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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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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古柏为祸与左宗棠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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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陕西同州等处回汉互斗。由此旁及，蔓延到渭河南北，继之引发陕、甘多处回民起事，并一路席卷关陇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两年后，与甘肃相近的新疆东部先受震荡感染，而致积之既久的种种社会矛盾一时溃决，化为以回民为主体的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之后，这种当日被称作“回乱”的过程自东向西地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由库车而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噶尔（旧城）以及稍后的伊犁等等。两年之间已遍及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方。由于陕甘久在战乱之中，陕甘的战乱便成为一种地理上的区隔，使朝廷的手掌难于越关陇而入新疆。因此，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遂很容易地演变为强占一方的武力割据，与这种割据相匹配，其乌合之众的头目已在用自立的“土耳其斯坦王”、“清真回王”等等各色名目相标张，以自相雄长和彼此颉颃。南疆与北疆因之而四分五裂，于是南疆与北疆都陷入了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之中。这种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不仅为生民造灾难，而且为历史造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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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控有喀什噶尔一带的头目金相印久攻官兵驻守的汉城不能克，转而向境外的浩罕乞师助攻。至同治五年（1866），浩罕国主遣其部将阿古柏（Yakoob，Mahomed，Beg）入南疆。而从南疆进入中国之后的阿古柏反手先打败了曾经乞师的金相印，其指向已不在预设之中；继之攻陷苦守了十四个月的喀什噶尔汉城，又在屡战之后灭掉已经盘踞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数年的各路头目而收拢南疆，并径自立国称汗；稍后，复一战而败北疆南下之兵，并趁势北上取吐鲁番、昌吉地区。到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遂奄有伊犁之外的天山南北。然则五、六年之间，武力割据促成不停的变乱，竟畸异地导致了一个外国人另立一国于中国的疆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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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古柏在新疆立国称汗之日，俄国人正挟其咄咄逼来之势掠地于中亚。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无疑是一种日趋切近的压迫和不得不着意应对的压迫。由于身属共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世界，阿古柏此前已同俄国人打过仗，并长久地保留着对于俄国的敌意。但在拥有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政权之后，阿古柏又曾以示好强俄为自觉和自利的策略，冀能换取一点俄国回馈的好意。因此时当中亚各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之日，出自中亚的阿古柏始终不肯卷入漩涡。而且在同治五年（1866）又曾与俄国约定双方互不干预对方所作所为，并各自为对方提供越境追捕逃人的权利。但以俄国之强悍且又霸蛮，其深入中亚要的不是示好，而是臣服。所以初时阿古柏曾一厢情愿地派代表至彼得堡，期能得俄国那一面认其立国称汗，而作为回应，是阿古柏的代表只被当成是“一个普通旅行者”；在那几年里，俄国政府不想做“任何事情表示他们承认阿古柏伯克为喀什噶里亚的统治者”。[1]与这种漠漠然视之相表里的，是同一段时间里俄国一直在谋划从军事上和贸易上进入喀什噶尔，并因之而在他们和阿古柏政权之间造成累积的紧张。[2]于是曾经向俄国示好的阿古柏不能甘心，往往要在种种事关利益的场合里站到同俄国对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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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这种同俄国的对抗曾实际地促成了阿古柏和英国人的亲善。当日的中亚和南亚，由于英国据有印度，因此英国人始终深深地提防着俄国人的势力经克什米尔向南扩张；同时由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人烟稠密地区对于曼彻斯特的商品和印度的货物”所具有的“很诱人的前途”，[3]因此英国人又非常想进入新疆。就前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屏障，就后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市场。两者都决定了英国人为了拉拢阿古柏而乐于善待阿古柏。在这种各谋其利的过程里，双方的使节曾不断往来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岌岌乎示友好的阿古柏不仅写信给印度总督，而且写信给英国女王；英国人则一面筹设对喀什噶尔的贸易公司，一面操弄政治，在阿古柏身上寄托“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运动”的期望。[4]由于这些交往以及这些交往所内含的针对性，在阿古柏与英国人越走越近的同时，俄国人对阿古柏的猜疑和戒备也会越来越深。所以同治十年（1871），俄国从北面进入新疆，直接出兵侵占了伊犁。俄国占据了伊犁，俄国便对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构成了制约。新疆的局面因此变，中亚的局面也因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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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俄国“袭取”伊犁之后，他们对中国政府陈说这种越界侵犯，称之为“代为克复”。