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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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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四章丨软弱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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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界局势在1942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在重庆，那一年的时光却是在茶馆里的流言蜚语和轶事奇谈中度过的。1942年，对中国人来说，除了日本人又侵占了一些新的地区，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英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很大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姿态，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境内的全部外国租界，而国统区内的英美人士几乎都有官方或军方身份，本就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但对中国来说，这毕竟标志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和不平等条约时代终于结束。然而，对于居住在重庆的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来说，这一变化却是令人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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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自己的一件带扣子的羊毛衫被人偷走了。她叫来了警察，而警察却把她喜爱的管事作为嫌疑人带走了，这令她狂怒不已。她说，如果是在以前有“领事裁判权”的日子里，即使这位管事真的有罪，警察也绝不敢不经她同意就抓人。她打算去见世界四强之一的元首——蒋委员长，把此事告诉他。蒋委员长也是重庆美以美教会的成员，她以为肯定能见到蒋介石。但她的一些朋友比较冷静，她们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小题大做，管事很可能会被警方宣布“企图逃跑时被击毙”。最后，她克制住自己，没有去找蒋委员长，管事最终被放了出来，但那件羊毛衫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就是在废除领事裁判权后，美国人和中国法律之间产生的第一次小小麻烦。丢了羊毛衫的女士像母鸡一样不断发出愤怒的咯咯声：“要是在从前，他们一定会立刻把羊毛衫归还给我。他们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最终，重庆的美国人接受了东方古国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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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一样，中国内地在1942年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仅仅有一阵流言说，国民党领导人在春末开始和日本人或南京伪政权对话，最终可能导致国民党加入轴心国一边，并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这种流言可能来自日本人，也可能是空穴来风。国民党发言人暗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得到盟国方面的援助，政府可能就要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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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一些时候，我认识了一些民盟人士，他们说：国民党人此时确实想向共产党开战，因此想和日本人讲和。虽然1942年民盟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他们宣称，民盟领导人正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斡旋，以防止国共合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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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看，可以肯定，当时国民党至少已经打通了和日本对话的渠道。国民党特务系统在上海和南京设有秘密电台，重庆的一些银行也和沦陷区的支行进行过无线电通信。秘密信使伪装成走私贩不断在前线两侧穿梭。甚至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当时中国邮政是中立的，可以在双方控制区之间传递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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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末，来自中国北方的旅行者报告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加强了，似乎为和谈传言提供了证据。在这一地区，只要日本人不对国民党过分紧逼，后者就会转过头来对付共产党。但是我认为，除非当时盟国对日本的侵略表示认可，并发出求和的信号，国民党不可能和日本人严肃地讨论媾和问题。蒋委员长太自负也太固执了，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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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人胜利了，然后国民党与其单独媾和，必将威胁蒋委员长在全中国的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日本人。但是，如果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显出颓势，蒋委员长的态度可能就会转变。与即将失败的对手谈判，挑拨它去对付自己的其他对手，用这种手段取利是十分符合蒋委员长的性格的。无论如何，国民党和日本人可能在和谈的流言，在当时确实使人们对前途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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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战时首都发生的咄咄怪事之一就是冷饮店和咖啡馆的衰亡与复兴。进入春季，重庆人以为日本人不会再轰炸重庆，战争逐渐远离。于是，各种饮食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部分是旧餐馆，门面油漆一新，室内摆上现代风格的桌椅。更多的设在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空地上，在这里搭起帐篷，用灯笼和花枝装饰一下就成了。这些饮食店出售冰激凌、咖啡、汽水、热茶和凉茶。虽然新生活运动禁止人们跳交际舞，但有几家咖啡馆却用留声机为顾客播放舞曲。另外一些咖啡馆还备有台球桌。在五六月，全城有两三百家这样的饮食店，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点缀着山城，里面挤满了前来享受的顾客。接着是酷热难当的盛夏，警察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将它们通通查封，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于是谣传四起，有的说是冷饮不卫生，也有的说是要禁绝小道消息和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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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有几家高级西式冷饮店和咖啡馆被允许复业。过了几天，警察再一次把它们关闭了。又过了不到一周，比较大众的茶馆复业，出售豆浆和其他本地点心。没过几天，茶馆同样又被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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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普通餐馆附设的咖啡馆和茶馆没有受到影响，照常开业，但很快也被迫关门。原来在西式食品店中一直出售的罐装咖啡豆和瓶装汽水现在也被禁止出售。最后，连沿街叫卖豆腐脑、橘子水和其他传统夏季饮食的小商贩也被统统赶走了。这一年夏季，重庆酷热异常，却没有任何合法的冷饮和小吃，大家只能从黑市上高价买到冰激凌和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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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当菊花在山城盛开时，所有的饮食店又开门营业了。与夏天的停业风波一样，恢复营业的过程也经过了几个令人费解的阶段。起初，在真正的冷饮店仍然关门时，家具和体育用品店里突然卖起了冰激凌。有些爱讲笑话的人说，这里卖的冰激凌卫生一些。接着，咖啡馆重新开张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用硬木条凳代替了软椅。又有爱讲笑话的人说，木凳太硬，“第五纵队”都是屁股娇嫩的家伙，坐不了，也就没法在咖啡馆中散布谣言了。我住的旅馆附近有座花园，以前出售8角钱法币一大杯的茶水，但重新开张时，茶水没有了，有的只是8元钱一小瓶的汽水。爱讲笑话的人说，“节约运动”已经彻底搞过一遍，现在不用再管了。一家叫“星星咖啡馆”的高级冷饮店在恢复营业时改名为“星星饭庄”，供应的冰激凌被列入“餐后甜点”，所以在端上冰激凌之前，必定先在桌上毫无必要地摆满杯盘碟碗、刀叉筷勺，以表示确实是在“餐后”。