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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英国对西藏控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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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调停”康青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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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内地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对达赖喇嘛产生了影响，他先派五台山的黄教喇嘛罗桑巴桑堪布到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内附意向。从1929年起，国民政府先后派遣刘曼卿、贡觉仲尼入藏，[209]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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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被动的政治局面，英印政府于1928年10月任命威尔（Leslie Weir）接替贝利担任锡金政务官。之所以任命威尔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为了修补英国同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期间，威尔三次担任江孜商务代办，同达赖喇嘛关系良好，贝尔也是威尔的精神导师（Guru）。[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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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上任后，积极筹划前往拉萨访问事宜，但英印政府不同意威尔前往拉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支持威尔的拉萨之行，提议他以“讨论班禅去印度避难的可能性”为名，前往拉萨。[211]然而，当诺布顿珠在拉萨向达赖喇嘛提出邀请威尔访问拉萨时，达赖喇嘛要求英方推迟访问，因为他“担心英国人的访问会激怒中国人”。他致函威尔说：“我完全不是要冷落你，我请求你不必由于误解而沮丧”，“1929年不是来拉萨的合适年份”。而威尔于1930年派莱登拉前往拉萨时，西藏当局在曲水将其扣押。[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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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到1930年3月初才正式邀请威尔访问拉萨，为了抵消刘曼卿访问拉萨的影响，英印政府破例允许威尔的妻子随行。威尔意识到，改善英藏关系是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他小心谨慎地遵循贝尔的外交方法，确保其行动符合西藏的礼仪。威尔出访前还拜访了英印政府外务秘书，获准可以携带价值15000卢比的礼品前往拉萨，“从而可以显示出对西藏官员的慷慨”。[213]8月4日，威尔一行抵达拉萨，同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官员多次会谈。在晤谈中，威尔避免提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达赖喇嘛最近同中国的接触。威尔还向噶厦宣布，英印政府准备允许西藏在印度购买便宜的白银（用于铸造银币）。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国人的访问期间，擦绒谨慎地同威尔保持距离。不过，威尔的这次访问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也“未能完全消除西藏当局对英国意图的怀疑”，但依然成功地完成了调停同拉萨当局关系的任务。[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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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此次访问拉萨时，西康甘孜发生了因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纠纷而引发的康藏军事冲突。实际上，威尔在访问拉萨前已经代英印政府拟定了一份报告，请求英国政府批准向西藏提供军火，“前提条件是西藏政府作出书面保证，这些军火只能用于自卫和内部的安全事务”。[215]英国政府在1930年7月28日就批准了英印政府的报告，印度事务大臣本（W.Benn）还指示印度政府，威尔访问拉萨时不得有任何言论或行动“来暗示给予西藏武器援助是为了确立西藏反对其宗主权的地位”。这就使得贝尔制定的“武装西藏”政策得以复活。[216]1931年8月，英国政府向西藏提供了山炮1门、炮弹1350枚；机关枪2挺、步枪500支、子弹100万发，由拉萨警察局局长前往锡金提取。[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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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英国军火援助的藏军果然实力大增。1931年2月9日夜，藏军四千余人向甘孜发动突然袭击，一鼓作气，至5月底，先后攻占甘孜、瞻化，并向理化、炉霍发起攻击。同年7月8日，国民政府特派专员唐柯三抵达炉霍，与藏方代表商谈解决康藏纠纷，但藏方借故采取拖延策略，对特派专员提出的商谈进行敷衍。九·一八事变随即爆发，东北三省为日本侵占，国民政府无力西顾，乃对康藏纠纷采取退让方针。11月7日，刘赞廷奉令在甘孜与西藏代表琼让谈判，订立了解决大金白利纠纷的八项条件，同意“甘、瞻暂由藏军驻守”，等于承认西藏对甘、瞻的占领。