[5]但同一个时候，署伊犁将军荣全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与俄国驻军当局和俄国驻京公使作交涉，要从他们手里收回“代为克复”的地方，而俄国人则一拒再拒，不肯把中国的地方还给中国。其据为理由的是：“本国动兵以及克据伊犁者”，皆因回疆大乱造成“边界滋事变乱及断绝通商等故”。[6]若乱事不靖，则交回之后又会失掉。是以自俄国的利害计，须俟中国收辑“天山南北路”，并将“各处全行平定”之后始可把“伊犁地面”归还中国。[7]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而出难题的俄国人要的其实是久假不归。由于久假不归，占据便很容易演变为侵蚀。时至同治十三年（1874），总署奏报俄事已以此为大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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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城久为俄国占据，附近伊犁地面本有俄国分扎营垒。其塔尔巴哈一带，处处与俄边接壤，久为俄国所垂涎，代收伊犁时，曾有塔城系伊犁兼辖地，也是俄国暂管地方之语。前年又有俄兵往三士河湾西湖等处屯扎，及不令我兵前往俄兵所占地界之事，早欲骎骎东犯。现竟设言塔、库两城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归本国以兵力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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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得三年之间，俄国人“兵力”所到的地方已越来越大而且还在越来越大。这些事实都说明，俄国人想的和做的无不出于“蓄谋侵占”。[8]而以此为其利益之所在和用心之所在，则俄国人不会希望中国真能收辑“天山南北路”而将“各处全行平定”。因此，俄国既占伊犁之后，次年便同本被漠漠然视之的阿古柏立通商条约，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9]对于阿古柏来说，这是一种认同和助长；而对于俄国来说，则这种办法可以维持天山南北的混沌乱世，从而使中国人的收辑和平定一天比一天更遥远。稍后，为了“抵销考尔巴尔斯男爵条约（俄国与阿古柏之间的商约）的不利后果”，英国特别派遣了一个十多人组成的使团带着“女王陛下的亲笔信”入喀什噶尔。“女王陛下的亲笔信”是对阿古柏政权的正式承认，而使团同阿古柏所立通商条约则使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权。[10]虽说英国人的遣使立约大半都是旨在同俄国人抗衡，但由此形成的中亚局势，却使阿古柏为患中国获得了一种可以四面游走的空间和来自直接间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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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古柏在新疆为患之日，奉旨西征的左宗棠正督军转战于关陇之间，连年与“陕回”和“甘回”接火打仗。迨同治十二年（1873）官军克肃州，而后“陕、甘悉靖”；随之，是“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在“既平关陇”[11]之后，玉门关以西的阿古柏和“哲德沙尔国”便成了挟战胜之势的左宗棠俯视之下的物事了。次年，西征之军的前锋已经出关，但随后发生的日本侵入台湾惊动中国沿海，“各省以台湾急，停解西征协饷”。[12]而由此牵出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则众声喧哗，使得西征的进止因之而被置于歧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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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因日本而起，“塞防”以俄国为忧。由此衍发，遂致“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13]两者各成一群，而分别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强有力者，形成了一种相互扞格。同光之交的中国正在东南与西北的俱困和交困之中。是以分而言之，重“海防”和重“塞防”都各自有确凿的实据并因之而能出之以剀切的理由。当日谓之“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4]而这种“谋国之忠”触发的争论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轻重和缓急。其时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筹海防，苦的是饷需不足，所以论轻重缓急多从财用着眼。同治十三年（1874）岁末他作《筹议海防折》，而笔下连带论到塞防，由“新疆各城”之“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起讲，以论说长久之“漏巵”，随后直言关陇久战已致“师危财匮”，以“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15]左宗棠远征陕甘累年，而累年用款皆出自东南协济，此外还曾两次向上海洋商借债三百四十万两。若历年汇积而总计之，无疑已经是一个使国家度支失去了平衡的数目。而此日自甘肃出塞外经营西域已是更进一层，此中之艰难又倍于陕甘。当其出师之初，朝旨为西征供款，命各省每年协济五百万两，随后西征愈行愈远，又陆续借洋款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时当西北与东南交困之际，塞防用钱，海防也要用钱。而以彼时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论，却已是顾得了这一头而顾不了那一头。因此李鸿章在同一个折子里说：“此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而“本年八月间，户部奏复文祥宽筹饷需折内”径言“海防用项仍无可筹”。[16]显见得“海防用项仍无可筹”同西征之供亿浩繁既构成一种对比，也构成一种矛盾。着力于筹措海防的李鸿章既在对比之中，也在矛盾之中。然则其越界轻议塞防并请“停撤”西征，本意正是想用这种办法来为“开办海防”争此“一千余万两”。若以这种财力制束下的国策之争反照“人臣谋国之忠”，正可以见那一代人在历史困境中深深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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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辨饷需之轻重缓急于海防与塞防之间，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7]为说，其立足于一面的过度推断无疑已不仅极端，而且短视。