争会迫使政府屈服于美国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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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公众在所占领土未来的问题上发生分裂：一些人认为阿拉伯人最终会找到合适时机达成和平协议，而所占领土问题也只是一个附属性问题；另外一些人则声称“被解放的土地不会归还”以及“一寸土地也不归还”。左派认为这场战争及其可怕的代价是不情愿妥协以及不愿撤出所占领土以换取一项协议（甚至还不是和平协议）的后果，所以他们要求在领土让步问题上应具有灵活性。右派人士，尤其是信仰者集团的创始人，认为这场战争证明了阿拉伯人摧毁以色列的决心，并得出政府不能有任何让步或屈服于压力的政策，否则将会招来更进一步、无止境的压力。对右派来说，这场战争及其结果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与之类似的胜利；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场战争已经暴露出的问题，甚至更没有注意到战争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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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信仰者集团的人主要来自全国宗教集团圈子。创始人员之一格尔松·沙法特（Gershon Shafat）写道，绝望和痛苦唤起了成员们“新的希望，希望有新的开始，这一新开始源自造物主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推动我们前进的命令”[1]。这些断言恰当地引导弥赛亚运动，该运动由一个隐秘且神圣的诫命引导，这个诫命只向其信徒揭示，然而却以更加崇高的真理之名而忽视了现实性。关于什么是可能和可取的问题，他们没有进行理性考虑；相反地，他们将宗教信仰的观念强加在现实之中，并依此行事。这种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将返回锡安作为一个要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计划，并遵守现实世界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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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集团政治活动的天然渠道是全国宗教党。然而，尽管泽鲁仑·哈默（Zevulun Hammer）和耶胡达·本-梅耶（Yehuda Ben Meir）壮大了全国宗教党“年轻人”的势力，但该党派并不由大以色列信徒所掌控，而且在政治上持温和立场。以经验丰富的老将约瑟夫·布尔格（Yosef Burg）为首的领导层，试图继续该党与工党的“历史联盟”。信仰者集团与全国宗教党年轻的领导人要求全国宗教党在1973年12月的大选后拒绝加入果尔达·梅厄的政府，除非她同意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工党拒绝了这一想法，因为这样的政府可能会阻碍与埃及、叙利亚达成协议。然而，这恰好是信仰者集团想要的。一旦这一团体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将无法通过全国宗教党行动，他们就会选择一种议会外的战略。与埃及的脱离接触谈判表明，他们在协议取得任何进展时所预测的威胁即将来临，因为很明显，以色列将被迫让出领土。尽管很难争辩说，西奈或戈兰高地——都位于以色列历史土地边界之外——是“我们祖先的土地”，但是，自愿放弃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这一趋势最后很可能会影响到犹地亚和撒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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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反对脱离接触协议的示威活动是由右翼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组织的。不过，信仰者集团很快在这些行动中脱颖而出。一般来说，少数人参与的右翼游行示威，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进行就会越来越困难，但相比而言，信仰者集团动员了来自犹地亚、撒玛利亚和戈兰高地的定居者，并“定居”在议会和部长办公室外边。可能在某一天，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这里，搭建临时营地。第二天早上，大概2000人披着祈祷巾站在内阁会议室的窗户外边，这一景象立即被电视转播。信仰者集团的动员能力是全面的。它不受财政能力约束或其他议程的限制。每次基辛格去以色列，都会遇到激烈的游行示威，以及被信仰者集团堵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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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与叙利亚艰难谈判期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关键点似乎是库奈特拉的命运，从戈兰高地来的移民在荒无人烟的小镇上的一个地堡中，建立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定居点”。第一批定居者是基布兹和莫沙夫的非宗教成员。当他们意识到哈麦乌哈德基布兹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时，他们就把定居点交给信仰者集团。信仰者集团承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附带条件是，如果政府要求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将会照做。然而，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政府要求撤离库奈特拉，然而科谢特一个非法的定居点，变成了以色列领土戈兰高地上永久性的定居点。这是一个先例，建立了一个没有政府批准的定居点，并且事后得到了审批手续。这是一个不会被遗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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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阶段，信仰者集团的工作方式已经确立：大规模动员移民者、耶希瓦学生和其他来自全国宗教教育系统的学生；利用定居点的后勤资源动员和维持示威活动；长期的抗议；在军事和政治机构的支持者或准支持者的帮助下建立非法定居点。宗教热情使这一工作可能实现，每当以色列社会丧失信心和迷失方向的时候，宗教热情指引着信仰者集团，给予信仰者集团和它的支持者强大的精神支持。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表达了战争创伤与弥赛亚运动强化之间的联系：“这个国家的人死在地球上/代替煤炭、黄金、铁/他们是弥赛亚来临的燃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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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集团的核心很小，这在拉宾政府任期内表现得很明显，那时，相同的埃隆莫雷赫核心组织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以抗议政府拒绝允许犹太人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中心地带定居。