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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二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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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外国势力帮助,从外交途径迫使川军停止入藏,各帝国主义并未能对他有任何实际援助。清政府亦不允所请,继续进军。达赖指使调聚的藏兵,也未能阻挡住川军入藏。面对这样的情形,为保护自己在川军入藏后的安全和权力不被损害,他只能在川军进入拉萨前,争取主动缓和与驻藏大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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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出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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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素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不和。联豫继承并发展了张荫棠新政的措施,意图趁十三世达赖不在西藏,西藏地方“群龙无首”之机,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政策。新政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农奴主统治集团的利益有所侵害,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当天,按照惯例驻藏大臣应率官员迎接,联豫勉强为之,达赖喇嘛对他也不予理睬,结果是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一直保持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川军迫进拉萨。面对日益逼近拉萨的川军,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自身权力、安全出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官员的关系。主动约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往布达拉宫商谈。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谈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川军进入拉萨城,联豫卫队枪伤百姓、侮辱藏官的事件,“一时全城震动,人民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7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面对装备精良的川军,自然是不知所措,在匆忙安排甘丹赤巴暂代相关事务后,率员仓皇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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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联豫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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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在拉萨被英军侵占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亲信,出走内地,一度企图寻求沙俄势力帮助,赶走英国。由于正值日俄战争,沙俄自顾不暇,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蒙古滞留一年多。他“联俄”不成,又不甘愿受英欺凌。在此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清政府派人至库伦宣慰,并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给他找到一条出路。考虑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采纳清廷的意见,在1906年抵达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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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1月,光绪帝降旨,令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应诏抵京。尽管清政府对达赖加以宣抚、鼓励,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每年将赏以廪饩银万两,但是在觐见的仪式上,坚持要达赖行跪见礼,这就使他认为伤害了他的尊严。同时清廷未加分析便拒绝了他希望能直接奏事的要求,仍要其先行经过驻藏大臣,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失望。不久,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对清政府极度失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10月返回西藏。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一次出走以及返回西藏的情形,充分显示了清朝的昏庸,埋下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破裂的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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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藏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北部的那曲居住了将近一个半月,此时西藏在政治、军事各方面正发生着巨变,使其极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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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荣赫鹏所著《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记载达赖自那曲致电北京的英、法、俄、日各国公使:“一九○九年十月,我驻藏商务委员会始来电报称:活佛已到达纳楚加(注:即那曲),距拉萨约半月程,渠对于赵尔丰近在藏东压迫喇嘛教一切行动,此时似有所闻,故遣人送电致江孜,托我商务委员代发致英俄各国公使,计于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共发电稿三通,其一声言汉藏两族虽属一家,而近来驻藏汉官赵尔丰、联豫辈种种措施,大不利于藏人,藏人或向清廷声诉,若辈则从中颠倒是非,不以真情上达清宫,又派大批军队入藏,以消灭西藏之宗教,以此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云。