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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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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乱后，立即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同时中央还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西藏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这就开创了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实现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从此，彻底改变了百万农奴的悲惨命运，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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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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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经过平叛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摧毁了，农奴主阶级被打垮了。但是，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势力还仍然存在，有些边远地区的民主改革尚未完成，已经完成民主改革的地方，反动农奴主分子仍不断进行反攻复辟活动，而且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为了巩固和保卫胜利成果，有步骤地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中共西藏工委在认真总结平叛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先后发出《关于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肃清残匪、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关于打击农奴主阶级分子反攻倒算、复辟破坏的有关政策》、《提高警惕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对改革中遗留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文件，自治区筹委会和西藏军区还联合颁布了《对曾参加叛乱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诚归来的通告》，这些文件、通告明确规定了彻底完成平叛改革的政策和应切实做好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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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1961年4月出台《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文件指出，经过普选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大步骤。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进行了基层普选工作，建立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乡人民委员会。到1965年7月，全区普选工作基本完成，乡人民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同时，中共西藏工委还加强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并对一些基层党政组织以及农牧区的生产互助组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在基层工作中，各地特别注意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树立贫苦农奴的政治优势，使农村牧区的革命阵地日趋巩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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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加强基层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农牧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1961年，中央《关于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指示》下达以后，便把社会主义教育改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同时强调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强调进行阶级教育。在宣传贯彻《农村二十六条》和《牧区三十条》等具体政策时，还着重进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教育。帮助群众树立和增强“爱国增产、团结互助、勤俭持家、劳动致富”的思想。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使广大农牧民既明确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地发展互助生产，又明确前进的方向，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从而保证了稳定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并为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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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发展时期，不仅农牧业生产连年丰收，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而且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十分密切，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广大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官兵，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把帮助西藏人民搞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并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注意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与此同时，广大翻身农奴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他们亲身感受到民主改革的好处以后，对崭新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所以，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和崇敬，对建设新西藏充满干劲和信心。总之，在几年的稳定发展中，全区呈现一派兴旺发达、安居乐业、团结互助、奋发图强的大好形势。许多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最好的时期之一，是西藏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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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积极行使民族区域自治职权的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平叛斗争一开始，驻藏部队就迅速在拉萨和其他发生叛乱地区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人民政府职权，接管了各地的政治、军事、民政等事宜，以平息叛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接着各地相继建立了群众性组织，如：平叛生产委员会、平叛保畜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随着各地叛乱的平息，陆续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组织，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为全区人民政权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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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8日，中共西藏工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拟定于9月1日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中央批复同意西藏工委的报告，并指出：“望即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报告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02]自治区筹委会于7月24日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求报告》，8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65年8月25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议案，讨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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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代表团包括中央各部门、27个省市自治区、16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共76人。代表团于8月29日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人士和万名人民群众隆重、热烈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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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5年9月1日至9日在拉萨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在西藏完成民主改革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形势下召开的，是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1名，其中藏族代表226人，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怒族和其他代表共16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0%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是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在代表席上，有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县长、区长、乡长和中共支部书记，有厂矿企业的先进工作者，有小学的模范教师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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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日的开幕会上，谢富治团长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热烈祝贺西藏历史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报告着重从民主改革、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问题、经济问题、干部工作、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对西藏15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报告提出以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地、稳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国防。