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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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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被日本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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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态度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冬天开始变了，他们变得越来越不肯退让，越来越目空一切。日方的发言人，不论是外交部、海军部门还是陆军部门，他们在谈到有关外国人旅行权和经商权的恢复问题时，言语间总是显得很狂妄，而且并没有表现出想遵守诺言的意思。这种情况绝对不止一次两次，已经屡见不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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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外国人在租界地区经常受到侵犯，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无法受到保障，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美欧各个国家为此不停地表示抗议，日方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口头上随便答应一下而已，过后一切照旧，虐待现象依然没有减少的意思。日本人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这些情况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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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竟然自己制定了律例并公开启用，装模作样地称自己已经得到北平和南京傀儡政府的认可。对此，华盛顿和欧洲各国表示强烈抗议，日本人回应说，如果外国列强愿意承认日本人控制的政权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反对重庆政府，那么日本可以考虑律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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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9年居然被两个日本官员给欺骗了，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一直以来，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很要好的私人朋友，还觉得他们很可靠。他们两个人是三浦和金井，三浦是日本总领事，金井是日资“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总裁。金井的公司资产雄厚，可达一亿日元，金井本人的名气更大，只是名声很坏，势力挺大，他还是黑龙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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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两个人是“特别人才”，一天，他们俩来到我住的地方饮酒作乐，我为他们提供了海波酒。我曾经有一次去石井高尔夫球场，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在和一位日本哨兵交流时，闹出了一番笑话。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并且表示为了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我打算找一个口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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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我的话，三浦和金井两个人马上开始讨论，他们讲的日语，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三浦告诉我说：“你等着吧，我们一定帮你找两个不错的老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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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个就足够了，就跟他们说不需要两个，一个就行。我只是希望日常交谈时能够应付自如，并不是想有多高的读写能力。他们却认定必须要两个，一个可以教我语法，另外一个可以帮我扩展词汇量。最终商议的结果是，我就请两个老师，每天上午11点开始，在我的办公室里学习一个小时。两位老师一个每周的一、三、五上课，另外一个二、四、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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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时，他们俩是一起来的。我发现他们的英语讲得都非常好，感觉很难能可贵。他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身材都是矮小肥胖型的，都是罗圈腿，还同样都无忧无虑。后来我发现他们俩都特别有意思，而且教学水平也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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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行贿受贿，大部分日本人都可以接受，只是他们在收取薪水、工资或者小费时就会有种很奇怪的心理，就好像那些钱会给他们带来耻辱。他们这种心态，在接受外国人这种钱财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日本人接触时，为了表示礼貌，一定要把钱装在信封里。日本人绝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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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见面时，我就问他们，课时费怎么结算。他们俩都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说4月都过去一多半了，等到月底时再说吧。于是我就等到了5月1日，当我又一次提出课时费的问题时，他们两个还是推辞着说还不到一个月，以后再算也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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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美国。我太过关注远东地区的发展，那里的局势又很不稳定，以致假期早就过了，我却一直没有成行。5月20日，《纽约时报》给我发来电报，提议说，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远东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不如先休假，六个月以后再说。我接受了提议，然后很快就订了张船票，是从上海到温哥华的皇后号班轮。我的母亲还在檀香山，此船正好路过那里，我可以让母亲在那上船，我们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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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之前，我把两位日语教师请了过来，跟他们说，我在一周后要离开这里，需要停课一段时间。我问他们应该付多少课时费，遂将早就准备好的支票簿和钢笔拿了出来。谁知他们两个人竟然大笑起来，让我感觉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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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胖的那位老师说：“钱你不需要付了，我们也不会要的。其实我们的真实身份不是日语教师，而是日本陆军情报处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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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看来我是被三浦和金井这两个人给耍了，让他们看了我的笑话。他们两个人出现以后，我每次和他们谈到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时，总是会小心翼翼。我可以保证他们无法从我口中得到什么消息，但是他们两人经常提早到达我的办公室，而我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晚到。我们的上课地点是在我的个人办公室内，所以他们总有时间单独待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文件早就被他们翻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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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意对这两位有什么亏欠。他们很喜欢苏格兰威士忌，甚至达到了溺爱的地步，这缘于上课时我总是用某个牌子的这种酒招待他们，而且一直都是。我买来了两箱，吩咐人在我出发后给两位“老师”一人送去一箱，还要带上我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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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6月底，我才到达纽约。连着几周内，我都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徘徊，发现大部分人一点儿都不关心远东局势的发展，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有很多人都说，对那个地方不感兴趣。有几个感兴趣的吧，他们有的了解得很少，有的又太主观，总以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或者有的人这两种情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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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日本的侵略行为发生在中国，就算属于暴力行为，就算让人怨恨，那也只是东方人的事情，和美国无关。我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他们最后总是不忘以训诫的语气来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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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中国和日本相比相差得太远，我们和中国一年只有一亿多美元的贸易往来，而日本就是个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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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会有人说：“这事不用咱们瞎操心，你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日本人自己就退出了。即使他们不破产，也会觉得任务太繁重而厌恶那种生活。中国人不是把入侵的“满洲”人、蒙古人和其他入侵者都同化了吗？历史还会重演的，日本人最终也会被他们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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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左右，欧洲发生了很多事，根据这样的发展形势推测，我感觉肯定要有大事发生了，因此我找到苏兹伯格——《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我们做了一次深刻的长谈。我跟他说，据目前的形式来看，欧洲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我最好尽快回到远东。我觉得，假如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战争，日本一定不会放弃有利的时机，他们一定会扩大规模，继续侵略远东。我认为，香港地区、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都会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除此之外，上海租界也是日本人志在必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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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兹伯格先生说，我想的问题太多，有点言过其实了。他还说，我每次回家休假都会提前结束，还提前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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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劝我说：“记得你曾经说过很想去爱达荷州抓鲑鱼，好像这句话已经有五年了，那些鱼等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已经又肥又大了。我建议你，最好不去想什么电话、电报，躲到深山中放心地去抓鱼。把远东和欧洲的事情暂时放下，你要学会享受生活，生活中不止有一场接一场的危机，还有比那更美好的事物，懂得享受才不算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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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建议，我原本打算接受的，可欧洲的局势变化太快，让人感觉战争在即，我更加担心了。《纽约时报》在7月下旬时发出紧急电报，询问欧洲的十八位记者对未来的局势有何看法，究竟会发生战争还是能够维持和平，并要求他们马上回复。他们在五个小时之内全部做了回复，每封回电都表示，9月的第一周，希特勒就会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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