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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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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七章 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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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异族本土观点历史的资料极少。这些少数的“土著历史”，又常在汉文化的历史理性下，或经记录、书写者的转译、修饰而扭曲，或被归类为“神话传说”而受忽略。然而，这些“不真实的历史”或“神话传说”并非没有研究价值。对于一族群所宣称的共同起源，我们不只是想知道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更想由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历史记忆）与表述，也就是由历史叙事（narrative）与文类（genre）中了解造成这些记忆与表述的社会与历史本相（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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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思考、探索“土著文化”的学者，也常陷于一种学术想象之中——想象、寻找与建构一全然不受外界影响的土著社会。成书于战国时的《国语》，记载了一段一位被华夏认为是“戎”的异族领袖所说的话。这位“姜戎氏”说：秦惠公说，我们这些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如果此记载确实，这显示当时的秦人或华夏曾建构戎人的族源，并将此记忆播入与他们往来密切的戎人之中。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土历史”？接受、融会外来历史知识后，土著所相信的历史是否还算是本土历史？对此，我的观点是：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或纯粹的“土著”，也没有不变的、单一的、可免于外界影响的“本土历史”。在与外界接触中，“本土历史”有其变易与多样性，也因此造成一个族群本质的不断变迁，其内部各次群体间的结构特质也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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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戈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地后，由于一些神迹而使得土著臣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象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进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1。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2《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羌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段历史叙事说明了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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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历史上有多少被称作“羌”的人群曾接受这些历史记忆。但至少魏晋时期，许多迁入关中的羌人豪酋家族自称是“黄帝之裔”而非“炎帝之裔”。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3钳耳家族，自称祖源为“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4。另一关中羌人巨姓——党姓家族，也自称是夏后氏之后。5无论是大禹之后、高阳氏之后、夏后氏之后、有虞氏之后或某位周王子之后，在文献所蕴含之社会记忆中都是黄帝有熊氏之后裔。这些例子显示，以上羌人世家大族都假借一些华夏历史，刻意忽略一些华夏历史，并遗忘本土历史记忆，以将自己变成黄帝后裔。他们借此成为华夏的一分子，也造成前章所述的华夏边缘的漂移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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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在接受“羌人”这个称号而自称“羌人”，或假借华夏祖源而自称“汉人”之前，他们的本土认同体系为何？以及什么样的“本土历史”支持这样的本土认同体系？什么样的新“本土历史”，使“羌人”新的本土认同体系合理化？由于古史中羌人自身记忆缺乏，除了前引汉晋时期关中羌人世族的例子外，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羌人地带上的最后羌人”——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村寨人群——之本土历史记忆与认同及其变迁，在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被华夏视为“羌人”者，在成为“羌人”之前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体系，及“羌人”如何接受、选择与糅合外来知识以建立新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以及这些新、旧历史记忆所隐喻的族群本质及其变迁。这些“本土历史”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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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问题，我先作一些说明。有悠久文字历史书写传统的人群，譬如中国人，其历史书写传统是足以自傲的文化财产。中国人有一种历史心性，及因此产生之历史概念，借此，人们相信某些“过去”是真实的、重要的。也根据此种历史心性与历史概念，人们认为许多落后人群没有“历史”，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述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神话与传说”。然而，如果思考汉代以来中国之“正史”书写以及近代“民族史”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历史建构中，“过去”被选择、修饰与遗忘的痕迹。我们可以说，真实的“过去”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然而人类社会对“历史”的记忆与描述，却是有特殊社会意义的建构。此种社会意义主要在于表现一个群体的本质及其内部区分（文化史），凝聚一个群体的团结并阶序化各次群体（民族史），诠释群体存在的周遭世界并合理化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自然史）。以此而言，许多被我们视为神话与传说的“过去”叙事，在某些社会人群中也有同样的功能。因此，当谈到“本土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书写传统之社会人群的本土记忆时，我们对“历史”应有更宽广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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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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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两章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典范的“羌族史”与“中国史”都可以被视为一些凝聚族群的集体记忆。“历史”，特别是与人群“共同起源”有关的历史——如对中国人而言的“黄帝”——在强化族群感情上具有特殊的魔力。6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们，以“同胞”或以英语“弟兄姊妹”（brothers and sisters）相称，这显示人类的族群或民族，是仿真最小、最亲近之亲属群体——出于同一母亲的群体——的一种社会结群。因此，“共同起源”的历史记忆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仿真并唤起族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我们可称之为“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这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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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社会篇中，我曾介绍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人群在成为羌族之前的族群认同体系——以家庭、家族与村寨或沟中人群为主体的“尔玛”认同。在本章中，我将要说明的便是支持此族群认同体系的“本土历史”，它也是一种以“人们的共同起源”来凝聚族群的根基历史。这种根基历史，主要以一种“弟兄祖先故事”的叙事形式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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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寨中的弟兄祖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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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章介绍了羌族的村寨结构与相关的认同、区分。