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62617
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八章 僵局年代：以色列认同的演变（1984—1990）
1706562618
1706562619
当利库德集团在1981年选举中仅以比联合阵线（工党与统一工人党）一票优势胜出时，贝京仍得以组建联合政府，而联合阵线则不能。在1984年的选举中，联合阵线比利库德集团多取得三个席位，但仍然不能组织政府，因为利库德集团在议会中能够纠集大多数席位。1988年选举中，两大政党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次出现。在整个80年代，以色列选民拒绝让任何一个政党获得独占性权力。以色列政坛不再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获得清晰的大多数，以构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基础。考虑到这样的选举结果，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被迫达成妥协并组建联合政府。1984—1990年，以色列处于由两大政党连同几个卫星政党组成的民族联合政府的领导之下（随着第一届民族联合政府的建立，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离开了联合阵线）。
1706562620
1706562621
建立于1984年的第一届民族联合政府试图创造政治条件，以使自身能够从黎巴嫩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参见前一章）并整顿以色列经济秩序。以色列经济低迷开始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沉重的安全负担，连同全球能源危机，阻碍了经济增长，加速了通货膨胀，同时增加了国家债务。1975—1985年的这些年被认为是以色列经济“失去的十年”，几乎没有任何明显增长。1984年通货膨胀飙升到年均400%，国际收支逆差状况恶化，以色列外汇储备缩水。历任财政部长所采取的措施都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银行过去推荐它们的客户购买银行股票，但1983年，银行股票泡沫破灭了。这些股票一夜之间失去了它们的价值，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企业陷入困顿状态。尽管自由化和市场经济趋势意味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但此时政府还是被迫进行干预，以阻止经济崩溃，并在实质上将银行国有化。
1706562622
1706562623
1985年，西蒙·佩雷斯领导的政府采取一项紧急计划以稳定经济。政府开支被削减，一些雇员遭解雇，津贴被取消，货币兑换汇率和工资水平被冻结，产品和大量服务项目价格受到监管。工资与生活消费指数之间的联系机制被暂时冻结，而真正的工资价值也在下降。此外，《以色列银行法》的一项修正案禁止银行提高政府的信用额度，如印刷货币。《安排法》（Arrangement Law），又称《经济政策法》，第一次成为《国家经济基本法》的一部分，这样能够在稳定计划的广泛框架中增加经济管制和改革的政策。这些组合措施稳定了货币；到当年年底，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0%，而且还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美国政府以特许的姿态支持这些旨在消除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严厉经济措施。公众对此也表现出理解与克制，尽管这些措施造成了生活水平的轻微下降。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才能避免经济崩溃。从那以后，经济开始恢复，而经济增长的局面也重新出现。在重新增长的框架下，政府加速推动自由化和建立市场经济。放宽私人资本投资经济的条件，同时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为经济恢复增长创造了契机并构筑了基础。
1706562624
1706562625
工人协会（Heart Ha‘ovdim）和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的经济部门，不能适应这些经济和政治变化。自从国家建立以来，以色列总工会就欣然接受一种扩展性的经济政策，该政策涉及确保充分就业和相对的高工资（尤其是在国家的周边区域），以及不解雇工人等。以色列总工会的经济领导层认为总工会正在履行一种国家使命，其经济能力相对于其承担的社会任务是第二位的。这种观念在1977年之前是一种很好的观念，那时国家要帮助正在遭遇失败的总工会的企业摆脱困境。但是，在一个对总工会经济并不抱同情的政府所管理的经济中，这一观念并不起作用，这个政府宣布了其引入自由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意图，这一经济形态遵循的是利润和亏损、管理效率和竞争的原则。
1706562626
1706562627