信仰者集团是一群游移不定的激进分子，他们开始选择特定的位置建立定居点，宣称通过社会活动和网络宣传去动员支持者，然后，一旦他们让政府感到为难，政府就把他们赶走，他们就会另找一个地点建立新的定居点。每一次，当政治决策被提上会议议程时，信仰者集团的通信网络就会沸腾，并且会采取行动，动员民众。在与埃及的临时协议谈判期间，基辛格待在以色列期间，信仰者集团的游行示威者时刻陪伴着他，给他和他的保镖的生活造成困扰，他们高喊着“犹太男孩”（暗指犹太人为非犹太统治者服务）之类的反犹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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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仰者集团的自我牺牲，还有其青少年群体对参加示威活动以摆脱日常宗教学习的例行公事（尤其因为这允许男孩和女孩参与联合活动并徒步在全国旅行）的渴望，确保了这场运动走向成功。而在面对信仰者集团激进分子的决心时，政府是犹豫不决的。这种犹豫不决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点活动。当拉比莱文杰拒绝离开希伯伦，他获得伊加尔·阿隆的支持，即便定居在这个城市违反了阿隆计划。埃齐翁集团的定居点建设呼应了1948年战争中该集团所遭受损失的神话，在向政府施压之后，最终获得政府的批准。信仰者集团坚定地拒绝在阿隆计划所规定的边境内定居，虽然政府并没有正式接受该计划，但这是犹太人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定居的实际指导原则。阿隆计划禁止在阿拉伯人口稠密的撒玛利亚中心定居，而信仰者集团违抗这一禁令乃是一种有意图的声明：政府不能在以色列历史领土范围内进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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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约旦河定居的居民，在拉法通道和戈兰高地按照阿隆计划建立定居点，给信仰者集团的定居者提供福利及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对于这些移民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信仰者集团弥赛亚般的热情以及他们对于移民定居以色列地的动员，是劳工运动定居者沿边境定居热情的持续。这两种类型的运动看起来很相似：同样简单纯粹的青年运动教育的成果，同样直接的方法，同样直言不讳的“萨布拉”（本土以色列人）希伯来语。从表面上看只有所戴的圆顶小帽和对诫命的遵守才能区分六日战争前的定居者，后来的“阿隆计划的定居者”，以及在绿线另一侧行动和通常挑战政府权威的新移民。信仰者集团利用他们与其他定居者的相似性，去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他们争辩道：在阿福拉（Afula）和撒玛利亚犹太人定居点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两者都具有同等程度的合法性，都源于犹太人使用其家园土地的权利。他们迅速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他们是早期先锋的真正继任者，已扎根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之树的合法分支。他们从非宗教的先锋者手中接过了火炬，而非宗教的先锋者已失去了他们的热情，且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高举着新先锋的旗帜。他们认为“传递火炬”标志着以色列文化需要本质性的改变：从世俗霸权向宗教霸权的转变。这些新移民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开拓性事业的实施者，也是以色列文化的先锋者，装载着“满满一车”（the full cart）的传统犹太文化，而不是虚无主义的世俗犹太人，他们已失去方向，他们的文化缺乏价值和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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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从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撤离非法定居者，是以色列国防军例行公事中既定的部分，这是一项反复出现的仪式，双方都没有认真对待。这种无动于衷的局面以信仰者集团在塞巴斯蒂亚定居点发起的冲突而结束。1975年12月初，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有数百人或许更多的人，前往塞巴斯蒂亚的老火车站，他们宣称将会持续留在那里。按照以前的情况，他们早晚会同意离开的。政府尝试说服他们，让他们自愿离开以避免动用武力，但这些游说均没有奏效。很显然，如果动用军队使他们强行撤离，几周之后，他们将会卷土重来。如果移民仍留在这里，恐怕需要动用武力以阻止他们实力的壮大。新闻界开始同情这些年轻人，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在现场经受风雨和寒冷的折磨，仍不退缩。电视转播的画面突显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军队也不希望发生冲突，除非必须动用武力让他们撤离。政府最终接受妥协。这个由30个家庭组成的定居者团体，将会被安置在附近的卡杜姆军营，军队将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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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仰者集团来说，这是一个突破：开始定居撒玛利亚。“有人称之为历史的进程。信徒们称之为神圣天意的实现。”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角格尔松·沙法特写道。[3]至于政府，它的权威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商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政府最终向信仰者集团妥协，这唤起了人们对“阿尔塔莱纳号”货船事件的记忆，以及对加强国家权威的需要。但是拉宾不是本-古里安，他的政府在以色列议会中仅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且支持者在拉宾和佩雷斯之间存在分歧，因此，政府不敢采取可能会因其他犹太人而导致犹太人流血的行动。在这场危机中，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区的代表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表示他们与以色列同心同德，因为联合国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可以理解的是，拉宾不愿意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们看见，以色列国防军对犹太人使用武力的场景。信仰者集团在塞巴斯蒂亚事件中获胜，证明了一个规模虽小却意志坚定的少数群体，已准备好走向暴力对抗的边缘，并能够将其意志强加给摇摆不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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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政府的日子不好过。