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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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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9章 衰落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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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试图解释文明衰落的原因时，似乎总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作用下去寻找其中的人为因素，而人为因素通常就是文明内部发生退化、最终成为外来入侵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套路，就像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的外族入侵一样。数十年内，考古学家——特别是惠勒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印度河文明消亡的罪魁祸首，是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对印度河文明发起的猛烈的武装入侵。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利用碳-14测年法对印度河城市衰落的时期进行了新的测定，重新对外族入侵的可能考古证据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对《梨俱吠陀》进行不加偏见的细致研究，找到了能够有力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城市这一观点的文献证据，才最终引发了对这个观点的强烈质疑。时至今日，学者们已经完全摒弃了雅利安人集中征伐印度河文明的观点，但“以印度—雅利安语为母语的游牧族群进行了一系列从中亚迁居到印度河流域的大迁徙”这个更为灵活的观念仍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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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更可能是导致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讲过，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基本已经被排除了，但自然灾害依旧是很有可能的。可能当时喜马拉雅山的地质活动引发了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变化，造成了娑罗室伐底河的消失和印度河洪水期延长、可耕土地盐碱化，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特别是摩亨佐—达罗周边就发生过。果真如此的话，内河贸易和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洋贸易就会衰落；除此之外，疟疾、霍乱这类传播途径与水有关的疾病也有可能大规模传播。考虑到在两个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了损毁的痕迹，古吉拉特邦在现代发生过剧烈的地震[1]，当初也有可能发生过大地震。不过，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环境因素是摧毁印度河文明的唯一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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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理的解释是环境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生的，因为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结束，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印度河城市的发展程度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水文环境的改变、洪水、疾病，都可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制砖和炼铜导致的乱砍滥伐也是同理。西北方迁徙进来的外族可能推进了对中央集权的反对，并因此作用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过程。此外，我们可能也需要考虑到固有的文化缺点，因为印度河文明在文化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却明显没有军事强权。波赛尔以一种挑衅的口吻称：“印度河文明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无根之萍，它最终成就了印度河先民，也可能同样导致了他们的毁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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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回顾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迹象，然后分析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这一进程的证据，看看能否得出一个能够全面阐释印度河文明衰落原因的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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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最晚期的地层中，发掘者们发现，房屋、下水道、城市生活的状况都出现了明显的退化。在摩亨佐—达罗，棚屋搭建得十分潦草，建筑材料用的是使用过的、常常是破损了的砖头；街道当中建起窑炉；还有一些遗体暴露在外未曾掩埋，惠勒宣称这是入侵者“大屠杀”的受害者遗体，这个观点一度很著名。此外，彩陶基本让位给朴素简单的陶器，经过雕刻的印章也不再使用。发掘者们认为，这些城市被放弃了，而且印度河地区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掘了其他很多遗址，也对哈拉帕进行了进一步发掘，结果证实，“印度河文明城市广泛被遗弃”纯属幻想。毫无疑问，在主要的城市中，文明确实衰退了，但即便在这些城市中，文明衰退也既非突发、亦不统一：直到公元前1300年，哈拉帕一直有人定居；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有证据显示经济活动还增加了。克诺耶这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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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陆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印度河谷转移到恒河中游地区，花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转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因此生活在印度河城市衰落（公元前1900—前1300年）到早期历史名城[3]兴起（公元前800—前300年）这个时间段内的人，很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种转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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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未掩埋的人类遗骨杂乱散落在摩亨佐—达罗较浅层遗址中的街道上，年代可追溯至城市衰落期，即公元前18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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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考古学家们最近在哈拉帕的一个特定区域发现了完好的墙壁、炉灶、烧焦的谷物沉积和陶瓷容器，有些容器上还有铭文。研究者们对其中一个炉灶进行了碳-14测年法测定，发现这些器物遗迹的存在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窑炉，说明技术在那个时候是进步而非退步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典型的印度河饰品与器物，制造原料为铜合金、玛瑙、光玉髓，以及精美的彩陶，其中包括133颗珠子。有一颗珠子是由棕色玻璃制成的，这是南亚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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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皮拉克（Pirak）出土了一些植物遗骸。皮拉克位于俾路支省东部北卡吉平原（upper Kachi plain），离梅赫尔格尔不远，是一个公元前两千纪的农业定居点。托西称，这些植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印度河文明‘余烬’中产生的农村地貌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历史学家根据吠陀史诗的字面意思，想象出一幅灾难性的景象，但事实与之相去甚远”。在印度河谷的城市文明衰落百年后，“皮拉克经济富足且多元化”。此前的工艺并没有被抛弃，皮拉克的居民依旧对铜和青金石进行加工、从沿海地区获取贝壳，但大米和粟米加入之前大麦和小麦的行列，成为当地居民的口粮。