西征耗巨饷，但就维持西征的实际用度而言，朝廷提供的这些银子其实并不足以支撑开销。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应诏议塞防，曾追论经营陕甘之窘苦，说是：“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以至“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18]此中滋味已多困坷磨难。以陕甘为既有的经历和经验作推度，则出关之后的一路远征将更多困坷磨难。然而熟计困坷磨难犹不肯歇手，执意要提久战之师作万里西行，其心中耿耿，全在于“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日久“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为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若此时知难而止，“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19]就塞防一面而言，左宗棠显然看得更远，也因之而更能打动正在以“关外一撤藩篱”，中国“虽欲闭关自守”而“势有未能”[20]为忧虑的朝廷。于是“海防”和“塞防”之争以后，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千军万马出师塞外，倾力于为国家“规还”旧有之地。他在当日的奏议里曾言之沉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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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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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显露了直面“边荒艰巨”而不愿作走避之计的赤忱与倔强，在他所说的“万不容于己”里，不仅表达了自觉，而且表达了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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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内作战相比，出师塞外尤以“粮、运两事”为“用兵要着”。[22]远征西域由甘肃起程，但甘肃并不盛产粮食。而“出关人马一万数千，嘉峪以西不但无可采买，且须筹赈”。其中由肃州七站到安西，再十一站到哈密，“道经戈壁，无水草，无居民，无牲畜”，[23]千里跋涉，皆在风沙冰雪之间。之后“一万数千”人马曾增加到七万，则兵食之关乎征战愈重。因此左宗棠用兵西陲，从一开始便不能不以筹粮为要务。但以西北有限的出产支撑出关的万千重兵，其采买又不得不广及河西、归化、包头、宁夏，并向西延伸到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古城子、南山、济木萨等等。更曲折一点的，还要通过俄国商人经手采买。在采买之外，同时的哈密驻军实行屯田也被当成是一种筹兵食的办法。在“粮、运两事”里，比之筹粮更难的是运粮。其间取自河西的粮食由凉州到肃州，由肃州到安西，由安西到古城子，全程在千五百里以上，一路上穿过茫茫沙漠，而后还要翻越天山，靠的是一程接一程的“节节短运”。然则由此拢集和支配的民夫、牲畜、车辆以及由此形成的漫长移动过程，已经在战事之外耗掉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古人以“千里馈粮”为用兵之戒，[24]而出塞西征却只能以“千里馈粮”为起点。以时间而论，是筹粮和运粮比打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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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中国为平定新疆已在西北聚集了以湘军为主干的一百四十余营兵力。湘军之外，还有甘军、蜀军、豫军、皖军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左宗棠筹之多日的成算在心。当年六月官军由济木萨西进，七天之内占黄田、克古牧地、攻取乌鲁木齐。之后又打下了围困已久的玛纳斯南城，同一个时间里，守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的阿古柏部众皆弃城而逃。至九月下旬，西征的中国军队已经收复了新疆北部。而经此重挫的阿古柏则纠众收溃卒守天山南麓，布兵于达板、吐鲁番、托克逊以作阻遏抵拒。次年四月，北路官军翻越天山南下，一战而拨达板城，并趁势进取，六天之后已进入托克逊城。在相近的时间里，东路官军长途西趋吐鲁番城，以其三面合攻的兵锋致“寇骇愕狂奔”而且开门迎降。[25]三城既破，南疆已经没有可作堵挡的门户了。由此形成的破竹之势，左宗棠称作是“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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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生在新疆的这场战争当日曾直接引出伦敦的回响。由于阿古柏亲英国，所以当重兵压境之日，一蹙再蹙的阿古柏于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已遣使至英国。遣使的目的在于乞“庇援”。[27]而对英国人来说，则阿古柏“踞回部以屏蔽印度”是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所系。而后他们的利益会促成他们在远离新疆的地方涉入这场战争，用战争之外的方式“数设意阻官军深入”。[28]总署后来奏告说：光绪二年（1876）中国动兵，“英国使臣威妥玛”已“为窃踞喀什噶尔之安集延回酋阿古伯居间说降，向臣衙门及李鸿章言之甚切，均经严拒”。[29]其要旨是阿古柏“称为喀王，请俾作属国，免朝贡”[30]，皆不能为中国人喜闻乐见。彼时阿古柏的使节还没有到伦敦，然事关利害，英国人常常比阿古柏更急。是以继之又有光绪三年（1877）“英外部丞相德尔比屡遣威妥玛”向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道意”，并送“照会章程三条”，对阿古柏“护持尤力”，[31]且举用兵日久为中国说种种不利。其辞耸动而且强聒，弄得郭嵩焘都为之游移而一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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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这种远离战场的交涉相比，战场上发生的变化更快。在吐鲁番易手五天之后，西征的中国军队尚未南下，阿古柏已经猝然身死。随后发生的内哄又在使阿古柏留下的局面趋于脱散。