拉宾政府从与埃及过渡协议中获得了一系列经济利益，美国同意向其提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优于以色列过去所获得的武器装备。但是战争耗费了以色列80亿美元，巨额资金严重消耗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因油价上涨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重了以色列经济的负担。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降低国民的生活水平。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在拉宾政府的第一年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0%。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改善国际收支，里拉已大幅度贬值。在1975年年底，美元与里拉之间的汇率是9，而之前汇率是4.2。通货膨胀开始下降，但每年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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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但是国民生活水平还在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再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都无益于提高政府的声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公众拒绝接受。还有黑豹党和其他抗议者组织的示威活动。工人们呼吁勒紧裤腰带，响应一系列旨在打击经济，阻止一些政府改革措施实施的罢工活动。从中长期来看，税收、补贴、工资、鼓励出口和货币贬值等改革，最终有利于经济复苏。但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激起了公众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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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弥漫着阴郁和不满的气息，残留着国家战争的创伤。以色列人既没有忘记也不原谅工党。左翼和右翼的冲突愈演愈烈，“领土妥协”和“一寸也不让”永远占据着新闻头版头条的位置——即使没有阿拉伯领导人表明自己对领土妥协的态度。政府担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也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的降低。此外，拉宾政府受到几起工党腐败案件的牵连，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1975年，乔纳森·葛芬（Yehonatan Geffen）在一首名为《也许已经结束》（“Yakhol Lihyot Shezeh Nigmar”）的流行歌曲中找到了这种感觉：“他们说在我出生之前这里是很好的/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我来到这里。”他列举了一系列委任统治时期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如小特拉维夫和沙丘，沼泽和蚊子；引用古犹太复国主义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土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怀旧情绪：“他们说这里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梦/但是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发现。/也许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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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工党由劳工联盟、以色列劳工名单党和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合并而成时，前两个派别在上一代时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工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回家”。实际上，工党的羽翼是在牺牲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利益的基础上得以巩固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衰落始于拉冯事件，党内的老将斗得你死我活，本-古里安与平哈斯·拉冯主导了这场争斗，就像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笔下的角色迈克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一样，准备为了正义而摧毁该党。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曾经是每个政治联盟的中坚力量，后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并将政治活动空间留给彼此竞争的左翼和右翼。温和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现实感是历史上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特征——共同承担公共利益，正如它的领导者所理解的那样，这使得该党赢得了以色列公众广泛的信任，公众认为它是一种平衡性的、负责任的政治力量，可以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然而，现在公众感觉，该党已经迷失了它的航向和泊位，它的领导层软弱而分裂，不能为一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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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随着一个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和各类承包商在内的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且明显地倾向资本主义，旧的社会主义口号听起来有些空洞。拉宾政府试图完善社会规范，以促进所得税申报的准确性，打击所谓中产阶级的“黑色经济”，但并没有使政府获得公众的同情。以色列福利政策目的在于防止以色列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政策（相对于西方国家）一直维持着一种高度的平等。现在，人们听到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和减少国家干预的争论。知识分子和商人要求以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取代社会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集体权利。给人的感觉是，工党已经走到尽头，是时候改革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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