问题是在大变化之后，总工会经济的领导人担心直面工人们，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而出于这种政治上的考虑，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他们的工厂中贯彻所要求的提高效率的措施。结果，总工会经济需要承担自己无法实现的使命。面对经济困境，总工会领导层不是选择关闭那些正在走向衰败的企业，必要性地降低工资，解雇工人，而是将那些成功企业的利润转移给那些衰败的企业，还企图使用财政操控的手段来掩盖真实的赤字规模。但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这些领导人设法玩弄手段，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一旦经济稳定下来，总工会经济危机真正严重的程度就显现出来。作为鼓励增长的关键性改革的一部分，政府寻求在公共或政府控制下缩减经济规模。政府不会对总工会企业实施救助，因为它想将总工会限制为一种工会组织并取消其自伊休夫时代就开始的作为工人代表和主要雇主的独特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总工会被迫廉价出售其下属的许多企业并减少对经济活动的介入。
1706562628
1706562629
农业劳动定居点也经历着相似的过程。许多在通货膨胀期间贷款的基布兹无力兑现还款承诺。整个基布兹运动处在崩溃的危险中。20世纪90年代，由于希望提高它们的效率和适应时代精神，大量的基布兹启动了私有化进程，将它们的共同财产加以分割并在基布兹内部废除了平等原则。从现在起，收入和支出都是个人性的，而不是集体性的。不过，私有化了的基布兹继续为它们的成员维持着社会安全网。集体主义在超过半数的基布兹中已经消失，事实上这些基布兹已经成为社团定居点。莫沙夫运动也遭遇危机，许多莫沙夫面临破产。伴随劳工运动政治上失败而来的经济上的衰败进一步导致了以色列左翼绝望情绪的增长和方向上的迷失。在计划和指导性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苏联在80年代末开始的崩溃给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衰落加上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维度。
1706562630
1706562631
1981年选举中，人们看到了塔米（Tami，Tnu‘at Masoret Yisrael，即以色列遗产运动的缩写）的出现，这是一个种族性的密兹拉希党，主要代表摩洛哥起源的犹太人。从国家建立伊始，种族性政党就试图闯入以色列政治舞台。各种种族性政党到处活动，设法获得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但直到1981年，没有任何种族性政党成功获得真正的政治影响力。种族划分一度被认为与民族精神相矛盾，因为它借由来源国家将犹太人的区分永恒化。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将各个不同流散地的犹太人熔铸成一种以民族文化、象征物、仪式和共同民族精神来表达集体认同的单一性实体。它将种族区分看成是过去流散生活的遗存，与在以色列锻造一个民族的任务是相抵触的。
1706562632
1706562633
最基本的观念是熔炉的观念：将所有流散的犹太人带到一种文化的屋檐下，让他们所有人都采纳进步的原则，一种非宗教的民族世界观，以及希伯来语言和文化。所有流散地犹太人都被号召规避他们之前的文化特性，并在国家及其象征符号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一次种族分裂［所谓的“第二以色列”，瓦迪萨利布暴动，黑豹党，在媒体和政府机构中一再出现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辩论］，但是人们希望这些现象只是转瞬即逝的事件，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欧洲起源的社团，但一些年之后，来自巴尔干和希腊，原本是塞法迪起源的犹太人也被认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他们乐于接受欧洲文化）与密兹拉希（起源于伊斯兰国家的犹太社区）之间混合婚姻的持续增长被“第一以色列”作为种族分裂正在缩减的证据。相应地，种族融合的形象被作为以色列单一民族正在形成，而族群分裂正在弱化的证据加以接受。
1706562634
1706562635
利库德集团在1977年执掌政权的一个因素是“第二以色列”对精明老练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愤怒。这就是说，密兹拉希选择利库德集团可以被解释为民族性原则被接受为支配性原则，既然利库德集团是一个民族性政党，而非种族性政党。但是，事实情况是贝京在1981年的选举动员中假定了族群分裂的合法性，他控诉了联合阵线侮辱和歧视密兹拉希社团，从而打开了以色列政治中的禁忌。制造族群分裂不再被认为是“非以色列人的”行为。塔米作为一个种族性政党突入以色列议会昭示着游戏规则的变化。塔米以牺牲全国宗教党为代价在议会中赢得了三个席位，这是对密兹拉希在全国宗教党中所感受到的歧视的一种表达。它证明族群分裂是活跃而激烈的，比以前显得更加强烈。相比较使用社会经济口号，并且对诉诸武力没有丝毫不安的黑豹党人，塔米的口号是“昂首站立”。这一语汇不仅代表着一种社会经济议程，也代表着一种文化议程：重建密兹拉希失去的荣耀和文化遗产。但是，塔米并没有持续很久。其领导层组织的和个人的问题导致其走向解体并被利库德集团所吸收。
1706562636
1706562637
1984年，作为以色列族群政党的塔米的地位被沙斯党（Hitahdut Hasefaradim Ha‘olamit Shomrei Torah，即世界塞法迪托拉监护者协会的缩写）所夺走。沙斯党是在1973—1983年担任以色列塞法迪大拉比的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的领导下，由城市拉比、拉比权威、耶希瓦领袖，以及来自密兹拉希忏悔运动（Mizrachi Repentance Movement）的拉比所组成的联盟。它是一个在埃利泽·沙赫（Eliezer Schach）领导的以色列政教党立陶宛支派庇护下得以发展起来的极端正统派密兹拉希党，但很快显现出自身的特点且不再需要歧视密兹拉希、玷污他们荣誉、剥夺他们议席分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党的支持。