汽水则列入“汤类”，顾客们必须用汤勺来喝。人们只好带着无可奈何的苦笑，来接受这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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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以前也浮皮潦草地推行过“节约运动”，但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三周，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摆摆样子。但这次针对饮食店的禁令竟持续了近两个月，而且时松时紧，毫无规律，令人莫名其妙。小道消息给出了解释：起因是有一次蒋委员长驱车通过市区，看到市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帐篷和招牌下面挤满了游手好闲之徒，他认为，在战时首都出现这种场面，说明他统治下的黎民百姓对国家毫无责任感。蒋委员长大发脾气，一怒之下命令关闭所有的冷饮店、咖啡馆和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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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们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蒋委员长的禁令应该执行多长时间。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可以放松执行，小赚一笔。但是这一次，连警察们也拿不准是否可按惯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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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把这次禁令当作又一次“节约运动”的例行公事。他们首先允许高档冷饮店和咖啡馆恢复营业，因为它们给警察的贿赂最多，但大众茶馆的店主威胁说要把此事报告“最高当局”，于是警察就重新关闭了高档饮食店。接着，茶馆店主给警察送来了足够的贿赂，于是茶馆得以恢复营业。但这次轮到高档饮食店的经理发火了，因为警察第二次封店时并没有退还贿赂。于是，他们又威胁说要报告“最高当局”。警察不得不匆匆再次关闭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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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到处是尔虞我诈、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行为，在这种气氛中，饮食店和茶馆的经理们开始抱怨餐馆附属的小吃部、外卖窗口和其他仍然在出售点心的地方。警察自己也拿不准蒋委员长的心思，干脆就把一切有关行业都关了，甚至连街头叫卖豆腐脑和橘子水的小贩都统统撵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过了一段时间，警察们认为蒋委员长可能已经忘了那次发作，于是所有给警察上过供的饮食店都逐渐允许复业，但食品价格大大提高了，因为贿赂都包含在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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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个故事中讲蒋委员长的那一段是真实的。从此以后，每当我看到蒋委员长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态，直挺挺地坐在黑色大轿车后座上，在车队的簇拥下匆匆通过市区时，我都很想知道，蒋委员长本人对于重新开张、顾客盈门的饮食店会作何感想。他可以发布禁令，而为了照顾政府面子，人们通常也在表面上服从禁令，然而并不认真对待。蒋委员长即使亲眼看到禁令毫无效果，也不会承认人们没有执行他的禁令。因为那样是很丢面子的，不仅丢了部下的面子，更丢了他本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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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位中国朋友——他曾经对国民党寄予过希望——对我说的话。当时他伤心地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总是不断地制定一些明知行不通的愚蠢法令呢？这样做只能使政府仅剩的一点权威也丧失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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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就我所观察到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尽管说得动听，但绝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蒋委员长每半年总要对粮食囤积商进行一次谴责。在一次讲话中，蒋委员长说，政府将要“强制征购”地主的存粮，以缓解农民的公粮负担。当时的“粮食管制会议”大唱“平均负担”的调子，而且提出了“有粮出粮”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话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几个星期以后，四川省悄悄宣布了1942年谷物分配份额：从地主手中用“强制征购”的办法征收了7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万担；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公粮有9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300万担。这就是说，农民新增加的负担是地主的3倍。另外，对地主是采用“强制征购”的方式，虽然官价较低，但地主们总能获得些报酬。但对农民采用的是上交公粮的方式，农民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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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这种官样文章是专门做给海外人士特别是美国公众看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是由宋美龄为首的各界名流负责的“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当时因为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并切断了缅甸对印度的大米供应，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了饥荒，饿死大约200万人。当时中国的河南省也处于饥荒之中，其程度和孟加拉邦同样严重。由于河南省地处前线，没有什么外宾前往，身在重庆的国民党就不承认河南省发生了饥荒，而且禁止刊物报道。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河南饥荒救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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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怀疑在“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中有一些正人君子，也相信这个委员会能把从重庆的募捐所得送到加尔各答，拯救众多的印度饥民。但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国民党高级头面人物负责的。他们肯定了解在中国河南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故作姿态，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却对本国人民的苦难严加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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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新房子里，我接待了几位美国编辑。他们喜欢搞盲目崇拜，大力赞扬国民党当局在围困中仍然给予印度以同情的援助。中国报刊也大肆宣扬，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下了命令，也是因为某些中国人为此而陶醉。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援助的接受者，现在居然能援助其他国家，何其彰显“世界四强”的派头啊。这一方面鼓励了沙文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一片赞扬声中掩盖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两方面效果都是国民党所欢迎的。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帮助了多少挨饿的印度人，但我知道，它让许多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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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另一项表面功夫不那么沉重，就是敌侨集中营。早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就撤出了侨民，因此，只有数百名日本战俘被关在贵阳、宝鸡等内地城市的军人监狱中，但是在华西方盟国人士却不断提出应当妥善安置战俘和侨民，于是国民党就计划建立一所为西方敌侨设立的模范集中营。最终地点选在离重庆不远的北碚，外交部也开始为这个集中营搜罗囚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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