另一电稿嘱于前电发出后未获复电时,再行拍发,谓目前西藏汉官虐待藏人之程度,殆有弱肉强食之概。第三电系拍致中国边务当局(注:即理藩部),词意略同前电,诘责清政府不守信义,欺压藏人。……观于达赖上述之行动,可知彼于未抵拉萨以前,对于赵尔丰氏在藏东取缔喇嘛之行动,已深怀疑惧,且虑本人回藏以后,中国当局对之不怀好意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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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素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不和。联豫自简任驻藏大臣之初,就雄心勃勃,意图竭尽全力以图藏事,想利用在藏之机通过新政措施削弱达赖的权力,加强自清中后期以来驻藏大臣被逐渐削弱的权力,重整清廷昔日之威。他入藏之后,切身体会到处理藏事之艰难。联豫继承并发展了张荫棠新政的措施,意图趁十三世达赖不在西藏,西藏地方“群龙无首”之机,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政策。新政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农奴主统治集团的利益有所侵害,加上联豫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因而受到噶厦的阻挠和反对。联豫感觉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不在西藏,却遥控藏内的大小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均是达赖意思的表达,自己却无力操纵这些政策,其新政措施的实施处处碰壁、举步维艰,因而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颇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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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虽在内地,却通过噶厦的书信对藏内事务了如指掌,他对联豫在藏内搞的新政很不认可,认为这是驻藏大臣背着清廷所为,目的是削弱自己在西藏地方的权力,因而对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也没有好印象。十三世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当天,就与联豫发生了摩擦,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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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豫本来就痛恨达赖“桀骜不驯”,当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城时,按照惯例驻藏大臣应率官员迎接,联豫勉强为之。据载,“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扎什城之东郊,达赖不理,目若无见,联豫愤甚,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作为报复,以此显示驻藏大臣之威,并“亲赴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复派员往黑河查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筪,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76]十三世达赖喇嘛遂采取报复措施,命令停止对驻藏大臣的粮草、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等人身陷扎什城,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身边只有少数卫队和一营土兵保护安全。同时,拉萨城中流言四起,称清政府意图消灭格鲁派,毁寺灭教,引起西藏民众与清朝驻藏人员的紧张情绪。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在其奏折中曾作如下描述:“(达赖)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护卫皆系马兵,执持快枪,导以号鼓,如临大敌。上山以后,奴才等订期往见,皆借故辞却。与其党边觉夺吉等,日夜密谋,赶造枪枝子弹,分路调兵。番官番民稍拂其意,立加酷刑,并欲将其举家投河,以故各番官皆不敢违。拉萨有五层楼,即乾隆十五年珠尔墨忒谋逆之所也,该已革达赖调兵千余人屯踞其内,于楼上竖狮形大旗。藏中又私设造币厂,所铸银钱、铜圆,两面印花,亦擅改从前定制,铸为狮形。又于拉萨市中遍设蛮兵,名为巡警,实以伺察汉人举动。凡番商皆禁与汉人交易,米粮、柴草概加限制。”[77]“番气骄横……喧言某日围攻奴才衙署,谋劫我营盘……情势岌岌可危。”[78]双方一直保持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川军迫进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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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逼近拉萨的川军,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自身权力、安全出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官员的关系。1910年2月11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十三世达赖喇嘛请尼泊尔驻藏代表出面斡旋,约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于布达拉宫商谈,主动提出改善双方关系的请求。“达赖面允三事:(1)将各处阻兵番众立刻调回;(2)渥荷朝廷封赏,咨请奏谢;(3)仍尊重联大臣,一切供应照常规复。温宗尧欲安其心,亦允以四事:(1)川兵到日,自必申明纪律,维持安宁秩序,不至骚扰地方;(2)诸事均和平办理;(3)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损;(4)决不杀害喇嘛,以昭信守。”[79]议定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口说无凭,请彼此对换公文,互昭信守”。温宗尧请联豫会衔盖章,联豫对达赖心存怨恨,因而表示对温宗尧与达赖会晤结果不满,以为“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并不肯会衔,温宗尧只得“单衔译咨达赖”。[80]而更为不满的应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上述各条藏军停止抵抗、接受川军入藏、藏内事务仍由驻藏大臣上奏清政府、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来并不认可。尤其是温宗尧只承诺对“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害”,“而于政权则未提及,关于此点,十三世达赖喇嘛亦曾提请驻藏大臣注意”。[81]同时掌握政教大权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实现其在西藏地位的基础,历数西藏历辈达赖喇嘛,其中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具权力欲和政治抱负。