1706562638
1706562639
“沙斯党处于分裂以色列社会的三种力量，即宗教的、族群的和经济阶层（economic-class）的力量交汇的中心，”学者艾维泽尔·拉维斯基（Aviezer Ravitzky）声称，“但所有这三者的根源也都有着认同和忠诚、世界观和信仰、传统和思维方式等基本因素，并且在多样性与统一性，习俗与成文经典，犹太律法与喀巴拉，社团自治与哈拉哈权威，年长者、富裕者与耶希瓦学生及‘信仰强烈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1]尽管许多以色列人倾向于通过政治棱镜将沙斯党看成是一场利用其选举力量来为极端正统派的密兹拉希分支获得权益的运动，但是，在更彻底的意义上，这个政党被理解为从密兹拉希大众——尤其是那些摩洛哥起源的犹太人——到大众宗教传统中汲取力量的宗教觉醒和更新运动的一部分。许多给沙斯党投票的人并不是极端正统派。不过，整个沙斯党的领导层都是极端正统派，尽管他们的正统性不同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极端正统派。很多极端正统派的密兹拉希在军队服役并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非宗教犹太人已经偏离了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并且应当重新转向宗教的阵营中，因为宗教与民族性是同一的。总体来说，许多沙斯党的投票者都是族群性、宗教性、民族主义同低下的社会经济等级与教育水平结合的结果。
1706562640
1706562641
极端正统派密兹拉希的研究者尼西姆·利昂认为，沙斯党代表的是密兹拉希犹太人如何应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模式。相比较引发“宗教与生活”分裂的欧洲现代化进程，欧洲殖民主义大国——法国或英国——带给中东和北非的现代化导致了对犹太教律法遵守的日益松懈，但绝不是信仰的丧失和竞争性的宗教体制的形成（就像西方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犹太教那样）。宗教仍然是犹太身份的主要建构者，而传统也得到严格的遵守。在这些国家里，犹太复国主义同宗教力量结合，致力于反对由殖民政府所鼓励的世俗化和同化。
1706562642
1706562643
相比较而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国家是世俗化的代理人，试图将民族主义——反对宗教——转变为犹太身份的关键因素。从移民以色列之后的第一代甚至是第二代开始，密兹拉希倾向于保持一种温和而传统的宗教立场：遵守他们祖先的传统，参加所在街区的会堂，偶尔也学习《塔木德》中的篇章，尊重他们的父母，但也不显得那么狂热。他们在安息日旅行，去参加足球比赛，去国立宗教学校上学，穿西方服饰，并在军队服役，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法的。靠近异端正统派的倾向在移民以色列之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当中出现，那时，第一代移民多已过世。
1706562644
1706562645
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都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出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极端正统派领导的以色列正教党在北非犹太社区中表现活跃，以努力弥补因大屠杀中600万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信仰者死亡而造成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人数上的匮乏。（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的活动也具有相似的动机）。与此同时，密兹拉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在耶路撒冷波拉特约瑟夫耶希瓦首先创建起来，这个耶希瓦建立于委任统治时代早期。立陶宛极端正统派耶希瓦和波拉特约瑟夫耶希瓦的毕业生组建了领导层和教育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其沙斯党。波拉特约瑟夫耶希瓦之前的学生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是一位在当代密兹拉希社团中具有极大影响的杰出拉比权威，他带给这场运动以巨大的领导声望和宗教权威。于是，沙斯党就作为一场竭力阻止现代化进程的运动成长起来，并且远离以色列现实强加给密兹拉希犹太人的所谓传统。
1706562646
1706562647
密兹拉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分离性的框架得以建立出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随着极端正统派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群在经历了大屠杀灾难之后得以恢复，在人数上得以增长，并重新恢复他们的自信，极端正统派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密兹拉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少的密兹拉希能够在主要的立陶宛耶希瓦中获得职位，在诸如家庭包办的婚姻（他们被认为只适合那些存在缺陷的婚姻对象）、学校、被任命为宗教法官和耶希瓦领袖等领域针对他们的歧视也明显增强。他们也被严格限制在担任极端正统派拉比领导层较低的位置。尽管密兹拉希利用其选举权支持以色列正教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能力而获得相应的选举回报。
