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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美国介入中国西藏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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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密使访问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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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政府一直将西藏视为其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染指该地区，所以，在二战爆发前，除了传教士和探险家外，很少有美国人进入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地区。[274]美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世纪初期。1908年，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也译为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在山西五台山见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西藏掌权。柔克义除了表示同情外，并未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时的美国对远东和中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对遥远的中国西藏地区还没有伸手的力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承认中华民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或宗主权，并不认同英国控制西藏的侵略与控制。1913年，美国因为不满英国、俄国和日本将承认他们在西藏、外蒙古和满洲的特殊权益作为他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先决条件，于3月20日退出六国银行团，并于4月8日率先承认民国政府。[275]同时，美国政府也私下批评朱迩典反对中国政府进军西藏的做法“没有道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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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美国不满巴黎和会后日本在中国的独霸地位，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9国重新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英国十分担心美国会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在西藏问题上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不利。所以，当英国外相寇松获知中国拟决定将藏事谈判推延至华盛顿会议后，立即于8月26日召见中国公使顾维钧，提出了“英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并口头告诉顾维钧，如果一个月内未能重开谈判，英国“即与自治之西藏直接商订协约”。[277]为了抵制英国强迫中国政府重开中英藏三方会谈，北京政府曾有利用华盛顿会议保全西藏领土之议：“藏案原有华会后续议之说……国内舆论，以藏为领土载在约法，华会又有保全领土之约，对藏宜利用新机会，另辟新途径，设法取销政治争点”。[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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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英国落井下石，加紧了对藏东南领土的侵犯，而美国国务院则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为此拟定了“我对藏之立场与举措，宜随时取得美国朝野之同情”的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美国政府对所谓“主权”与“宗主权”之间的细微差异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1942年7月3日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任何疑问”。[279]为此，英国政府先后于1943年4月19日、7月22日和8月28日三次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但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5月15日向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递交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始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宣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的宪法也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本国政府对于这些（主权）要求从未提出过疑问”。[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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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0日，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公然指称，中国“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作为英国最高行政领导人，公然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引起与会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愤慨，他当即向丘吉尔严正指出，“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281]据宋子文向蒋介石密报，对于丘吉尔这番谈话，罗斯福总统于21日对宋子文说，“丘所言殊不得体。”[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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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英国外交部官员克拉克和驻华参赞包立本（Authur Blackburn）访问华盛顿。其间，他们与英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桑萨姆（Sir George Sansam）一道同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贺百克（Stanley Hornbeck）讨论了西藏问题。美国官员明确表示不赞成英国政府在其有关西藏地位的备忘录中所持的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贺百克援引了宋子文“西藏问题是如此之小，不应该让它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影响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话告诫英国人，并再次重申同意“中国声称的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英国当时非常依赖美国的援助，因此，不得不改变其对西藏的政策，以避免被美国指责为“在中国边疆地区怀有帝国主义的图谋”。[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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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太平洋战事的需要，中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开始对西藏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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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0日，在美国的宋子文电告蒋介石：“美情报局近拟酌派人员，前往我国内地、青海、甘肃、西康、陕西、四川一带旅行考察，归史梯威（史迪威）将军节制指挥，请文准予发给许可证。惟推想，此类人员，名为考察农村，实为政治侦探性质，若任其深入腹地，滋弊滋多，将来报告，难免不实不尽，淆乱听闻，于我对美工作，必多窒碍。……文已告以既归史将军指挥，应由史氏在渝直接办理。如有人向钧座请求，亦以婉辞拒绝为宜。”[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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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修筑一条穿越西藏通往中国的公路的计划被提出来后，新成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派遣情报官员前往西藏的要求，他们的任务是秘密勘察那里的地形，因为在美国的军事地图上，西藏还是一片空白。1942年5月12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个代号为FE-2的“穿越印度赴藏行动计划”，该项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穿越西藏，进入中国重庆，了解藏民态度；寻找朋友，发现敌人；绘出战略目标位置，对将来可能开展行动的藏区进行测量”。[285]美国国务院在1942年夏天批准派遣两名军官从拉萨出发，前往中国内地与史迪威将军会合。美国政府最先通过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做出安排，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于是，美国国务院又请重庆方面予以协助。1942年6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向西藏噶厦交涉，请求他们允许两位说不出名字的美国人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西藏噶厦断然拒绝。美国战略情报局只得请美国驻印度大使出面，请求英印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商洽，让他们允许两名携带着罗斯福总统信函和礼品的密使前往拉萨。[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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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名美国密使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和中尉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托尔斯泰时年39岁，是俄国贵族后裔，“热情奔放、有魅力、不乏自信，这些品格……有助于他与拉萨的神秘喇嘛朝廷打交道”；多兰34岁，“能用藏、汉文作诗，精通佛教”，1932年和1934年，他曾率领探险队在藏东北和青藏高原搜集过大量动物标本。[287]不过，美国人既没有向英印政府提及他们先前曾向中国人求助的事情，更没有透露他们两人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拉萨取道前往中国内地。