[103]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在筹备西藏自治区成立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列举了筹委会成立之后，西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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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认真讨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经过投票，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达瓦·仁钦索朗、扎西平措等37人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9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后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当天下午，拉萨市各族各界人士3万多人在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热烈庆贺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人民解放军及僧尼手持彩旗、花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负责人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传到西藏各地，万里高原一片欢腾，从藏北草原到中南部田野，从金沙江畔到阿里高原，到处都在欢庆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大喜事，欢庆西藏地区历史性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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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标志着西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亲密团结，标志着西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进一步巩固，标志着西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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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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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委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办法，在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从1959年下半年起，顺利完成了平叛改革、民主建政和自治区成立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使西藏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标志着在西藏延续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灭亡。这一天是西藏历史上的分水岭，它的过去是黑暗、落后、残酷、反动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它的未来是百万农奴在翻身解放、获得基本人权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人民永远结束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史，开创了一片拥有人权、当家做主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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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运动的伟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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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和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宣告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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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是三大领主统治、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统治工具，这个政权的一切职能，都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家、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西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广大农奴生活极端贫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绝不是达赖集团所描绘的香格里拉，那时的西藏，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的落后耕作方法，一些地方长期保持“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直到1952年，西藏农业总产值仅为1.4亿元，全区人均农业总产值不过124.46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60斤（8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250斤（125千克），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不超过种子的5倍。牧业靠天养畜，生产能力极其低下，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西藏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统治阶层限制手工业的发展，明文规定“不得花样翻新”，手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当时的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拉萨仅有一座装机125马力（92.5千瓦）、时断时续发电的水电站，供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全区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刘曼卿[104]在她所著的《西藏纪行》里提到，直到1940年拉萨还没有一家完备的公私医院，医生的职能更多的是请菩萨保佑病人，生病死亡的人仍然是不断增多。旧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医务人员不到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人均寿命只有35.5岁，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多年后回忆时指出：“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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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严重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国务院令，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反映广大西藏人民的心愿。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人民政权，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1960年底，全区成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成立了人民政权。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逐步成长起来，本地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同时，在西藏还建立起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了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1961年4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身农奴穿着节日盛装，手捧哈达，兴高采烈地参加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旺清格勒谿卡的农奴。索康·旺清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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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终结了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的历史，开辟了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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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据清末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这里的“克”为旧西藏土地面积单位，1克相当于1亩），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占西藏人口95%左右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附农奴主，靠耕种份地、放牧牲畜和从事杂役维持生计。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农奴主阶级剥夺和侵犯农奴和奴隶人权的经济基础，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更是农奴的穷根子。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和奴隶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到1961年初，翻身农奴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证。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彻底瓦解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为广大农奴和奴隶拥有基本自由、基本人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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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民主改革也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社会制度的变革，扫清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民主改革第一年的1959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32300多万斤（16150多万公斤），比1958年增长4.8%；1960年粮食总产量达41100万斤（20550万公斤），比1959年增长12.6%；1960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1050多万头（只），比上一年增长10%。民主改革加速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先进的生产方式被广泛运用。民主改革后的两年内，西藏90%以上的县通了公路，公路全长1.5万余公里。1960年4月19日，纳金水电站建成，拉萨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民主改革后，西藏设立了232个县级贸易网点，大批盐、茶、布匹、农具及时送到农牧民手中。全区建立几十个现代化小型工厂，成长起2万多名藏族工人，其中包括数千名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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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终结了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黑暗的政治压迫的历史，建立起了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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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主要形式为“差乌拉”[106]，这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农奴所受负担的总称。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赋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劳役，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80%。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苦正如谚语所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同时，外差中从吃到用的各种实物差，都是以三大领主的需要作为“差”的依据，这些无偿提供酥油、青稞、柴草、马料等差，沉重地压在广大农奴身上。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雅砻河畔的克松庄园，是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之一。民主改革前，庄园有农奴59户，302人，土地1200亩。每年庄园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摊派的税收18项、差役14项，占劳动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9项，差役10项，占劳动日2700多天，热乌曲林寺摊派的税收7项、差役3项，占劳动日900多天。三大领主每年向克松庄园的农奴掠夺实物共计：青稞233520斤（116760千克），糌粑4984斤（2492千克），面粉66斤（33千克），青油1180斤（590千克），酥油368斤（184千克），鸡蛋6380个，牛一头，牛尾22条，羊3只，羊毛154斤（77千克），青草3200斤（1600千克），麻皮、皂树皮各1800斤（900千克），藏酒10罐，哈达42条，掠夺的藏银共计14900多两。如此沉重的差役租税，全摊在庄园内140个劳动力的身上，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210多天的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800多千克）粮食、100两藏银。三大领主对农奴的剥削，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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