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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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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之前的西藏地区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抑制了西藏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使西藏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黑暗的一页。大多数学者认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是随着奴隶制解体之后而逐步产生的。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世界东西方发生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西方大体上是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的历史转变，但大约到公元10世纪，西欧农奴制度才基本形成。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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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曾在人类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之久。据史料记载，在西方的中世纪，欧洲很多地区的农奴生活在落后、野蛮的压迫、剥削之中，没有人身自由，生活贫困不堪，精神备受折磨，毫无社会地位，也没有基本的人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它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禁锢，对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对劳动者人性尊严的压制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伟大的自我解放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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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地区也曾出现过三次自上而下要求改革的浪潮。第一次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之后。此次改革是由清朝中央政府的皇帝，授权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来具体实施，主要是减轻差役，招抚流亡农奴，救济贫困，恢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西藏地方的民生压力，但是并没有触及农奴制度本身。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由驻藏大臣赵尔丰、张荫棠、联豫等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改革。张荫棠意识到“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纾民困”，并试图进行资产阶级近代化改革。尽管相关措施已经触及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本质，但是由于清朝政府随即被推翻，这次近代化改革也被迫终止。第三次是民国时期由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所谓“新政”改革。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识到西藏地方封建农奴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希望通过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来避免农奴制度走向灭亡。但是，他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遭遇到的阻力远远大于推动改革的动力，而他本人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动摇封建农奴制度本身。而且他的改革没有取得当时中央政府的支持，其本人在改革中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分离倾向，这是造成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使这次新政改革同样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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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1948年12月10日，备受全人类瞩目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这一宣言原则的颁布，无异于向仍然还存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国家或地区，宣布了最后的通牒。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被彻底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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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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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起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这是西藏地方发展史上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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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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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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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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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内部），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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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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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日报》（海外版），《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反动本质》2008年4月17日。这一数据的时间问题经本课题组考证，应为晚清。参见本书上册第一章。另见朱文莉、毛阳海在《简析西藏噶厦时期差乌拉制度》（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中指出，对《铁虎清册》（1830年，藏历铁虎年）应税土地面积汇总统计，除扎什伦布寺土地之外，共有1188677克，其中，政府差地占44.21%，寺庙差地占23.2%，贵族差地占30.77%，其他占1.82%。亦即清中期的西藏耕地面积不足120万亩。课题组认为：至清末，经过大量开垦后，西藏的耕地面积才达到3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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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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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王献军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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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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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李凡斌、张道要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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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宣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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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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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的部分学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与领主制经济具有“典型”性质，而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制经济只是一种变态和畸形。“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存忌讳的话，就应该承认，在封建时代，西欧和日本所走过的道路是典型的、正常的；而中国、拜占庭、印度等国的封建主义的历史则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和作用，出现了畸形和变态。惟其如此，两者在历史的道路上就显出发展的快慢和时间的长短来”。（参见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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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忠：《西藏领主经济与西欧领主经济之异同》，《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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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另先：《西藏农奴制与西欧农奴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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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慧君：《农奴制在俄国的起源发展》，《新课程》（教育学术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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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清修、王玲：《俄国废除农奴制原因的再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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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青：《美国废奴运动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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