[218]但西藏地方政府对这八项条件并不满意，他们想进一步攻占打箭炉（康定），以实现西姆拉会议上所谓“自治外藏”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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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噶厦看到国民政府在解决康藏冲突中，因为同时要在东北面应付日本而力不从心，遂于1932年3月23日，以保护尕旦寺为名，调集藏军4000余人，向青海玉树苏尔莽地区发动攻击。4月3日藏军占领囊谦，并准备围攻结古。青海地方当局一面遣派玉树宣慰使前往结古同藏军交涉，一面积极调兵驰援玉树。4月15日以后，藏军由苏尔莽、昂尔等地逐渐逼近，并包围结古。藏军又以一部分兵力渡过通天河，进攻斜武、拉布等地，阻止青海援军的南下，且将通天河渡船抢走，以断绝玉树与外界的联系，进而围攻结古，势甚危急。4月19日，马麟、马步芳电请西安绥靖主任杨虎臣拨发快枪2000支，子弹20万发，临时军费银币40万元，并请发无线电台5架，杨复电准予接济。4月30日，马步芳请马麟派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训为玉树宣慰使，于5月26日率骑兵一营出发，6月18日抵玉树，马训派人持马麟、马步芳的函件，往见坎群达哇，被拒绝。6月21日夜，双方第一次交战，互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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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刘文辉利用藏军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率军反攻，于1932年4～5月间先后收复甘孜、瞻化，7月攻下大金寺。7月14日，青海军队开始反攻，14日拂晓，青海军在马彪率领下与藏军激战于歇武与通天河一带，将藏军驱逐出境，西宁、玉树间交通恢复。8月2日夜，青海军援军与守军配合，一举击溃包围结古的藏军，解了结古之围，27日收复苏尔莽，9月4日收复囊谦。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致信马训称：“青藏是一家，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平相处。”至8月底，刘文辉指挥的军队又乘胜攻下金沙江以东的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各县。藏军退守金沙江西岸的类乌齐与昌都一线。9月底，青海军队乘胜向南进军，亦到达金沙江西岸。10月初，青海军攻入金沙江西岸今四川省的当头寺、青科寺，与康军相呼应，准备一起攻打昌都。这引起西藏地方的一片慌乱，上层多次开会商讨对策，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义急忙请求蒋介石传令各方停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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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25日，达赖喇嘛致函威尔，要求英印政府再提供军火援助。英国政府于6月同意西藏向英印政府购买山炮4门、机枪8挺、步枪1500支以及榴霰弹500枚、加农炮弹1500枚、炸弹1000枚、子弹100万发。[219]中国政府在得悉英印向西藏提供军火后，于1932年7月23日派员与英国使馆接洽，“阻止售械于西藏，并电令驻英使馆向英外部交涉制止”。[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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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绝望中的达赖喇嘛转而请求英国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让英国人出面，调停西藏与中央政府争端，他主动向英国人提出一个秘密协定，并邀请威尔再次访问拉萨。英国人拒绝同西藏达成任何新的协议，但是，的确曾就结束康区的军事冲突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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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给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答复：（一）根据一九二一年印藏条约，印度不得不供给西藏军械；（二）以后供给军械时，当严厉限于维持治安与自卫之用；（三）中藏纠纷，若中政府同意，英政府愿调解。8月31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亦向中国外交部欧美司长徐谟面称：“印度供给军械一节，兹得政府训令……但专为维持秩序及自卫之用。中国政府如欲英政府出面斡旋，如划定疆界等事，俾战事可停，英方颇愿担任。”徐谟明确告知英方：“此系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自由裁定，不必第三者从中斡旋。目前莫若令印度政府完全停止供给军械，则一切自易就范。”[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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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于8月18日电令威尔前往拉萨，对于这次访问，威尔的确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9月初，威尔一行抵达拉萨，受到噶厦前所未有的欢迎。威尔同达赖喇嘛与噶厦官员会谈的主要内容涉及康藏恢复和平与班禅返藏问题。关于班禅返藏问题，尽管达赖喇嘛同意邀请班禅回到日喀则，但威尔私下认为，班禅不会对这一邀请做出任何反应。关于恢复康藏和平的问题，威尔工作的重点仅仅是压迫达赖喇嘛和噶厦，接受英国的“和平安排”，不过，威尔在拉萨待了三个月，也无事可做。直到12月，即东部边境的战事已经停止时，达赖喇嘛才勉强同意他返回印度。[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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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英国驻华代办应歌兰（E.M.Ingram）约见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干，宣称：“康藏纠纷现已扩大，应即设法劝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应歌兰还指责青海军队逼近昌都，与《西姆拉条约》“第二条载有尊重外藏疆界之完全之原则不符，该原则已于是年五月一日外交部致英使之节略中承认”。