189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不久,就以有人企图加害于他的所谓“妖鞋事件”(又称“第穆事件”),处死了西藏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政治态度内向的原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至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威服全藏,莫敢有违”,站稳了脚跟,成为握有大权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因此,要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就这样轻松地放弃既得利益,实属不易。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愿意按照驻藏大臣的意思办,已是作了最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心胸狭窄的联豫删去“和平办理”一条,明显地针对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抵抗川军入藏,与驻藏大臣交恶的事情,意图以此震慑其他违抗命令的西藏官员。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忧心忡忡,自然对这一条被联豫所删的条文感到忐忑不安。即使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于无奈,当晚复文,仍允照办,表达了他一心修好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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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存在太多的巧合,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谈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川军进入拉萨城,联豫卫队枪伤百姓、侮辱藏官的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在匆忙安排甘丹池(赤)巴暂代相关事务后,率员仓皇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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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联豫为撇清自己与十三世达赖第二次出走一事的关系,竟然向清廷上奏:“达赖貌似和平,而阴用数人,相为抵抗。盖其意,成则可以自立,败则委于他人,较之乾隆年间珠尔默忒之事,尤为明目张胆。……我欲和平而彼思决裂,我愈退让而彼愈鸱张,桀骜不驯,欲脱羁勒,殊不知其士农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以语此。三百年来,若非我国家极力保持其黄教,恐已渐即澌灭,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丧心昧良,至此已极。”[82]“奴才以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由温宗尧单衔印发。……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惧,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83]正是由于联豫的昏聩,使得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的矛盾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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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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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的情况,史料记载均不尽相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木龙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侵略西藏,达赖喇嘛逃往北京,觐见皇帝和皇太后及各大臣,并详细奏报了有关西藏佛教等事,同时得到了光绪皇帝、皇太后、宣统皇帝的‘西藏政教事务无需新开例规,按达赖喇嘛之意愿行事’”的敕谕。但因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驻藏大臣联豫等人,在巴塘、理塘、察雅、洛绒、佐贡、三岩等地实行“改土归流”,损害了当地僧人、土司的利益,引起僧人、土司的武装叛乱。赵尔丰等人的平叛活动引起了一些谣言,这些谣言不但传到西藏,而且西藏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以这些谣言为依据上奏朝廷,要求清政府撤换赵尔丰和联豫,并向英、俄等国传递这些谣言,以求得外国人出面干涉中国内政。此时,清廷还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率千人军队于1908年(藏历土猴年)三月入藏,并颁发就此方面的信函、传票、布告等。于1910年(藏历铁狗年)一月三日几千名陆军到达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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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拉萨正举行传召大法会,川军在街上碰到大法会的总管彭康台吉扎西多吉和孜准嘉木恃坚赞主仆,遂将彭康台吉殴打,并拉往川军营盘。另外向藏军警察开枪,向大昭寺、布达拉宫开枪射击。当天,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到一份文书内称“只保留教务权力”,未提及管理政教事务的词语。虑及现在和将来等情况,欲经水路前往北京向大皇帝陈奏事情原由,并于当天下午太阳落山时,决定召接甘丹赤巴策墨林呼图克图来布达拉宫,任命他担任摄政王,代理政教事务,任命聂吾夏·钦绕平措为其助理。半夜时,离开布达拉宫。[84]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宣统二年正月十三日致电军机处,请代奏之疏中称:“初三……川兵马队四十余名抵藏,联豫派其卫队数十人及新军一队出为先导。……藏人并未抗拒,马队亦守纪律。惟派出之新军中有一人放枪击毙藏人一名。达赖闻川兵入藏,时值传召,喇嘛众多,恐滋事端,派一台吉到街上弹压,卫队以其不下马让避为由,以刺刀推之落马,掠去其钥顶、珍珠耳坠,刺伤其臂,拿送联豫。联豫略加讯问,即将该台吉释放。惟达赖闻耗,恐祸及己身,仓皇失措,即晚传集公所,开大会议,众情疑惧,决计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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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称:“初三日,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派卫队欢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招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85]从诸多记载看,因事件发生之时温宗尧身在拉萨,是事件的亲历者,其上奏清政府的奏折必须保证对事件的真实描述,故而温氏奏折的可信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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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情况可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本已准备接受川军到藏这一现实。