1706562648
1706562649
第二，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是伊拉克家庭的后代，他发展了一种按照以色列所要求的形式，即盛行的宗教律法版本应当是拉比约瑟夫·卡罗所编纂的《布就筵席》（犹太律法的权威法典），来重新恢复密兹拉希犹太教以往荣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塞法迪版本的哈拉哈（也包括其祈祷书形式）要优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密兹拉希拉比倾向于普遍接受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版本。奥瓦迪亚的观念也要求不同东方流散地（伊拉克、埃及、叙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移民所使用的不同版本的法典应当予以废止，并同意采用单一的、统一性的塞法迪/密兹拉希版本的律法。这样，拉比奥瓦迪亚的主张不仅卷入了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宗教圈的冲突，也同那些遵守不同的本地传统的密兹拉希发生了冲突。拉比奥瓦迪亚的人格魅力，他作为拉比权威的声誉，他作为大拉比的至高地位，以及无数将他看作密兹拉希集团最终宗教权威的狂热信徒都使得他成为沙斯党无可争议的领袖。
1706562650
1706562651
第三，沙斯党迎合了试图寻求宗教经验、神秘主义亢奋和精神提升的大批密兹拉希群体的需求。在沙斯党支持下形成的忏悔运动，成为一种广泛而流行的运动，该运动适合于一种新类型的拉比，他们不是在宗教学术之中，而是在将会堂更新为一种同时带有传统宗教特征和社团活动功能的社会中心的过程中发展了他们的权力。那些为成千上万的听众组织精神更新和“强化”事件的忏悔运动的拉比主要吸引的是人们的情感和宗教想象力。他们提升了大众宗教信仰——其中包括本该同传统连接在一起的神秘主义元素，而事实上是一种在他们原来居住国家并不为人所知的现代以色列发明——同哈拉哈学术和现代主义这两者相对。这些拉比表达了他们的听众对以色列社会甚嚣尘上的世俗主义、那种使得世俗教育成为必需的以现代成就来定位的生活，以及以色列精英对于他们傲慢的憎恶。
1706562652
1706562653
在1984年选举中，沙斯党赢得4个席位；1988年和1992年获得6个席位，而在1999年选举中获得17个议席。在其发展顶峰时期，它所获得的议席超过其他两个宗教政党（以色列正教党和全国宗教党）的总和。沙斯党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国家态度比起立陶宛极端正统派显得更加温和与谨慎。它选择进入联合政府，甚至是由左翼力量领导的政府。它也支持总拉比署，这是一个以色列国家机构，以色列正教党拒斥这一机构。沙斯党对国家的同情态度反映了在极端正统派顽固内核之外更加广泛的投票者相对温和的政治态度，这些投票者并不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们的世界观是民族主义的，而沙斯党凭借自己的能力利用其作为两大主要政党之间的关键性政党地位，以为其支持者获得经济和政治权益。不同于看起来像一个宗派，并竭力保护自身封闭领地的以色列正教党，沙斯党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性目标，竭力——至少在理论上——按照其自身的形象将以色列在整体上转变为一个极端正统派社会。沙斯党参与政府旨在构建起一种介入关乎自身追随者事务以及以色列社会普遍性事务的杠杆机制，它努力在诸如“谁是犹太人”、宗教皈依、在公共领域守安息日等问题上利用其地位施展影响力。
1706562654
1706562655
随着自由化和以色列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而造成的以色列福利国家的弱化，沙斯党获得了扩展影响的机遇。它建立起学校、幼儿园、慈善和福利机构网络，这些机构由公共财力支持，但按照沙斯党的精神来运营，以在形成其选票资源的广大人口中提升宗教认同。通过进入由以色列国家主义衰退所造成的力量真空，沙斯党成功地在极端正统派密兹拉希之外赢得一批追随者。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重新恢复密兹拉希犹太教昔日荣光的箴言意味着要给予约瑟夫·卡罗《布就筵席》中所体现的宗教裁决版本以优先权。但普通大众是在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来看待沙斯党，认为它是重建来自伊斯兰国家移民行为特征、传统和文化的需要。这种回应是对无数密兹拉希所感受到的冒犯的一种回应，他们的家园和童年记忆一直以来遭到世俗以色列人、倡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全国宗教党以及极端正统派的以色列正教党的排斥。
1706562656
1706562657
极端正统派很难接受的传统宗教虔诚下宽容又宽松的框架构成广泛的传教性的“觉醒运动”的基础，这一运动旨在使得沙斯党更加接近mithazkim——那些生活在国家偏远地区的人，他们正在通过沙斯党的忏悔运动回归宗教。一种新的大众宗教阶层由此出现，布道者和流行的喀巴拉主义者成为这一潮流的传导者，他们表面看来是号召人们恢复对律法的遵从，但实际宣扬的是一种简单的、不加修饰的宗教信仰，而非哈拉哈所擅长的律法论辩。忏悔运动的浪潮席卷了那些在极端正统派耶希瓦中不能找到自己位置，也不倾向于采纳极端正统派生活方式的广泛的大众信仰阶层。运动的布道者或者以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布道盛会，或者通过录像带传播他们的福音。在宣传他们宗教福音的同时，他们也宣称对律法系统和现代科学没有信心，还嘲弄左翼人士、老兵以及非宗教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英，攻击代表古老精英立场的媒体，并且在整体上拒斥与老旧的以色列性相联系的一切。忏悔运动的文化给沙斯党支持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一种对他们自身现实的阐释。从其信奉者中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沙斯党政治系统与招募大量投票者的忏悔运动之间的合作是沙斯党选举力量的来源。