罗文干答以“该条约未经签订，自不能发生效力”，且“民三外交部节略对于界务一端未予承认”。应歌兰又称“中国如令饬川青军队停止进攻，则英国当可劝告西藏停止军事行动”。罗文干表示，“康藏战事为中国内政问题，无接受斡旋之必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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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应歌兰声明：“中国政府早经令饬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应歌兰向中国政府提议，“藏方正式声明，藏军驻类乌齐与金沙江以西，华方声明华军驻守结古及金沙江以东，俾免冲突”。中国政府认为此项提议“尚无采择之必要”，因为中国“既经自动下令停战，已足以应付局势”。[225]英国自认为国民政府要应对日本侵华的严峻局面，因此，仍然不甘罢休，声称“今华军举动实为对外藏之侵略行为”，并表示“不承认藏事为中国内政问题”，威胁“如康藏纠纷不能和平解决，必发生严重之结果”。中国方面表明了“外藏界限问题当留待将来解决”的立场。[226]针对英国趁火打劫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行径，国民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蒋介石在12月两次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现为国民政府时期，绝不允他人插手干涉。”又说：“汉藏早为一家……凡属内部事务，依旧秉公解决，岂允外人插手，吾一向主张内部事务不允外人参与，对此达赖喇嘛熟知。”[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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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坚拒英国干预康藏纠纷的立场，使得英国的“调停”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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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廉逊出使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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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Frederick Williamson）曾于1924年6月至1926年5月担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1926年5～12月与1931年3～8月，在贝利和威尔休假期间，他曾经代理过锡金政务官一职。1927～1930年他在喀什噶尔任总领事。1933年1月，他接替威尔担任锡金政务官。上任伊始，他就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劝其立即实行制度上的彻底变革。达赖喇嘛立即回函，主动邀请威廉逊访问拉萨。1933年5月，白厅同意他接受达赖的邀请。[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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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之所以同意威廉逊访问拉萨，是希望其当面向达赖和噶厦解释英国全力支持西藏的政策。英印政府的目的在于恢复西藏对英国的好感，而威廉逊本人也期望同西藏领导层建立起良好的关系。1933年8月14日，威廉逊夫妇由诺布顿珠等人陪同前往拉萨，他们住在功德林所有的德吉林卡，自贝尔访问拉萨以来，这里已经成为英国访客的住所。达赖喇嘛同威廉逊夫妇多次晤谈，根据威廉逊的报告，他这次对拉萨的访问，气氛显然要比1930年及1932年威尔的两次访问好得多。[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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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威廉逊在锡金甘托克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阐述了对班禅返藏问题的看法，认为班禅返藏现在变得至关重要。他承认“西藏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希望他能够回来”，“不论是谁在拉萨保持或获得政权均乐于让他返回”，尤其是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如果他返回西藏，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英国现在关心的主要是班禅对英国和中国的态度。威廉逊认为，班禅“过去对我们很友好，但他已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处处受到极大的尊敬。如果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亲中国倾向，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但“即便这样，我也认为西藏利益可能总是他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至于西藏利益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参与札什喇嘛返回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促成而决不要阻拦此事”。威廉逊进一步指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要回来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协助他而不是反对他的情况下返回，让他得到这样的印象或许更好。”