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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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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蒋介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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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的形势在1937年春天忽然一下子变得平静了，这反而让人有些不适应。不断有报道说，日本一直在往“满洲”增加兵力，这已经不再是新闻，只是仅此而已。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每次有人询问增加兵力的原因时，日本政府都毫不回避，总是很恳切地回答，但答案都是一些陈旧、空泛、不切实际的话，例如，之所以不得不调动军队，是因为苏联已经在“满洲国”的边境上增派了大批部队。这种说法是没有一点儿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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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6月，我就感觉出要有大事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全部垮台，新任首相由近卫文亲王担任并组建了新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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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首相登台后，海外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感觉，这种大规模的错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近卫上台，在各国看来，这是日本自由派重掌政权的标志。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们的看法错误程度最为严重。而实际情况是，近卫很多年来一直都是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培养的后备力量。他的上台，在我看来，就意味着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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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我非常相信自己的推测。所以在内阁重组没几天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了。1931年8月之前，我为了日本官员所说的“拿下满洲”一事，曾经到“满洲”进行调查，这次的路程安排，和上次基本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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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是通过水路先到达大连，然后横穿朝鲜，对日本控制下的“满洲”铁路的所有路段都进行了仔细地勘察，还到了位于最北部的哈尔滨。在哈尔滨考察后，我又向南出发到了沈阳，之后顺着沈阳到北平的铁路线到了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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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旅途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日本人，但他们大多数都保持沉默，对即将爆发的战争闭口不提。非常明显，日本陆军部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而且目标绝对不在北方。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据我的观察，日本的部队主要安排在中国腹地沿线，而不是北方，就连阿穆尔河前线也并没有多少兵力，要知道，那里可是直接面对着苏联。军用列车大多集中在山海关市以北不远的地方，山海关正是“满洲国”和中国内地的交界处。当年日军打算“拿下满洲”前，军用列车基本上都集中在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境内，这种布局不是和现在的情形太相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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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我从“满洲”归来后曾拜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并且把我的所见所闻全部据实告知，他当时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不过对我的态度还算礼貌。这一次，我又重复了当年的场景，把我的担心和我所看到的事实都告诉了大使，可他的表现令我大吃一惊，他很直接地说我的话“完全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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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那次你是对了，我没有相信你的话，是我错了，但我也真诚地向你道过歉了。可你今天所说的话，不但绝对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华北如此拥挤，人口这么多，又这么穷，日本占领华北干什么？他们已经控制了华北的经济和政治，再闯进来，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再说，他们有了“满洲”，要完全开发那里的资源，并且完成移民，就要花费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哪里还有时间顾得上侵略华北呢？”詹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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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话真是让我不敢相信，而且让我非常震惊。他作为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重要外交官员，而且已经在远东地区待了二十多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进步，他仍然可笑地认为，日本会对眼前的利益满足，认为他们至少需要五十年来消化“满洲”，把时间留给中国人去发展壮大而不闻不问。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怎么会有如此幼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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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前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职都是由约瑟夫·C·格鲁担任的。他写了好多份秘密报告都交给了美国国务院，其中的很多内容现在都已经写到了国务院的白皮书中，都公开了。从报告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格鲁对日本的野心分析是很客观的，非常正确。但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报告却没有出现在白皮书中，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詹森后来被调到了澳大利亚出任公使，他在中国的很多年里，一定看到过格鲁先生所作的报告，哪怕只是摘要，他也应该有所警惕。就算他在中国没有从日本人身上发现任何线索，也应该受到报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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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重视日本的行为，可是他们没有，我怀着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回到了上海，想和蒋司令及其夫人见面谈谈。谁知不凑巧，他们去了牯岭度假，要在那待两个星期。牯岭在长江南岸、九江附近的大山深处，是一个度假村。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在牯岭也不单单是度假，蒋司令还要备课。因为他要给军官培训班分批讲课，从7月的第一周开始，整个夏天都排满了课，为此他们在离开之前还要求南京政府对外宣布，度假期间，他们不接见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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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打电话给蒋司令的澳洲顾问端纳，在电话中我告诉他，我刚从朝鲜和“满洲”地区考察回来，在那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要当面告诉蒋司令，情况相当重要。