因此左宗棠作奏疏论“英之代为乞降”，直指阿古柏政权“为我必讨之贼”，而“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蒇事久暂，固难预料，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32]于是当年秋天英国人犹岌岌乎为阿古柏作调处，而刘锦棠指挥的湘军已在磅礴入南疆。之后南下的湘军一路横扫，次第取喀喇沙尔、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后，甘军于同年十一月克和阗。这些地方当日被统名为西四城和东四城，迨八城皆下，则南疆已经敉平。时至此日，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阖境在“沦陷十有余年”以后全部收复，诏书褒奖，称作是“将士用命”而“孚薄海臣民之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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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军攻克喀什噶尔的时候，被左宗棠指为“巨憝”的白彦虎等等头目各自仓皇走逃边境，皆为俄国人所收纳，中国屡索而屡不可得。英、俄对于阿古柏及其群类本自各有怀抱和各有算计，但自中国人看去，是英国人的庇援之后还有俄国人的庇援。而收纳了“巨憝”的俄国人同时又在怂恿“巨憝”。因此彼时的奏报里常常要提到“此次（俄国）又藉贸易给与逆首白彦虎等路票，致诸贼深入为寇”，以及“阿里达什为中国漏网要逆，既遁匿俄境，俄官不肯交出，又任其告假潜出，纠众寇边”[34]一类事实，以说明“似此纷纷窜扰，防不胜防，守边将士将无解甲晏眠之日”。[35]其间为“诸贼”和“要逆”作主导的显然都是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光绪五年（1879）春左宗棠曾作奏议，贯穿前后而总论伊犁与俄事曰：当年“俄人伺衅而动”占中国之要区，“亦知所为本冒不韪，佯言俟官军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交还伊犁”，而其用心则既贪且诈，在在以欺人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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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天戈西指，迅克乌鲁木齐、玛纳斯，而俄踞伊犁自若也；官军逾岭而南，拨吐鲁番，连下八城，安集延逆酋既伏其罪，逆竖与陕甘败残逆贼渠目白彦虎等窜入俄境，俄官纳之，屡索不与，而踞伊犁自若；冬春之交，窜俄诸逆领取俄边贸易路票三次窥边，为官军搜获，俄官诿为不知，而踞伊犁自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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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不仅负约而且鸱张，因此，在新疆已经规复之后，向俄国人索回作犁便成了中国人重建塞防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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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犁：中俄对峙与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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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国人入踞伊犁以来，中俄之间便在不断交涉，但先后驻华的俄国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A.G.）和布策(Butzow，Eugéne，de)皆善用拖延为手段，使交涉无从深入。于是不断的交涉遂成了不断的没有结果。至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红旗报捷新疆南路一律肃清”，[37]而次年春季布策忽回俄国。由于总署没有了对手，则中俄交涉已不能在中国进行，而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派崇厚为使节，带着这个题目前往俄国“便宜行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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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十年（1871）到崇厚出使之日，俄国人对伊犁已经管制了八年。而在长久的拖延以后，时至此日已经无可拖延。但伊犁犹在俄国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人来说，伊犁便是一种可以向中国勒取“补偿”[39]的东西。因此崇厚到俄国之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思（Giers，Michail Nikolajevith de）与之议伊犁，从一开始就以“本国所请各事有三端”为名义，列商务、分界、偿款为交涉的中心和要旨。[40]于是原本以伊犁为范围的交涉一变而为中俄之间的大范围交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显然不在预料之内。当日朝旨派崇厚作钦差，称其“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41]但究其实际，他既不是一个熟悉新疆情势的人，也不是一个熟悉俄国情势的人，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两眼不甚分明的颟顸。之后，曾被朝廷寄以期望的崇厚便常常会在中俄交涉的过程里看不清利害之所在和得失之所在，成了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的一方，并最终使他身为中国使节而一头跌入俄国人设定的局中，在里瓦机亚签订了中俄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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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重地朘削中国，从而一边倒地把太多的利权移归到俄国人手里的条约。其大端在于：一、伊犁西境的大片土地和南境的险要地区皆划入俄国，遂使中国收回的伊犁“三面临敌”，[42]不仅不完整，而且不能守；二、中国“允还俄国收守伊犁各费卢布银五百万元”；三、俄国得在嘉峪关等七处新设领事；四、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全不纳税，并新开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的商路和自张家口至通州、天津的商路；五、俄人可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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