我曾提及，在这一地区凝聚一个家族、村寨与各沟人群的“过去”，经常是一些“弟兄祖先故事”。弟兄祖先故事的基本形式为：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他们就是几个人群（家族、寨子与沟中人群）的祖先。在此种叙事中，共同的祖先（过去几个弟兄之一）凝聚一个人群；几个人群又因为相信彼此的祖先有“弟兄关系”，因此也凝聚在血缘关系之中。以下我举一些各地的例子，来介绍这些“弟兄祖先故事”以及它们间的表述差异，并分析、说明此模式与表述差异背后的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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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小坝乡 在所有当今羌族中，北川羌族的汉化程度最深。甚至于由他们所宣称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再思考究竟应如何定义“羌族”。关于祖先的来源，在北川的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最流行的说法便是：几个兄弟从外地来，后来便分成当地几个有汉姓的家族。如以下白草河小坝乡内外沟一位中年人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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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老家是从白羊迁出来的，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姓董的、姓王的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内沟的人三分之一是从白羊出来的。上沟原来没人，羌族喜欢砍地，烧了开荒。看到了冒烟子，亲戚都来了。人多了，也不怕野猪、猴子来吃粮食。其他的都是逃荒由外地来的。我听过原有五个兄弟从松潘毛儿盖那过来，五个人各占一个地盘，我记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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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在北川的北方，目前其本地族群被识别为藏族。松潘毛儿盖，目前也是藏族地区。无论是说本家族来自白羊，或本地人起源于毛儿盖，都是在强调本家族的“少数民族”本质。在以上口述中，强调本家族来自“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此所显示的情境，便是近年来北川羌族知识分子强烈的羌族认同。小坝乡的内外沟共有五个村。这位中年人并未说明，“从松潘毛儿盖过来的五弟兄”是否便是这五个村的始祖。相反地，他认为除了姓董、姓王的以外，本地其他家族都是“逃荒由外地来的”。外地逃荒来的，指的是川西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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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清以来的汉人移民潮以及因此带来的深度汉化影响，许多北川山间的汉姓家族都宣称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此地的。如另一位小坝乡杉树林人所述的家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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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坝乡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特别我们刘家在小坝乡，最早，听我祖祖说，就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当时是张、刘、王三姓人到小坝来，过来时是三弟兄。当时喊察詹的爷爷就说，你坐在那儿吧。当时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就改了姓。刘、王、龙，改成龙，就是三条沟。一个沟就是杉树林，那是刘家。另一个是内外沟，当时是龙家。其次一个就争议比较大，现在说是王家。这三个沟，所以现在说刘、王、龙不通亲。三弟兄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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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坝乡的杉树林，位于内外沟的沟口。一方面，本地居民与内外沟各村民众往来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对外接触、联系方便，因此本地居民比起上游内外沟村民，更有汉人特质与汉族祖源记忆。说本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时来的，这在整个青片、白草河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家族史记忆。这位中年人口述中的“三弟兄”，其“后裔”分布在内外沟、杉树林等地，包括了小坝乡的所有主要地区。他提及了一个有争议的“弟兄祖先”，他说，现在大家认为这是王家的祖先。这个口述显示，本地过去的“历史”或家族记忆，常常在人们的争论中。“王家”在当地是大姓。因此，将王家纳入这个族源记忆，可能将此“三弟兄后代”之范围由内外沟扩及更广大的地区。下面是一位内外沟王姓中年人所说的本家族来源，也是一则“弟兄祖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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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是湖广孝感过来的，五弟兄过来，五个都姓王，主要在漩坪、金凤、白泥、小坝。这五个兄弟，两个到小坝：一个在团结上寨，一个在这里。我们祖爷是行医的，我们家还保留个药王菩萨。过来五辈了，这是五辈以前的事了。他们都不是湖广过来的，因为只有我们一家在七月十四过七月半。他们也说是湖广过来的，但他们跟我们过七月半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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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内外沟人与前面例1那位内外沟人同村。这位报告人所属的“王家”，就是前面例1内外沟人所说的“王家”，也是例2杉树林人所称刘、王、龙“三弟兄”中的“王家”。但例3这位王家的人，并不认为本家族祖先为来自松潘白羊或毛儿盖的五弟兄之一，或是来自湖广的刘、龙、王三弟兄之一，而说是来自湖广孝感的王姓“五弟兄”之一。这五弟兄来此后，两个在小坝，另外三个分散在漩坪、金凤、白泥等邻近乡镇（见图十四）。这个祖源记忆，强调内外沟两个王姓家族的一体性，也强调内外沟王姓家族与邻近乡镇王姓家族的同源关系。同时，不接受前两位小坝乡人的王家祖源论述也显示，他不认为内外沟或小坝的几个主要家族有共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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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北川小坝内外沟弟兄祖先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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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三段“家族史”论述，显示出几个有趣并值得深思的现象。首先，三个小坝乡人口述中的本家族历史，都是以几个“弟兄祖先”为起始，如此他们不只是讲述本家族的来源，也讲述与本家族有弟兄祖先关系的邻近家族之来源。其次，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王家”的来源，但说法都不同。显示在当地这种“历史”相当分歧、多元，各家族、各村的人说法不同，同一村中的人也常说法不一。再次，“家族史”在此似乎与个人的“认同”或当时他所要强调的“认同”有关：例1中的内外沟人，强调内外沟几个主要家族祖先有弟兄关系；例2之杉树林人，强调小坝乡几个主要家族间的血缘关系。以上两者，都将“血缘认同”与“地缘认同”结合在一起。有亲近地缘关系的几个家族，借由祖先的弟兄关系可成为“一家人”。然而在例3这位王家人所说的家族史中，强调的则是“血缘认同”——王家的人不与本地其他各姓家族共祖，而只与本地或远方的王姓家族共祖。如此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这些本地家族记忆是如此的分歧、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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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以上几个“弟兄祖先故事”中，这些家族（或本地人）或说是从“湖广”来的，或说从松潘的白羊、毛儿盖等“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来。此分歧、多元的记忆表现出北川羌族认同之特质：一方面，他们自豪于本地人之汉化和家族的父系汉人祖源，以摆脱“少数民族”在主流社会中之负面形象；另一方面，在努力争取羌族认同的情况下，并在土著文化尽失所产生的文化与认同危机感之下，他们又必须强调自身的少数民族“根源”。此分歧、多元的记忆也表现了北川地区所经之历史过程，这便是在前一章中我所提及的，华夏边缘观点的“羌之历史”。经此历史过程，清代以来本地白草、青片居民一直徘徊在汉与非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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