他只想用妥协的办法,争取驻藏大臣的宽容,使自己的权益尽量少受损害而已。因此,他没有出走的准备。从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状况来看,其于1909年12月2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始回到拉萨,距其1904年7月27日(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走已经五年多的时间,在这五年期间他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波折。出西藏、到库伦、留西宁、上京城,一路风尘,颠沛流离。这些经历使他体会到了很多东西,更使他想回到西藏。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回到拉萨后,他绝不会再轻易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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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之后事务繁多,藏内积压的公务和藏历年的一系列准备活动等着他去处理。如果不是由于驻藏大臣卫队放纵恣事,又未派人及时与他沟通情况,解释误会的话,他绝不会轻易出走的。诸多史料都提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前曾在布达拉宫召开会议商议川军枪伤百姓、侮辱藏官之事,结果是众人皆惧。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口告诉英国驻哲孟雄行政官贝尔有关情况,贝尔在其所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当川军初抵拉萨之日(即2月12日),达赖及其大臣三人方在布达拉宫举行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忽闻中国当局派兵十名往各大臣住宅搜捕彼等,又闻续有新兵千名已入拉萨境内,达赖暨各大臣遂决定出亡,是夕即离拉萨。”[86]该书接着讲道,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同行者为噶布伦中各大臣,皆畏祸不敢回家者”。[87]正是由于驻藏大臣动手逮捕噶厦的重要官员,同时引起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的不安,众人只有选择“走为上计”一同逃离。道员罗长裿曾于1910年底奉命赴印劝说十三世达赖回藏,在其报告中提及:已革噶布伦边觉夺(多)吉、已革噶布伦彭错顿柱、已革噶布伦济尔白桑,此三人者名曰大臣……均以已革达赖喇嘛之名义与职道会商。[88]由此可见,谢扎·边觉多吉、彭错顿柱和喇嘛济尔白桑是当局派兵逮捕的对象。谢扎·边觉多吉、彭错顿柱和喇嘛济汝白桑三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未经清政府批准,擅自任命的噶伦。正是他们在川藏交界地方调动军队,以武力阻挠川军进藏,假冒民意联名上书,诬告赵尔丰、联豫。随着川军的入藏,联豫与谢扎·边觉多吉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对他们恨之入骨而又一时无可奈何。川军前锋部队刚到拉萨,联豫就立即下手,派兵到边觉多吉、彭错顿柱、济尔白桑的住处进行搜捕。凑巧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布达拉宫,听闻联豫派兵捉拿他们顿时感到大祸临头。几名藏官惊恐不已随即匆匆做出跟着十三世达赖喇嘛连夜出走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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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因是地方一系列政策的决策者,对藏内事务负有责任,因而更担心受到严惩。当晚,十三世达赖喇嘛同众人“离开布达拉宫前往罗布林卡,天亮前,达赖喇嘛、司伦夏(谢)扎、噶伦雪康巴、强金巴、萨穹巴、近侍总堪布俄谿瓦、代理噶伦桑颇瓦、代理噶伦贡塘·丹增旺布等人离开罗布林卡,从热马岗乘牛皮船过拉萨河,然后沿着拉萨河急驶而下。初四晚上,到达甲三木拉章寺,住下来”。[89]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立即派出几百名汉兵前来追赶。达赖喇嘛到达甲三木拉章寺时,汉兵已赶到。随命古加尖散(亲侍)那木岗(达桑占堆)率领汉式军营藏兵隔江抵抗,一时阻止了汉兵的前进,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伦钦等随从离开此地经白地、朗卡子到达桑顶寺,并在此驻留三日。随后继续行进,经下司马等地,到了噶伦堡,并在此地驻锡七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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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21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二)清政府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下圣谕,着令驻藏大臣等迅即寻觅其逃往何处,如探有下落,务必派人开导,迎护其回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系川军入藏而引起,故清政府在圣谕中提到劝说他时应明确告知此次川军入藏是为了保护格鲁派,要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必惊慌疑惧。两天之后,因“温宗尧电奏,此次达赖出逃,因与联豫意见不合,以致未能阻止,经温宗尧与达赖拟定各条,并请敕下联豫于应办各事,逐渐推行,不宜过于操切……该大臣等仍遵前旨,设法迅速追回,按照昨日电谕办法,并温宗尧与达赖所拟七条,签订遵守,妥为安置,总以维持黄教,安抚番民为宗旨。藏地遥远,事机重要,该大臣等责无旁贷,不准各存意见,贻误大局,致干重咎”。[91]应该说,清政府了解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意见不合有关,采取的处理办法是较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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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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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出走,在惊慌之中并无明确目标,只是为了有个安全的地方。他抵达亚东时,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已得到英印政府的命令,准允达赖喇嘛在亚东商务代表署“避难”。十三世达赖喇嘛住进了麦克唐纳的私人住宅。当时,清政府驻亚东税务司张玉堂等人前往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希望他在亚东暂住,听候拉萨来人解释。而麦克唐纳以保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为理由,对张玉堂等人的规劝活动横加干预,严格限制,使前来劝说的清朝官员未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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