威廉逊担心的并不是班禅能否回到西藏，而是西藏噶厦根本忘记了允许班禅返回西藏的附加条件，他强调：“西藏政府可以合理地提出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带任何中国人同他一起回来，但是他们可能是渴望他回来，以致于可能根本忘记或忽略了强加给他的任何附加条件。”[230]从这个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防止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力随着班禅一道重返西藏，这是英国政府判断是否支持班禅返藏的原则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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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热振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从一开始便非常小心地避免显示出任何明显的亲英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表现出积极的亲中央政府的姿态。有两件事让英印政府触动颇深。其一，前锡金政务官贝尔于1934年7月访问西藏时，噶厦拒绝他前往拉萨。其二，一个月后，黄慕松使团却抵达了拉萨。黄慕松使团有双重目的：首先，他要在丝毫没有英国人介入的情况下，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话，从而表明了要彻底解决西姆拉会议遗留问题的决心；其次，他试图在拉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代表，其地位与前清驻藏大臣相当。黄慕松的目标基本达到。为了同中国抗衡，威廉逊于1934年4月派印度驻亚东商务代办处职员、藏人诺布顿珠来到拉萨，一直待到1934年底。诺布顿珠的任务是获取黄慕松使团在拉萨一切活动的情报，他在拉萨同威廉逊在甘托克的办公室保持通讯联络，且用的是野战发报机，其目的在于避免使用西藏的报务员，防止泄密。[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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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松受中央之命往拉萨，迫使英印政府重新审定其西藏政策的主要原则，以便精确规划出英国在西藏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英国政府印度部政治部主任沃顿（J.C.Walton）在1934年2月12日拟定的备忘录中，确定了英国西藏政策的主要原则：（1）外藏的完整和自治应当得以保留。（2）在外藏应保持一个有效率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维持“印度边境上的这个缓冲国”的和平与秩序。（3）这样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应该能够不受苏俄的影响，或者确切地说不受除了中国以外任何其他外国列强的影响。（4）英印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然而，英国政府明白无误地表示：“假如中国试图（在西藏）重建完全主权的话，我们不会熟视无睹。”他们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西藏必然会出现动乱局面，因为西藏的一个派别肯定会抵抗中国人。西藏人的反抗将会导致中国人在西藏无效率的行政管理，从而导致西藏对苏俄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敞开大门。印度事务部指出，如果黄慕松访问拉萨是中国人逐步将他们在西藏的宗主权上升到主权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的话，这将直接威胁英印政府的边境政策。[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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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以后，英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西藏在英印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已不如阿富汗和印度西北边境那么重要。但卡罗（Olaf Caroe）于1934年担任英印政府外务部副部长后，英印政府对西藏的兴趣又重新恢复。1935年6月28日，卡罗在致英国政府印度国务大臣马奎斯·齐兰（Marquess Zetland）的电报中，详尽阐述了英国对藏政策的初步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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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受命往拉萨以及九世班禅返藏等一系列事件，卡罗提出，如果中国人要在西藏重建主权的话，印度政府必须予以强有力的反对。他坚持英国对西藏应该有一个积极而持久的政策。卡罗认为，西藏现在并不稳定，尽管目前的当权者倾向于英国，但他们缺乏对英国的信任感，他们不了解英国是否愿意或能够帮助他们来对抗中国。此外，还有一个班禅问题。班禅显然计划在西藏扩大其神权，但他也需要同英国维持友谊，因为他需要英国来调停他同拉萨的关系。卡罗因而认为，现在是英国在西藏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因为地理条件有利于英国保持在西藏的影响。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在藏驻留一小部分人员外，还无法在那里做更多的事情，他们现在还无法仿效赵尔丰的功绩。因此，英国应该抢在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或苏联准备占领这块与英印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接壤的领土之前，扩大在西藏的影响。这就是卡罗拟定的英国西藏政策大纲的核心。[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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