1706562658
1706562659
沙斯党代表的是一种在1977年首次出现在以色列社会中的新的身份政治。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经济等级划分是沙斯党力量的主要来源。但对于那些卷入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其首要且最为重要的驱动力是宗教力量，而这种宗教力量又是由族群力量所激发的。沙斯党的出现并在20世纪末成长为以色列第三大政党显示出由20世纪50年代熔炉和国家主义理论所塑造的以色列身份认同的弱化，以及以色列多元文化社会的出现。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群体之间出现相互斗争的态势，它们竞相形成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议程。在20世纪80年代，看起来这种斗争的焦点是在以色列社会的非宗教群体和宗教群体之间。单一的主导性政党的缺乏以及两大主要民族性政党之间的僵局为特定利益政党，如宗教党留下了活动空间。这种斗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的蛋糕应如何分割。非宗教公众将极端正统派，包括沙斯党为他们自己的权益要求增加财政拨款的努力看作国家为那些只要求权利而不履行他们对国家责任的人而快速消耗公共财力。
1706562660
1706562661
在涉及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每一个问题上，世俗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分裂日渐显现。这些年里，定居者的弥赛亚倾向经历了起起落落。而以色列定居点耶沙（Yesha，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的希伯来语缩写）委员会则仍然忠诚于国家主义观念，并且继续将以色列国家视为最重要的救赎工具，但在边缘性地区则显示出这一委员会权威正在弱化的征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是一种超议会运动，其活动偏离现存的政党政治，它认为通过大众压力和突破法律将自己的议程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是合乎情理的。从拒绝接受大多数人的准则生发出来的麻烦的种子内在于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它认为自身正在承担一种民族-宗教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赋予自身在以色列民主的边缘发挥作用的权利。
1706562662
1706562663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个地下定居者群体开始采取行动。它开始于通过引爆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来引领犹太民族实现救赎的一项弥赛亚计划。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围绕着两大宗教都视为圣地的圣殿山区域的所有权进行的斗争自委任统治时代就已开始。在占领西岸之后，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占据了西墙，疏散了马格里布区居民——他们的家园位于毗邻的小巷，沿着西墙修建了宽广的广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会在犹太节日时来这里集会。摩西·达扬将圣殿山区域本身置于穆斯林瓦克夫（宗教基金会）的管理之下。多年以来，西墙区域的宗教影响在不断增强。原本西墙只是一种民族-宗教象征，现在成为一种会堂的类型，男子和女子相分离，西墙拉比确保举行适当的宗教礼仪。
1706562664
1706562665
随着西墙区域变得更加正统，其作为民族象征的地位日渐减弱。作家A. B. 约书亚（Yehoshua）对“（民族）山”——赫茨尔山，世俗的以色列民族的万神殿，军人公墓所在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赫茨尔、亚博廷斯基以及历任以色列总理和总统的安息之地——与“西墙”，一种可选择的、基于宗教的犹太认同的关注焦点之间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不仅是在宗教与世俗主义、传统和现代之间，也在利用过去形成现代议程与致力于未来之间。“（民族）山”代表的是竭力成为民族大家庭成员一部分的以色列，而“西墙”则象征着犹太特殊主义，一种对隔都孤立的回归。考虑到人们在聆听1967年莫迪凯·古尔上校发表声明——“圣殿山就在我们手中”时那种抓住整个国家的热情，由世俗的和知识分子的以色列人从西墙所感受到的疏远，象征着由日益退却的和平可能性、占领的现实，以及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崛起的、很难评估其权力的宗教势力等问题而产生的幻灭感。
[
上一页 ]
[ :1.70656261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