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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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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948年末和1949年，像储安平和王芸生这样终于决定前往解放区，或像张东荪这样继续在大学任职对胜利者表示欢迎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想的呢？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疑虑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不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他们也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事实上，他们一直主张自由主义，极力反对一党的统治。直到所有向自由让步的希望都破灭后，他们才投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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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新政权做出怎样的妥协？他们又预期自己会面对政府怎样的妥协？他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两件事的论述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是他们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概念和共产党对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反应。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某种形式的妥协对摧毁旧社会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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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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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内战期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这篇文章为共产党政策和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基础。由于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时期的宽容精神，毛泽东的著作得以公开出版，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也由此了解了毛泽东关于民主的看法。知识分子还意识到，不仅他们对共产党怀有疑虑，共产党对他们同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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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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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了一篇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在此后的10年里，这篇文章代表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并被频繁地引用和重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水平和政治观点，将他们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毛警告说，因为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个人主义、不切实际、优柔寡断的缺点，有些知识分子会退出革命，或变得消极，甚至敌视革命。他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但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警觉的，对中国的现状感到不满，并且时刻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因此他们能发挥重要的革命先锋作用，将群众与革命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列举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积极表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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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包含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总体概述中。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远期的目标，只有在摧毁旧的封建社会并一定程度地发展三民主义之后，这一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一起构成了新的过渡社会的“基本力量”。新的政府将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新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混合经济以及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整个新系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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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日本的战败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并将它作为党今后计划和任务的基础。“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写道，“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他指出，一些人对此抱有疑虑，他们担心，一旦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会和苏联一样，立即放弃它所宣称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毛泽东试图消除这种担心，他宣布：“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认为，与苏联的情况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制度适合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个长时期中，”将继续存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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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共产党战后的基本政策方针是团结、民主、和平，以及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呼吁立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联盟，该联盟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毛要求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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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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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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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了解新民主主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将对他们产生的具体影响。本节将对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更系统的阐述，其依据将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者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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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毛泽东警告党员，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要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毛反对采取“冒险政策”。他指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相反，对待知识分子，共产党“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要“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56]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内战期间，不仅有许多教师和学生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也几乎有同样多的师生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57]根据《观察》的一名记者从江苏南部发回的报道，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最大的失误是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错误政策，因此“这些人纷纷逃离了新四军控制的地区”。[58]同样，吴世昌承认，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不信任是他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信任导致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数量始终“极为有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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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统区逃到解放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周详细心的照顾。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不同，无论有多少人从他们占领的地区逃走，共产党从来没有将接待那些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视作一种政治包袱。通过报纸社论、电台宣传，以及许多毫无疑问更加隐蔽的方法，共产党表示他们欢迎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们的承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能在解放区免费住宿和学习，有时甚至能领到免费的衣物、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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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延安电台声称，华中、华北的大学和中学虽然不是学习的理想场所，但已经有数千名学生从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来到了这里。据说超过300名学生从北平和天津来到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日本投降后，几百名学生离开上海，来到苏北的共产党学校上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对中央政府对留在日占区的所谓“傀儡学生”的歧视政策极度失望，才来到解放区。[61]到1946年8月，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总共建立了14所大学和技术学校，学生总人数达到了6225名，其中许多人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62]共产党积极鼓励国统区的教授和讲师前往解放区，并让他们在解放区的学校中担任行政和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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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1947年底，在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一场广泛的克服“左”倾错误的运动之前，共产党试图团结和再教育知识分子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担心。1948年1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反“左”倾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他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冒险政策”的讲话。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新的城市政策中的某些问题。[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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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了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在这段被人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还提到了知识分子问题。任的观点和毛泽东基本相同，但他还特别提到了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任指出，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要摧毁封建主义，就拒绝所有与封建制度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很多学生，包括一些出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学生，都支持革命，而且并不反对土地改革。他们逐渐意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想要的民主的基本要素。任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在三到五年内，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国家需要大量的医生、农学家、会计员、各方面的专家、教师，以及铁路工程师。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员需要许多年，他们正是目前的解放区所急缺的。任强调使用现有人才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要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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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5日中共东北局发布的第一份针对知识分子的地区性指令明显反映了这段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和共产党其他同类型文件一样，这份指令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分子可能对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尽管他们有许多固有缺点。然而，在东北知识分子的处理问题上，仍然出现了两方面的失误。一方面，没有对那些日据时期的行政机关、工厂、矿山的管理人员以及得到新的共产党政府许可、继续任职的人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仍然坚持“贫雇农方针”。他们不仅将这一方针错误地应用到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还将它机械地照搬到学校和机关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而遭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对待。[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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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上述错误，东北局发布了七点指令。为了根除地主和富农思想、腐败以及官僚主义，中共所有单位和组织仍然会对其成员的阶级出身、思想、态度和工作作风进行调查。但“指令”规定，不应仅仅根据阶级出身而简单地判断一个人。有必要对来自地主和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和改造，但只要他们工作称职、不反对土地改革，就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而且，如果地主和富农的亲属具有进步思想，并愿意接受再教育，他们有资格进入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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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还规定，普通中学的学生需要参加思想改造计划，但中学不应拒绝招收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当时，在地区党组织控制的一些学校，的确有拒绝地主和富农子女入学的情况发生。不能因为阶级出身而解雇教师，除非他们反对土地改革或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样地，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之外，所有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只要承认过去的错误，都应该被允许继续原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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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知识分子被允许担任几乎所有县和县级以上的公共机构和政府单位的工作，但他们仍然不能进入乡村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农民协会——他们暂时被这两个部门排除在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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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召开的“五四”青年会议上，夏征农同志试图对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参加区和乡一级的工作进行解释，并向青年表达了歉意。他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刚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曾经或现在正是斗争的对象。如果我们让他们直接参与相关的工作，许多政策或许不会得到正确实施。他继续对年轻听众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你们。只要你们理解，个别的家庭被斗争是为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利益，只要你们坚定地支持土地改革并且不反对它，党和民主政府就仍然需要你们。[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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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秋，共产党在军事上出人意料的迅速成功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即它必须补充包括军事、行政、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大量基层干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态度因此变得更加明确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局于1948年9月29日颁布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指令充分反映了这种安抚政策。指令一开始就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我们抱有疑虑。这部分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不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作以及我们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为了消除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他们的缺点，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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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关利用会议、文学活动、报纸、官方声明、通知、小册子、漫画等方式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试图打消他们的疑虑。此外，共产党还开办了针对教师和学生的各种短期课程和培训班。这类课程一般持续三到四个月，内容以时事、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及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主。在进行这种培训时，当地干部要特别注意四点。首先，在各类培训班和干部学校中，不遵守纪律和散漫的态度是不允许出现的，自由主义与特殊主义也是必须避免的。第二，刚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会在食物、衣服和学习材料上受到优待。但负责培训工作的干部必须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以身作则，给知识分子以良好的影响。第三，要通过自由民主的工作作风使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他们的疑虑和担心。第四，在短期课程班中，主要依靠讨论会、辩论、墙报和各种形式的群众活动来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具体来说，在新解放的地区，对待知识分子时，应避免使用“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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