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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二、多元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70666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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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三、方法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170666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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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三 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17066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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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一、什么是民俗 [:170666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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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 [:170666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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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 [:170666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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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者论著目录 [:17066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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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一、著作 [:17066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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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二、论文 [:170666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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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后记 [:170666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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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再版后记 [:17066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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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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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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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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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渗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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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家族史断代分区研究的一个新尝试。作者郑君振满，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优秀青年学者。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在傅衣凌教授的指导下，围绕闽北乡族地主经济问题，就开始了明清福建家族史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之后，他在继承、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境界大拓，学力日进，所著博士论文多有创意，深得好评。本书即是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注目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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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选择明清时期的福建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下述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首先，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期中，既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激变，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家族史关键的一环。其次，现存有关中国家族历史的私家记录——族谱，大部分形成于这一时期，具有重建历史所必备的资料条件，又因它是近现代家族组织的直接源头，许多公私文献失载的事项，可以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发掘残存的行为习惯，予以解释或补充，便于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研究。最后，福建的家族组织是东晋以降陆续南迁的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由于长期处于边区，保留了较多中古中原家族的遗俗遗制，同时又适应山、海的新环境独立发展，形成区域性的特色。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又通过移民扎根于台湾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是窥探明清家族史演变过程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窗口。因此，该项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也是全国性的，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对近现代的影响，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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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寻找适合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分析构架。这就使它既不同于描述性的中国社会史论著，又有别于人类学的家族研究，在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文献资料与调查资料相结合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把家族研究置于社会史的范围之内，把社会史深入到家族研究之中，从而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创新精神。当然，家族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过程，不可能限于几种固定的模式，明清福建家族史的丰富内涵也远非本书所能概括的，作者大胆提出的某些论断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修正和发展，但这并不妨害本书的学术价值。我衷心希望作者再接再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作出更大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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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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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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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厦门大学敬贤楼随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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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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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英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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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Michael Szony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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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社会中父系亲属关系的重要而复杂的角色，从郑振满教授少年时代的莆田村居生活开始，便已铭记在他的印象中。当地庄严肃穆的宗祠与成排的大型三合院式民居，即使是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依然保存完好。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郑教授为中国历史中的父系亲属关系描绘出一套新的历史模式。首先，他从分析基本概念开始，建立了家庭与宗族组织的分类体系及两者间关系的结构化模式；其次，他考虑在不同历史脉络之下家庭与宗族的内在发展循环，说明地理与历史因素对中国宗族发展的影响；最后，他将中国宗族社会的兴起与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史中更广泛的历史趋势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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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作品中坚实的经验基础，以及其所使用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地契与分家文书、石刻、官方档案、地方精英的作品等，会给西方读者带来强大的冲击。这些原始资料提供了一种朴实而罕为史家所知的平民观点，特别是针对那些会引起社会史家高度兴趣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课题，诸如：家庭或宗族组织如何逃避税赋、劳役与征兵？家庭如何在均分继承制的原则下避免消散？个人、家庭或宗族如何响应明朝中叶以来不断成长的商业经济？资本主义是否无法与宗族共容，或者宗族具有的弹性得以使其转化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投资组织？从十年田野调查中收集的丰富原始资料，可以给这些问题新的更为完整的答案，并给现代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脉络。而在历史研究上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也提出了一种方法学上的新挑战，这不仅是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而言，研究其他社会的学者也将会为其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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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末，郑教授作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回到大学读书的学生，在厦门大学学习历史。他的导师傅衣凌与杨国桢教授历来注重地方文献的征集与分析，他们的学生后来分散到中国的各个大学，主导日后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诸多层面的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郑教授走遍福建各地，收集与明清历史核心课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如地方社会的进程与制度、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意识形态（或常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想法首先刊登在厦门大学出版的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而厦门大学也成为郑教授继续教书的地方。《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原是郑教授1989年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92年，是其研究计划进一步的统合与发展。本书以新资料为基础，对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针对中国历史的核心课题，提供了来自当代中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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