这种混合种植的模式可能为驯化驮兽——骆驼和马——提供了支持，并且改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托西写道：“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皮拉克，印度村庄呈现出的样貌已经与后世欧洲人最初见到的一样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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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河地区南部，即卡奇和古吉拉特，情况明显是混合的。在某些地方，定居点明显在崩毁后废弃，而另一些地方则呈现出持续定居的痕迹，只是发生了转变。因此，在多拉维腊，城市东边的大门和其他四周有围墙的建筑只进行了凑凑合合的修缮，而其后建立起来的圆形房屋与城市原本的规划和建筑物格格不入，这看上去是市政管理崩坏的迹象。同样地，洛塔尔也是草草修缮了一下就被废弃了。类似的还有昆塔西（Kuntasi），该地的工业中心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废弃，新建的房屋都是用碎石块修筑的；到公元前1700年，昆塔西沦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然而在苏拉什特拉的罗吉迪，这个定居点从公元前1900年左右开始繁荣起来。波赛尔主持发掘了这处遗址，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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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摩亨佐—达罗被废弃的时候，罗吉迪的规模却在扩大。在城市南延区（South Extension），人们把地面填高，并在填高后的地基上建造了新的房屋和其他建筑；主丘也重建了。“方形大楼”（Large Square Building）建在北斜坡区（North Slope）。城墙建在定居点靠内陆的一侧，围住了南延区、“方形大楼”以及主丘与城墙之间的空间，并开有一道大门。这就让罗吉迪的大小从2.5公顷扩展到了7.5公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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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各遗址之间并无差别。在成熟期晚期，有雕刻的印度河印章消失了（最晚近的一枚印章出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达伊马巴德[7]，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800年），取而代之的是帕尔波拉所说的“上面只刻了几何图案——例如卍字符——的印章”[8]。例如，哈拉帕出土的印章中，没有一枚是公元前1700年（或之后）制造的。另一方面，印度河文字似乎还沿用了一段时间，但貌似只作为装饰，这一点可以从陶器上的涂鸦看出来，这些涂鸦中有一些可辨识的印度河文字。之后印度河文字就消失了。接下来，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换句话说，在接近1500年的时间内，印度次大陆上都没有本土书写体系的半分例证，直到阿育王时期婆罗米语字母和佉卢文字母开始应用。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恰好在同一时期，吠陀文献被创作出来，且有一个以崇拜话语为荣的种姓[9]兴起了。克诺耶这样认为：“印度河文明的末期，次大陆北部书写文字消失可能与吠陀仪轨精英——婆罗门的统治地位上升有关。”[10]文字消失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这些婆罗门尊崇记忆而非书写的力量，因为这能使他们将吠陀典籍上的知识限制在本种姓内部[流传]。他们神圣的文献完全由口头传诵，直到很久之后才在印度教传统的影响下被书写记录下来。甚至现在，婆罗门祭司还以凭记忆背诵典籍而不是从抄本上诵读出来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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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印度河文明衰落背后的环境因素，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印度河、其支流以及附近河流的改道，这一过程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数个世纪内完成的。河流改道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定城市的供水、洪灾及周边地区洪灾的可能性。在纠结于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可以先来看看摩亨佐—达罗最后一位发掘者戴尔斯的论述。他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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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大规模洪水对定居在印度河谷中部的人们而言，应当是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洪水要达到多大的规模才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并对印度河文明城市期的衰落造成影响。要解释这个问题，涉及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多学科研究，现在这一研究正在引起科学家们的正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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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2010年，印度河谷遭受洪灾，让人们想起印度河文明就是被印度河这种变化的河道塑造的。印度河河道的变化可能影响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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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斯建议，熟悉特定遗址的考古学家应当与精通包括地质学、水文学在内学科的自然科学家及物理学家合作。有学者依此指导进行了研究。1993年，路易·弗朗（Louis Flam）发表了对下印度河地区（Lower Indus Region）印度河河道的重建结果，这一重建综合了历史资料、地貌形成过程的地面观测、地形重建和空中摄影的成果。重建结果显示，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印度河河道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而信德地区流向现在的印度河东边的奈拉河（Nara River）河道则没有变化。弗朗总结称，摩亨佐—达罗恰好位于印度河和奈拉河中间，可能落入了“成为洪水每年的主要冲击对象的危险境地”。[12]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多层厚厚的淤泥证明了灾难性的大洪水。弗朗认为，印度河河道长期改道使城市洪水泛滥，可能导致摩亨佐—达罗最后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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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开始，娑罗室伐底河逐渐干涸、消失，带来了相对更明显的影响。引发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喜马拉雅（outer Himalayas）的西瓦利克（Siwalik）地区地质构造发生变化，印度河源头受到影响，并影响了下游水脉。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长期抬升山脉、改变河流进入平原前的河道。到公元前1000年，娑罗室伐底河彻底消失了，或者像吠陀文献里栩栩如生描绘出来的那样，这条神圣的河流变成了地下河，在安拉阿巴德（Allahabad）与恒河和阎牟那河融汇为一体。现在，娑罗室伐底河古河道的一部分存在于克格尔—哈克拉河系统（印度的克格尔河和巴基斯坦的哈克拉河，见本书第2章），仅在季风季节出现。娑罗室伐底河逐年干涸，势必断绝了沿河而建的许多中型印度河定居点的供水，并迫使当地居民废弃了这些定居点，比如甘维里瓦拉；相应地，也必定减少了克格尔—哈克拉河南部延伸段奈拉河的流量，给下印度河地区的定居点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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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麦金托什这样写道：“娑罗室伐底河的干涸是在数百年内发生的，不太能成为印度河文明崩溃的唯一原因。”[13]造成这个结果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时人糟糕的健康状况。法医人类学家肯尼思·A.R.肯尼迪（Kenneth A. R. Kennedy）研究了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类骨殖，并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些人并非死于暴力袭击，反而有很多是死于疟疾，或许还有其他疾病。受洪水和霍乱影响，疟疾可能变得更加普遍，这一点无法从如此古老的遗骸中检测出来；它也有可能通过污染饮用水传播，如果城市内的综合排水系统维护欠佳会进一步增加其传播，而排水系统维护不当正是印度河文明晚期极为常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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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大屠杀遇难者，还是疾病的受害者？对摩亨佐—达罗这些人类遗骸的法医学研究表明，这些人可能死于疟疾或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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