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卢德洛向西藏外交局保证，这两名美国人将会从印度返回，于是，他们得到了邀请。[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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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托尔斯泰和多兰抵达新德里，在那里停留了3个月之久。9月底，拉萨当局同意两人前往，他们10月初动身，行前，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祝福。在亚东，他们受到西藏亚东总管邦达养培的热情款待。随后，他们从亚东、帕里、江孜一路跋涉，于12月12日抵达拉萨。12月20日，年仅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了他们，托尔斯泰呈上了罗斯福总统的信、罗斯福亲笔署名的照片和一块价值2800美元的金表。达赖喇嘛回赠托尔斯泰4幅“极昂贵、漂亮的宗教唐卡、一套金币、一帧达赖喇嘛画像”。由于罗斯福爱好集邮，托尔斯泰还通过擦绒要求噶厦送了全套西藏邮票。托尔斯泰一行还作为噶厦的特邀嘉宾，在拉萨度过了1943年2月的藏历新年。[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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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拉萨处境困难，如何获得噶厦的准许，经过藏北那曲进入青海玉树，然后到达重庆呢？因为卢德洛已向噶厦做过他们将会返回印度的担保，美国战略情报局当时也举棋不定。出于这一目的，托尔斯泰在同西藏官员的谈话中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同情希望保持自己独立地位的弱小国家”，他甚至“告诉摄政，他打算向他的政府建议，允许西藏派代表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290]另据孔庆宗报告，托尔斯泰曾在3月擦绒的一次宴请时，回答贡觉仲尼关于“西藏能否独立”的询问，表示“依照国际公法，倘自管满二十年者，即可向国际联盟请求为独立国。西藏不受中国管辖已逾此限，将来似可向国联提说”。[291]在得知西藏对通信设备感兴趣后，托尔斯泰还主动提出帮助西藏从美国获得无线电设备。他的此番谈话让噶厦和西藏“外交局”兴奋异常，他们告诉托尔斯泰，他的建议非常好，西藏非常渴望能够派代表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他们期待美国届时能够告知参加会议的申请方式。同时，他们也希望托尔斯泰对于此事严格保密，否则，重庆政府会采取过激行动。[292]西藏当局的热情让托尔斯泰感到不知所措，他的这番政治承诺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并没有官方的授权，只是为了讨好西藏当局，现在西藏“外交局”当真，他备感压力。他对卢德洛说，他真的非常怀疑他的政府会同意他的这个表态，并且认为他们非常可能做出不干涉汉藏事务的决定。[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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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尔斯泰的目的达到了。2月底，噶厦不仅同意他经由藏北前往内地，还派了1名僧官、1名俗官和5名士兵随行保护。托尔斯泰和多兰于1943年6月底到达兰州，后由美国领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John S.Service）陪同他们前往重庆。[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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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托尔斯泰和多兰在没有通知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前往拉萨，将罗斯福总统的信函直接呈送摄政和噶厦，并同西藏“外交局”晤谈，意味着美国将西藏“作为似乎是独立的或中立的政治实体对待”。[295]然而，从公开事实看，在二战结束前，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和对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认识没有改变，不能把美国个别下级官员在拉萨的言行视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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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一行随身携带的罗斯福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封信，凸显出他们作为总统密使的显贵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事前已经提醒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这封信，应该把他当成西藏的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领袖来对待，“这样就可以避免冒犯一直把西藏看作中华民国领土一部分的中国政府”。[296]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尊重中国在西藏主权的立场，这是一个同盟国对盟友所应该拥有的最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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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拉萨做出的邀请西藏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承诺根本不可能兑现，倒是他答应提供的3台无线电发射器和6台接收器，都在1944年11月运抵拉萨。他回国后建议的开辟经由西藏到达重庆的驿运补给线，终因美国政府兴趣不高而束之高阁。30年后，当有人问及美国密使托尔斯泰的这次行动有无重大收获时，谢伟思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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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没什么收获，它与战争不相干。当时有许多谣传，说日本人已进入西藏和拉萨，日本特工在那里很活跃。有一名日本僧人在拉萨住了好多年，但他俩没能证明他是一名特工，或许他十分活跃，或许他在西藏蛊惑人心。所以，我不以为该行动完成了什么任务。可能它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证明日本人的颠覆活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打算占领西藏。[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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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格局下美国对藏策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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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盟友，罗斯福主张二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甚至打算“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298]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中，对民国政府一直给予优待，两国的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在这种前提下，美国政府对中国西藏地方事务采取了谨慎态度。罗斯福在国务卿的提醒下，将达赖喇嘛视为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而不是具有执政首领身份的世俗领袖。在托进入西藏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上尉托尔斯泰带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信中，罗斯福称达赖喇嘛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299]美国就托尔斯泰入藏之事，对民国政府声明道：“美国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明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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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提出并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使中国成为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民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国民党可能失去中国，假如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土”以后如何应对的问题，这使得美国的西藏政策和策略处于复杂的选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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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的格局已经形成，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提醒美国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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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梅里尔的建议，美国国务院并没有立即采纳，也不打算全部采纳，因为西藏问题是民国政府很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贸然行事必然会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将严重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也不愿在冷战时削弱民国反共的力量。代理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电告梅里尔“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因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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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中国西藏的情况了解不多，美国加紧了情报搜集工作，开始关注西藏地方政府的举动。美国对西藏的关注，应该从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出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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