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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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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通货膨胀成了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和普遍，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影响。国民党的执政能力由此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通货膨胀起到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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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当时政府与沿海城市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政府税收不足以支持战争的进行，政府开始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来弥补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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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了征收实物土地税、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强行向农民借粮等措施，但这些办法都不足以解决财政的收支矛盾。从1942年到1944年间，不包括银行贷款的政府收入只相当于政府全部支出的2/5到1/2，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支出。1945年，政府收入仅相当于支出的1/3。1938年之后，财政赤字几乎完全是由货币的增发弥补的。因此，从1937年到1945年8月1日，物价的平均水平上涨了超过2000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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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发货币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经济模式早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946年到1948年之间，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财政收支的差距一直没有得到弥补。同时，政府滥印钞票的做法不出所料走进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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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付出了惨重代价，而最初看来，这一政策似乎是解决其财务问题最方便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通货膨胀至少让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城市里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但他们既没有深入地分析其政治影响，也没有给出详细而明确的结论。他们只是指出，通货膨胀让中产阶级破产，国民党因此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倒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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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领取薪水的中产阶级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军官、文职政府职员。但这一部分人——除知识分子之外——是最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政治手段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的。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是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主体，该运动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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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提到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疏离以及他们反对政府和共产党作战是基于诸多考虑，并不仅仅因为通胀造成了他们自身的贫困。不仅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在国民党在战场上被击败之前，知识界事实上一直是支持国民党的。一般的军官和公务员也是如此。因此，想要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阶级支持之间完全无关或具有直接联系都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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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对“支持”这个词进行更具体的说明，我们将能更清楚地了解政府的损失。政府的损失包括，公务员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市民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工人、资本家、普通民众一再嘲笑政府的权威，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不愿配合政府的改革措施。即使政府表明某些措施对于对抗共产党是十分必要的，民众也没有改变不合作的态度。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公众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扭转恶化的经济形势，正是这种怀疑使国民党无法得到民众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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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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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把工人的骚动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直接联系起来。尽管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通货膨胀至少是政府无法控制工人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引发了工人不断的“反抗”，工人也由此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发动一场不受政府控制的运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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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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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27年取得了政权，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3]到1927年，在中国的工业中心已经有300万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因为害怕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并开始消除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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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公开地镇压工会。[4]此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国民党对所有的工会活动进行官方资助和监管。所有工会都由忠实于国民党的人而非工人管理。工会实际变成了“政府资助”的机构。1929年10月，政府出台了一部《工会法》，把所有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5]在工会和工厂内部，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往往会与工厂管理层合作，发展出多种分化和控制工人的方法。在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中，可能会根据工人区域或职业的不同成立几个不同的工会。一般采取的措施有，在一家企业中，体力劳动的工人与非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能加入同一个工会。工人有时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工资等级，等等。这些措施加剧了工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工人们更容易相互争斗，而不是反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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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罢工是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和他的门生陆京士将手下流氓组成所谓的“工会”，让他们顶替罢工工人的工作，从而破坏罢工。当其他手段无效时，政府就直接动用武力镇压罢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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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民党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到了地下。全国总工会一直坚持到1931年，共产党直到这一年才放弃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保持独立工会组织的尝试。[7]1927年之后，仍然不断有零星的罢工和劳资纠纷发生，一名观察家预测道：“一旦有机会，中国工人将证明他们仍能迅速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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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37年至1938年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这破坏了政府和工人的“特殊”关系。退到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还能通过特务机关头子戴笠和杜月笙与日占区的工人组织保持某种地下联系，但国民党控制工人的网络已被有效地打破了。此外，战争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得以重建或加强与日占区许多重要企业的地下联系。共产党在江苏南部和北部以及浙江东部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在上海的工厂发展起自己的地下组织。不仅如此，它还在华北和香港的工厂建立了类似的组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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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设法在内地维持它对工人的控制，并要求他们为抗战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国劳动协会——它更多地像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工会联盟——成立于1935年。日本入侵后，该协会跟随政府一起迁移到西南地区。1940年，该协会和所有的劳工事务都划归社会部管理。194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国家工会法》，再次强调了社会部对所有工会的控制。直到1946年，中国劳动协会仍然是官方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并且是得到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中国工人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工会的总人数据估计在60万到100万之间，这些工会在名义上也从属于中国劳动协会，这是抗战期间国共统一阵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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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时期：强硬方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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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重新接管了沿海城市，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人组织。但是，国民党的工人干部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任务，工人已经对国民党接收官员的种种劣行——我在第二章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强烈反应。从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数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发放足够的遣散费或进行工资调整。大多数罢工和停工都违反了官方制定的工会程序。官方程序规定，工人在举行任何形式的罢工之前，必须先告知政府己方的诉求，并请求调解或仲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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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重原因直接导致了劳动纠纷的迅速增加。正如前面提到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失业人数猛然增加了。随后的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失业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日本投降后，无论在内地还是沿海地区，商品价格在一个短时期内经历了大幅下跌。在重庆，从8月到10月，批发价格指数从179500（1937年的指数是100）下降到118417。在上海，按照以法币对伪币的官方汇率兑换的中国政府货币计算，批发价格指数从8月的43200下降到9月的34508。但到了11月，价格开始再次向上攀升，物价上涨在上海尤其迅速，在内地相对较慢。到12月，上海批发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88544。[11]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看不到尽头，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在日本人入侵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录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只有278起。1946年，仅上海一地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了1716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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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所有工厂，无论是公有还是私人的，都拒绝了工人调整工资的要求。上海市长宣布，如果工人的要求超出了当局的承受能力，就应当拒绝这些要求。他还威胁道，一旦工人的罢工违反“合法程序”，政府将使用武力。同时，政府开始重新采用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过的破坏罢工的办法（政府不久后就将这些办法用到了镇压学生运动上）。在当地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的配合下，暴力团伙对工人进行了有组织的袭击。官员们声称，是共产党唆使工人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共产党应为劳工骚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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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1946年1月举行的罢工，这表示此时工人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经极为恶劣了。电力公司解雇了一批积极活动的工人代表，1月23日，电力公司的三个主要部门大约3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工厂的这次解雇。罢工持续了9天，并扩展到上海几家最大的工厂和百货公司。1月31日，大批便衣警察和安全部队来到沪东工厂的大门——罢工开始后，工人们就占据了工厂。一群妇女开始在门外大喊，要她们的丈夫回家过农历新年。大门打开后，警察冲了进去，他们见人就打，许多工人被打伤了，剩下的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工人被迫同意接受调解，但他们切断了电力供应。这样，工人代表不得不和市政府社会局的调解员在烛光下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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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其他工人组织了一次支持电力公司罢工的抗议。2月4日，来自于上海40家工会——它们主要属于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和其他5个公共事业单位约100名的代表聚在一起，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表示声援。第二天，政府资助的上海总工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了类似的集合。来自超过70个不同企业和行业的200多名工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表示完全支持上海电力公司工人。上海总工会主席周学湘宣布，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的斗争为所有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希望上海其他工会能支持电力公司的工人，帮助他们取得斗争的胜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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