我希望司令不考虑任何人的决定，能够因为这件事而暂缓执行，我说这些话时几乎用了请求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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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复得很快，我的请求通过了。按照约定，我于6月28日上午开始出发，乘坐飞机从上海直接到九江，再坐车到山脚，然后乘轿上山。我见到蒋司令和他的夫人时是下午5点，在他们居住的小屋里，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做了详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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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的过程中，我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问他们要任何材料用于发表我的报道。蒋介石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也没有提起。不过据我观察，他这次一定不会再忍受日本人的欺侮，任日本给他再大的压力，他也要反抗，并且会坚持到底。这场战争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蒋司令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他的空军力量还有待加强。他已经醒悟过来，如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侵略华北不闻不问，中国人民必将对他不再信任，他的众多将领也会离他而去，所以这次他必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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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这样认为，日本人的野心在1937年夏天时，还只是北方六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和河南北部。他们如果实现了这个计划，必然会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来整顿这些地方，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会在各地设立新政府，由他们来控制。下一步就是为侵略长江做准备。我们这些猜测完全正确，后来也都被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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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的报告后，蒋司令改变了计划，取消了他的课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准备。确定了日本的侵略目标是在华北后，蒋司令制定了一项严密的作战计划，打算漂漂亮亮地打一仗，将日本人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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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生战事后，一般报纸上的报道都宣传日本人在攻打上海。日本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在长江流域，这些报道和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种结果是日本人也没想到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在上海开战，所以事情发生后，他们只能无奈地安排平民撤离，并且丢掉了上海的租界，尽管他们是万分不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零六天时，即8月13日，上海还有日本的一小股部队驻扎在那里。战争开始后，到18日和19日，中国军队已经把他们打到了黄浦江边。20日之前，上海一直没有正式的日本增援部队出现，只有一部分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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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对策便是打破日本人的阴谋，破坏他们预计的战场范围，日本人想把战争仅仅划定在华北，蒋介石偏偏要把它拉到长江流域。将战场扩大，影响自然也会扩大，这样，反对日本的呼声也会更大，蒋介石就是想把战争发展成全民性的抗日运动。上海战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精心策划好的，足足酝酿了六周的时间。战事发生在8月13日，当时中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所以打起来得心应手。可这件事却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因此，他们为了冲破上海的各道防线，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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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想要占领华北，蓄谋已久，7月7日他们故意挑起了战争，将地点选在了北京外围的卢沟桥。日本要发起对华战争，这件事我告诉过詹森大使，时间在两周前，我也告诉过蒋司令，时间是在九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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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计划简直令人无懈可击，整个事发过程没有一点儿漏洞。战事发生后，他们在六个小时以内就控制了“满洲”到天津的铁路，这之后便开始大批运送军资输送兵力，四十多辆大型军车为一批，从这条铁路上开过，每隔二十四小时便有一批。战争开始了，这是日本人长期准备的结果，这次进攻的收效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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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天津，时间是7月10日。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抗战。华北地区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计划动用武力，他们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对这个提议，日本人欣然同意。谈判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过，这样倒是大大帮助了日本人，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将兵力和军用物资运到了平津地区，而且从两个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运来，有通过铁路从“满洲”运来的，也有通过海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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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火车站在海河北岸，这里本是中国的控制区域，可日本的军用列车到这里并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排查和质问，那些列车有的当时就把货物卸下，有的朝着北平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件事很奇怪。日本人的解释是，这是有据可依的，庚子协议中有相关规定，他们向中国派兵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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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双方的冲突只发生在小股侦察部队之间，而且大多发生在乡下，对交通并没有多大影响，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公路仍然通行。我曾经去过那条公路，在到达天津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坐汽车去过两次。公路总长大约八十英里，中日双方在公路上都设置了防线。汽车行驶在路上要不停地更改方向，绕道穿行，因为双方的战壕阻断了公路。临行前，我特意在车上插了一面特大的美国国旗，即便这样，我出去的两次，仍然受到了中日双方多次的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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